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战时期的难民经历

□程天赋 口述 李金顺 笔录整理

　　从1938年1月到1944年12月，我经历了整整7年的抗日战争难民生活，在童年的时光中，留下的全是血与泪的回忆。

　　一

　　我祖籍安徽凤阳，住在府城鼓楼南大街。家庭以教书、卖字为业，祖父曾点过晚清贡生，伯父1937年时就读北京大学先修班，父母亲分别毕业于当地师范学校和桑蚕(职业)学校，叔叔则不爱读书，从小沉醉于中华武术，家庭算得上当地小有名气的书香门第。1935年我出生后，一家人视若珍宝，从咿呀学语就开始进行文化熏陶，2岁多时就已经认识二三百字了。爷爷每天在室内阅读朗诵唐诗宋词，奶奶踮着小脚忙活家务，母亲则细心照料我成长。一时生活真的是其乐融融，恬淡平静。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难当头，男儿报国，大伯投笔从戎，父亲考入中央军校，毕业后当了学兵连连长，叔叔凭借一身武艺成为西北军的一名排长，只有爷爷领着奶奶、妈妈和我在家度日。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整日炮声像打雷一样，路过的逃难人群一拨接着一拨，纷纷诉说日寇疯狂暴行，烧杀抢掠，奸淫荼毒，无恶不作，不仅杀人，而且吃人肉喝人血。凤阳已经不可能再住下去了。

　　1938年元月的一天，正是严冬腊月雨雪交加，寒风刺骨，爷爷带着缠着小脚的奶奶、怀有身孕的母亲和不满3岁的我徒步到凤阳城西15公里的门台子站乘坐火车。央求亲友几经周折，总算扒上了一列闷罐车。那时的闷罐车既无照明，也没供水;既不通风，也无通道和任何生活设施，夏天酷热，冬天冰冷，铁门一关，黑暗闷臭和关牛马猪羊圈舍没什么区别。我们一家和众多的逃难人，拥挤在里面，既不知火车开了多久，也不清楚停靠了什么车站。车子停停走走，走走停停，经蚌埠，过徐州，转开封、郑州，好不容易终于到了武汉。

　　难民逃难，为的是不当亡国奴，不作日寇奴隶，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躲避战乱。对于千辛万苦逃到武汉的人来说，这里只是一个临时的栖身之地。我们来到位于城郊结合部的“难民收容所”，登记之后，住进了用芦席搭成的棚屋，算是有了一个临时的栖息地。

　　在“难民收容所”里，按规定“给养大口每人每日3元，八岁以下者2元”，实际上一天供应两餐稀饭。我们每天拿着瓜瓢排队去领稀饭，勉强不会饿死。

　　这里的每一天都是在极度惊恐不安的状态中度过的。日本飞机从早到晚不停轰炸，凄厉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空袭警报漫长，紧急警报急促，解除警报低缓。每次空袭警报响起，特别是紧急警报响起，日本飞机已经飞到了头顶上。爷爷抱着我跑出去躲空袭，奶奶和母亲走不动，只好把被子放在桌子上，然后钻在桌子底下。明知没有什么作用，听天由命，只不过在心理上总算有些安慰。每次轰炸后，总是死伤枕藉、哭号四起。

　　由于营养不良，生活条件艰苦，缺医无药，难民中生病的人很多。据1938年7月26日至8月25日统计，仅汉口市就死亡难民29人，约占当时难民总数的1%。我的妹妹恰在此时降生到人间。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生下来就是哭，没有奶吃，卫生环境又极差，一天到晚哭个不停。艰难的生活，动荡的环境，过度的惊吓，不到半年这个妹妹就夭折了。

　　难民的一个重要苦处是非人遭际，无人任何关怀照应，饱受迁徙动荡之苦。从我们到武汉那天起，政府就只是劝告人们早日疏散。国民政府“迫切要求所有的老幼妇孺，以及原想逗留在武汉的人民，赶快设法离开武汉地区。乡下有家的，回乡下去，其他地方有亲戚朋友的，就到其他地方投靠去。”“自即日起，将最近新由战乱来鄂的难民，随到随时疏散，发给口粮救济，原有收容各所难民，亦即时加以疏散，以策安全。”这种冷漠待遇，加之强行迁徙爷爷只好带着我们继续向南奔逃。

