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赤水东门“马路会议”

□王大勇

题 记：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前夕，赤水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红军战略转移行动，发动广大党员、团员及进步群众在赤水城乡部分地区张贴和散发《告赤水人民书》《警告侯之担书》等标语和传单，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开展策反地方军阀侯之担部、筹划武装起义等一系列斗争。在此期间，赤水地下党组织为推动革命工作，在城区东门马路上召开了一场“马路会议”。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而鲜为人知，本人特将相关史料收集编撰此文，供参考。

1934年秋，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前夕，中共赤水特支按照上级党组织安排，为了揭露反动当局对红军的诬蔑宣传，配合红军行动，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在赤水县城乡部分地区张贴和散发《告赤水人民书》《警告侯之担书》等标语和传单。通过反复考察，为安全起见，时任中共赤水特支书记杨大庸选择省立二中学生郗仁永寄宿房为党组织的活动地点。

同年9月的一天中午，杨大庸对郗仁永说：红军已经进入贵州，上级决定，要组织武装暴动，迎接红军，有几位上级组织同志要来赤水领导工作，你的住处作为办公地点。第二天，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川黔边特区书记李亚群等同志来到郗仁永寄宿房，传达上级党组织工作指示：充分利用党的外围组织“反帝联盟小组”开展革命活动，在赤水兵工厂工人、各学校学生和市民中广泛宣传红军；并对侯之担部队进行策反工作，准备以武装暴动配合红军行动。第三天，黄汝怀、向天宝等人来到郗仁永寄宿房制作油印宣传品。第四天，向天宝召集周光德、李德民、赵世咸、匡均平、郗仁永等“抗日救国会”成员，在东门马路上以练武术为掩护召开秘密会议。向天宝在会上讲话说，形势很好，红军已经进入贵州，胜利就在眼前。但不能坐等胜利，要加强战斗，用武装暴动来配合红军的行动，让帝国主义和军阀统统滚蛋，建立劳苦民众的苏维埃政权。这样，天下就是广大劳苦民众的了。不要怕，要勇敢战斗。这次暴动力量很大，城里各个工厂有数以百计工人和党员同志；泸县、五通到赤水一带的“精选队”（即国民党地方武装）都由地下党的同志掌握，或由党组织的外围所控制；部分侯之担驻城部队，到时候也由地下党控制。时不待人，要做很多工作，要把起义声势造大，越大越好；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把反动气焰镇压下去，孤立国民党反动派，然后歼灭。接着，由杨大庸向到会青年学生布置了印发张贴油印宣传品的任务。

翌日晚，杨大庸将宣传品、资料交郗仁永等人。宣传品主要有：《告赤水人民书》《警告侯之担》和警告国民党驻赤特派员等人的信，以及“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热烈欢迎中国工农红军”“白军弟兄不打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标语。

东门“马路会议”后的第三天早晨，县城到处出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标语和传单，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县城群众看到标语，反响很大。侯之担等人看到警告信，惊慌异常，派遣武装人员沿街警戒，满城设岗，并且出动反动军队开展邮检，四处搜捕中共党员、少共团员。侯之担的军队在复兴少共支部书记陈芳型处搜出革命传单、标语，从而将陈芳型逮捕。

次日早上，侯之担的侍从官陆国才匆匆跑到赤水乡村师范学校对学校学生、杨大庸的好友向昌说：“复兴场陈芳型被抓了，家都被抄了，并搜去了文件，请转告杨大庸，让其立即转移。”说完匆匆离开学校。向昌立即通知杨大庸转移。杨大庸身无半文，向昌把身上仅有的6角钱（3个银毫子）给杨大庸，杨大庸立即离开学校。杨大庸出校不久，学校被侯之担军部手枪连包围，10余个士兵冲进学校抓捕杨大庸。因杨大庸撤离而把邹光德、冉华新、陈永芳抓走。

在这次反对军阀侯之担的斗争中，兵工厂工人遭到残酷镇压，部分工人被开除，有的遭到杀害。随后，黄振华（1916-1934，又名建中，女，赤水县城人。早年参加了“读书会，“并在《少年大众》上发表散文，还经常写诗揭露军阀、政府的罪行）、黄振声（1918-1937，赤水县城人， 1928年参加“少共”组织，1931年冬参加“流波社”）等16名党员、团员和外围群众先后被捕。这一时期，赤水面临白色恐怖，革命形势非常紧张，中共赤水特支书记杨大庸得密报脱险撤离，赤水兵工厂支部书记罗奕云转移。黄振华被捕后受尽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毅然剖腹自杀，年仅18岁。黄振声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折磨成疾，后经营救出狱。其时病已严重，医治无效，于1937年去世。赤水地区党员、团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被迫终止组织活动，转入秘密斗争。

此次以策反军阀侯之担部为主要目的的革命斗争，因对当时的情况判断失误，过早地散发《告赤水民众书》《警告侯之担》等传单而引起当局注意，军阀侯之担出动军队、警察进行镇压而失败。但这次斗争，锻炼了中共党员、少共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影响了民众，打击了国民党和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扩大了党在赤水县及毗邻地区的阶级基础，为党在川黔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后来建立红军游击队奠定了群众基础。

 （作者单位：赤水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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