对当前经济工作，怎么看、怎么办?

张连起：减税降费促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田锦凡

　　为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稳就业、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稳外资、稳预期”的工作方向，并提出“研究推进大规模减税降费”，以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据悉，去年全国减税降费规模逾1.3万亿元，今年需完成近2万亿元。

　　“减税降费的根本目的是赋能经济增长，通过逆周期调节，确保宏观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还要赋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功能，确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7月25日，在贵州省政协举办的“中美经贸摩擦下的经济形势”专题报告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如是说。

　　身为经济专家、会计审计专家、资深注册会计师及人文会计的首倡者、践行者，他全面分析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系统梳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深入阐释中美经贸摩擦的来龙去脉，充分论证减税降费政策的特点优势、重要成果，为妥善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

“稳”固基 “进”强势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张连起表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认清我国长期向好的发展前景。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产业结构单一到百业兴旺……回望70年，我们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张连起举例说，2018年我国钢材产量11.1亿吨，比1949年增长8503倍;水泥产量22.1亿吨，增长3344倍;移动通信手持机、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达18亿台、3.1亿台。

　　今年以来，在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大环境下，我国主要指标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并好于预期。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同比增长6.3%，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有稳的基础、更有进的态势，长期向好大势不会发生改变。”张连起说。

　　从转型进程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改善。2015年以来，GDP增速连续16个季度稳定在6.5%-7%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回升，经济转型进程蹄疾步稳。

　　从结构调整看，近几年针对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中央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三大攻坚战，已在去产能、去杠杆、控债务、控地产、强环保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虽然短期产生一定阵痛、紧缩效应，但经济仍实现平稳增长，并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稳不是原地踏步，更不是简单重复过去的老路。”张连起认为，中国既要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稳中有变。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我国经济正呈现持续、加快优化的态势，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迈进。从产业结构看，创新驱动增强;从需求结构看，需求持续扩大——外需市场多元格局加快形成，内需代替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投资保持稳定，消费成为“顶梁柱”。

　　张连起表示，“变”主要体现为中美经贸争端长期化、复杂化。“当前我们遇到的中美经贸摩擦，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淬火’。一个绵延五千年文明的大国，有着愈挫愈奋的韧性。”

　　变中有忧。一方面是世界多极化加速，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演变，大国关系面临深度调整;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机遇，就蕴含在危与机同生并存的变局中。

　　从国内看，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仍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结构性矛盾交织、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的影响依然存在，化解多年积累深层次矛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这些“忧”，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闯过的关口。

　　“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着眼长期大势，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抽丝剥茧抓住主要矛盾，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张连起说。

稳住预期 增强信心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4%，减税降费效果持续彰显。从主要收入项目情况看，国内增值税累计35570亿元、同比增长5.9%，比去年同期回落10.7个百分点。去年5月以来，增值税实施两轮深化改革，受降低增值税税率政策翘尾、今年增值税新增减税影响，减税效果进一步放大。

　　张连起认为，在减税这道“大餐”中，深化增值税改革是“主菜”。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着力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市场活力的“乘法”。去年“减负”约1.3万亿元，对降低企业负担、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连起分析称，今年与过去几年相比，大减税具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方式上从结构性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过去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多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制定，选择性较强。比如，扩大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比例、针对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及所得税减免等，均有具体适用的行业、企业类别。而今年减税是普惠的，只需符合小微企业的5条标准、交增值税或社保费，不分行业、所有制及大小，都能从中受益。这就极大扩展了减税降费受益面，使之成为一项全面、综合性强的宏观政策，对所有大小企业都将产生影响。

　　二是力度上从“挤牙膏”转向一步到位。今年增值税下降3个百分点，远超社会预期。社保方面，广东、浙江等省的养老保险费率虽已执行较低标准，但全国大部分省区的养老保险费率仍为19%，如今“各省可将养老保险费率下调到16%”，相当于下调3个百分点，力度同样超预期。因增值税、社保费是当下企业税费负担的主要方面，故这一针对主要负担所进行的大幅调整，政策精准度极高、瞄准性极强，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今年减税还是“一揽子”政策，不仅涉及企业，也包括个人、家庭;不仅包括增值税、社保费，也包括公路通行费、电价、融资成本等企业负担下调，无疑是一个全方位的减税降费“大礼包”。

　　三是从“单骑深入”到“集团军作战”。中央政府在筹划此轮大减税时，已同步形成应对财政减收的综合性方案：将赤字率从去年的2.6%提高到2.8%，绝对数值为2.76万亿元，比去年增加3800亿元;将地方专项债券扩大到2.15万亿元，比去年的1.35万亿元净增8000亿元;提高特定中央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盘活长期沉淀资金。

　　“可以看出，与前几年减税降费的‘单骑深入’相比，今年围绕大减税形成了一种‘集团军作战’的格局。在减税减收的同时，增发债务、压缩支出分别从旁策应，还积极调动、盘活财政存量资源。”张连起表示，年内围绕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还会有大动作，如基本划清各个领域事权的支出责任范围、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等。

中美经贸摩擦是“淬火”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显示，中美互加关税后，洗衣机平均价格上升12%，烘干机等相关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升。美国服装和鞋业协会预估，若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一个4口之家每年的衣服、鞋子等花费或会增加500美元;美国贸易顾问公司估算，中美贸易摩擦令美国家庭年均开支增加2300美元。换言之，美国消费者面临失去购买质优价廉商品的机会。

　　中美贸易摩擦，被视为当前“突出的下行风险”。张连起就此表示，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面临多年少见之考验。近期，有关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外迁的报道及“唱衰”中国制造业的论调甚嚣。

　　“关于制造业外迁问题，我做过专项调研。”他说，随着产业分工及布局深度调整，有的制造企业考虑要素价格变化情况，向劳动力、环保等成本较低的地方转移;有的则基于自身发展战略之需，主动开拓国际市场;亦有少数企业为规避中美经贸摩擦，“洗产地”去越南等地，但多是中低端且数量不大，对就业、产业链等方面的影响总体可控。

　　“企业外迁不是说搬就搬，要考虑运营成本、产业工人、供应链配套、交通运输等因素影响。受综合成本制约外迁的，比如到越南北部制鞋、服装等，原材料、半成品等产业链还在中国。相信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见效，绝大多数企业会继续留在国内深耕发展，也会有更多企业来中国投资兴业、谋求新的更大发展。”张连起说。

　　减税降费对解决中美经贸摩擦有何作用?他表示，减税可有效对冲美国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中国可提出对相关企业的相关商品实行同幅度减税，以有效降低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价格，有效应对美国贸易战;还可通过对美国商品征税补上减税的资金缺口。

　　“减税是一箭多雕之举。”张连起说，我国推行减税政策不仅可有效应对当前的贸易冲突，还能向社会释放重要信号，即中国将更重视通过减税来应对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他据此建议，当前应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投资、消费苗头性问题，化解面临的最大风险点，精准发力、定向施策。一是让减税降费等积极财政政策落地生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二是坚持就业优先政策惠民生;三是妥善处理、管控外部风险的负面影响;四是加快实施专项地方债支持的基建项目。

　　张连起认为，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挖掘新动能，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积极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逆周期政策仍应适当加强，积极财政政策需有预案，优化财政支出方向，在结构上疏通向实体经济传导机制;鼓励国企、央企创投基金投入创新创业初期阶段项目，发挥政府杠杆撬动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合规合法投入相关国计民生产业;有效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在国际竞争战略中树立全球视野，进一步加强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扩大国际合作、构建双赢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