　　二

　　在南逃的路上，天上的日寇飞机整日像乌鸦一样，盘旋在天空随时进行轰炸扫射。眼看着房屋烧毁，人被炸死，国民政府毫无还手之力，也没有什么组织安排。我们只好经长沙，过衡阳，考虑到县城目标小被炸的机会要少一些，便躲到了湖南祁阳县。

　　祁阳的难民营更没人管，登记之后就像猪牛一样关在那里，而且敌机也时常来轰炸。当地好心人劝我们到祁阳和邵阳之间古驿边上的文明铺去落脚。

　　文明铺是一个古镇，民风淳朴，相传因明朝时一位姓文的老人文明经商，和善待人而成名。当时那里一些大户人家已经外出逃离，租住房子相当方便，甚至不要租金。于是，我家四口人就迁到文明铺，借住在一家地主的祠堂里，暂时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

　　在文明镇，家里开始跟逃难的同乡学做一点小生意，经营烟叶、烟丝和香烟作为日常生活的补充。经营之余，爷爷有意识教我读书认字。他说：“孩子，你的命也好也不好，天天跑反，上不了学读不了书，只好在家教你。”于是，经常让我读诵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小孩子贪玩总想跑出去。于是有时候，还把我绑在椅子上，不会背诵不准下来。爷爷随身带着几本三国演义等古书，也是我经常的必读课。甚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盒里的水浒人物卡片，也成了我学习认字的好教材。

　　1943年春，当地小学招生，爷爷决定送我上学。凭着家教的基础，我一下子考取了初小四年级。

　　在学校，孩子们都喊我“难民崽”，时时、处处、事事都受到歧视，但我毫不在意，一心只想努力学习，长大了好去抗击日寇，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结束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学校的历史老师和音乐老师教得非常好。历史老师讲述近代史，每每说到鸦片战争、马关条约，说到中国百年来受的屈辱，忍不住大哭起来。老师在上面哭，我们在下面哭，整个教室里哭成一团。音乐老师教我们唱流亡三部曲，每一次都是眼泪汪汪的。虽然在这个学校时间不长，从初小四年级到高小五上不过三个学期，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直到现在，每逢听到流亡三部曲，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我依然禁不住流下泪水。

　　1941年6月中条山战役失利后，国民党军队四处溃散，有的直接退伍。有一天，我家里来了一位头戴斗笠的中年男子，爷爷开门一看，惊喜地叫了起来：“景湘回来了!”原来是我的父亲回到了家中。那时候，他已经是上尉连长，部队被打散后无人重新组织，只好自行退伍。童年的我多年未见父亲，所以根本就不认识，很长的一段时间，也不曾喊过“爸爸”。

　　父亲回来后，家境并没有多少改善。一年后，我的弟弟出生了。因为环境艰难，他患了肺炎，高烧不退，缺医无药，三四天后便离开了人世。每想起夭折的妹妹和弟弟，我心里就像刀绞一样难受。国破山河碎，世乱人命贱，人人自身难保，哪里有孩子的活命之地呀!

　　三

　　1944年6月长沙失守，8月日军占领衡阳，战火又迫近了，我们一家只好离开暂时栖身的文明铺，随难民一起逃到桂林，住进七星岩附近的一个难民收容所。

　　这里的难民收容所条件更差，不仅生活条件差，而且天天当地来搜查、讯问限制行动自由，不准进城外出，仿佛我们这些难民不是中国人一样。这期间，伯父、叔叔也回来了。还先后草草地成了家，全家人总算得以团聚。

　　在七星岩难民收容所住了两三个月，日寇铁蹄继续南侵，我们不得不继续逃难。逃难前爷爷开了个家庭会，说明从此全家一分为三。他说：“你们都回来了也都有了家，人多了，长期在一起，困难多，不方便，回来就要各自尽职尽责。”并要求条件好一些的伯父带奶奶走，条件差一些的叔叔自己管好自己的家庭。然后指着我父亲说：“我跟你们走。”

　　家庭会后，伯父买车票直接去了重庆，叔叔则逃到遵义，(后来也去了重庆)从此父亲带着爷爷、母亲和我开始了更艰难的逃难历程。

　　按照父亲的安排，我们一家四口从桂林扒火车经柳州向贵州方向逃难。扒火车非常拥挤也非常危险。且不说车厢里人挤人，老弱妇幼根本挤不进去，车顶上坐满了人，就连车厢底下轮子上面的架子上也棚了木棍，人勉强钻进去。火车简直是爬行，每小时不过10来公里，没有煤就烧枕木，开一站，算一站，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

　　经过千辛万苦，列车总算抵达了金城江车站。车站上堆满了通过史迪威公路运来的抗战物资，有汽油、轮胎，也有崭新的枪械和军用及生活物资。根据焦土抗战的指令，这些东西在撤退时全部被炸毁，就连铁路、火车也要炸掉。炸毁时，国民政府有关人员对难民说：“你们赶快疏散，日本人的便衣马上来了!”实际上，后来知道当时大约只有四千多人一支日军策应部队正在沿黔桂铁路准备向贵州一带进攻。

　　铁路被炸了，火车被炸了。父亲无奈地说：“往前走就只好走路了，把拿不动的衣服用品全部卖掉丢掉吧!”于是，我们卖掉丢光了所有能卖能丢的东西，和众多的难民们一起沿着铁路向贵州方向逃去。

　　真是祸不单行。天擦黑时，我们走到六甲车站，见一列火车停着。父亲扒了上去，想找点绳子木棒之类的东西。谁知一头栽了下来，当即头破血流。母亲急忙抱着父亲，简单进行了包扎。他伤势很重，头脸都肿得厉害，只能在母亲搀扶下缓慢前行。

　　人多弯大，铁路越来越难走，到南丹后只好和公路上的难民们汇合。公路上难民更多，就像现在电影院散场时那样。人潮涌动，大家只管跟着前面的人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饿了，母亲像别人一样，偷偷到路旁的死牛死马身上割一块肉，用脸盆煮煮充饥。我看到路旁田里有撒下的稻谷，就急忙跑过去，扫了一些，放在脸盆里用火焙一焙，揉搓后放在口里吃。有些饿极的人甚至不用火烧，直接嚼嚼吞了下去。有的老人走不动了，怕连累子女，哭着对他们说：“不要管我们了，自己逃个活命吧!”家人们只好在老人跟前跪下来，磕个头，哭喊着流着眼泪离去。有些小孩子怕被大人丢掉，哭闹着：“我自己走，不要丢掉我呀!”真是生离死别，惨绝人寰。

　　白天走，晚上走，人又累又饿，腿像灌了铅一样实在迈不起来。有天夜里，走到一个小镇上，见街道两边、路上躺的都是人，爷爷说：我们也休息一下。于是我们找了个避风的角落倒头便睡。天亮起来一看，哎呀，原来周围全部是死人，我们是睡在死人堆里。这地方叫“六寨”，与贵州麻尾相邻，刚刚被飞机轰炸过。街上的房屋全被烧光，被炸死的人到处都是。有的人半截身子不见了，有的肚子被炸开，肠子流出来，花花绿绿的，惨不忍睹。有的人被烧死，缩得像猴子一样，只剩下一个骷髅架子。后来才知道，这是盟军飞机误把六寨当成六甲，把难民人群当成了日军，在1944年11月25日下午1时轰炸了六寨，致使上万难民丧生。由于我们晚到两天，才侥幸躲过了这一劫。

　　四

　　我们不敢在六寨停留，只好坚持向前走去。进入贵州，过了麻尾走到下司街上，见几个难民在卖油炸粑，也不知从那里弄来的原料。爷爷说：“太饿了，给每个人买一个吧!”按照爷爷的吩咐，父亲就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个。谁知一个油炸粑还没吃完，后面就骚动起来，一些人拼命呼喊：“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不敢回头，只顾随着人流快步往前奔走。

　　一会儿，鬼子的骑兵过来了。前面有几个汉奸开道，大声喊叫：“老乡们不要怕，皇军是来救我们的，不要乱跑，你们都要坐下来!”看到日寇骑兵，有的人匆往两边跑去。日本鬼子一枪一个，跑的人应声倒毙。离得近的，鬼子用马刀从肩胛斜劈下去，身上留下一条血痕，人已经死了。

　　骑兵过去，步兵来了。他们只要看到头上有一道军帽压痕的，手上有老茧的，统统一刺刀挑死。有几个日本鬼子在汉奸带领下走到我们跟前。我父亲因为摔伤脸肿，又穿了一件从死人身上脱下来的灰大衣，一个日本鬼子突然挺起刺刀就要向他刺去。我母亲反应快，一下子爬起来挡在父亲胸前，大声说：“他是好人，是病人得了传染病!”鬼子听说是传染病，就把目光转移到我的身上。我虽然不到10岁，但个头较高，头发多天不理，也显得比较长。那日本兵就上前摸我的喉结。摸了一会儿，看是个男孩，也就放过了。

　　处在日军的包围当中，难民们生活更为艰难。白天，偷偷地从公路上被飞机炸死的死牛烂马身上割点皮、肉用脸盆煮来充饥，一被鬼子发现便马上走过来把汤倒掉，把肉拿走。晚上下着小雨，难民们只好把路边稻草拉来堆在身上取暖。那几天除了日本鬼子，还有土匪的滋扰。有一天天刚亮，突然来了二三十个拿着刀枪棍棒的人，硬逼着一百多个难民把身上的衣服扒下来，把值钱的东西全部交出来。到后来我们身上只剩下一两件单衣，夹裤，冰天雪地里，凄冷难挨，只好从死人身上去找衣服穿。

　　几天后，日寇往广西撤退了，我们离开下司，往独山走去，走到望城坡，第一次看到一支国民党军队，一个骑马的军官在队伍中，我们听到一个士兵喊道：“报告王营长!”父亲抬头看看，似曾相识，于是高叫一声“王本富!”那位王营长回头一看，惊讶道：“是景湘兄，怎么会如此呀?”接着遗憾地说：“对不起你了，军务在身，没法叙旧。”然后走到我跟前，掏出20万元法币：“这是令郎吧，叔叔也没什么东西，这点钱就送给你。”说完就上马走了(父亲后来向我们解释：这人是他军校时的同学)，靠着这20万元的资助，我们才得以勉强维持着一段生活。

　　到达独山时，县城已经被全部烧毁，还处处有余火浓烟。我家在“八角亭”附近找了一个旧烂道班房栖身。爷爷歪在一个角，父母和我占一个角，像牲畜一样蜷伏着。

　　见独山满目疮痍，父亲决定全家继续向都匀走去。出城后一路上目光所及，到处都是死尸。有的身上根本连一点伤痕都没有，还不知是怎么死的。我们从深河桥下走过去，一直到了墨冲。墨冲街上贴着布告，说是奉上司命令，前面不再设立难民收容机构。没有了收容机构，我们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无依无靠，当地人说话也听不懂。父亲不敢继续往前走，决定重回独山。于是在街上买了一捆牛皮菜，加水煮吃了一餐，权且充饥，便原路返回。

　　1944年12月，又经过两天的跋涉，我们再次回到独山，找到原来居住的道班房，继续住了下来。这时人慢慢地多了，市面上开始做生意的多了起来。父母靠给人帮工维持生活，我则整天挖野菜拾柴火，收集些别人遗弃的衣物，过起了劫后余生的日子。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又沿着逃难来时的路径返回了故乡。

　　虽然已经过去整整七十年了，这段苦难的经历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祖国受难，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家庭颠沛流离，骨肉流亡，亲人失散。我们受够了民族的屈辱，家庭的苦难，痛定思痛，一个国家、民族，要么复兴，要么灭亡。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惨痛的教训，珍惜当今大好时光，戮力同心，奋发图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复兴我中华民族，繁荣我社会经济，强大我国防力量，让我堂堂中华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程天赋、李金顺系省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