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水河水运的历史影响

□周超南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一级支流。秦汉前，已经是巴渝通往夜郎至南越的一条重要商道。“秦初，常頞略通五尺道，开辟从巴符关（合江县）入赤水河，经鄨邑的道路”（《遵义市志》）。汉建元六年（前135），中郎将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史记·西南夷列传》），从四川合江县入赤水河出使夜郎。在今赤水河支流习水河上游三岔河的岩壁上，仍存有东汉时期镌刻的一幅舟船图像和文字，说明当地居民开始利用赤水河“以通舟楫”。南朝建兴二年（314），李雄据蜀，曾派太守侯馥在赤水河“抚恤蛮僚，修缮舟舰”（《贵州航运史》），说明水运已经很发达了。

唐宋时期，赤水河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南宋后期，因防御蒙古军队的需要，赤水河充当军事往来通道。明清以来，随着贵州设省及改土归流的推进，从皇木转运、黔铅滇铜京运到川盐入黔等国家和生活物源的调配，赤水河开发的进程加快。至清乾隆八年（1743）贵州总督张广泗浚治赤水河道之后，赤水河运盐量居乌江、綦江、永宁河之首，带动了流域各民族经济生活发展的多样性，以致后来对新文化和革命思想的传播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赤水河道整治后，川盐大量入黔，沿河流域竹、木等大宗木材随载盐之船或扎成木筏、竹筏进入长江进行贸易；农副产品、珍稀药材则进入发达的沿河场镇交易。这时还引进了养蚕业，据《遵义府志》载，道光年间，养蚕业“使遵义视全黔为独饶。”这一时期，赤水河水运促进了贵州境内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

围绕盐运业，各种就业形式得以丰富，出现了船户、纤夫、背夫（负盐人）、码头工人、造船工人，以及商号、盐号等行业。饭店、酒楼、客栈、商店、酒馆、茶馆、京果铺、糖食铺、豆油铺、卖米摊贩等诸多的服务行业遍布仁怀县城（今赤水市）和沿河场镇。以抗战期间为例，赤水河合江至二郎滩段的船员、桡夫、纤夫被列入水运技术人员之列的工人达13379人。由此可以看出，赤水河水运吸收了大量劳动力，拓宽了百姓的就业渠道。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白酒产业渐兴。乾隆年间，茅台酿造的“茅台春”酒已非常有名。南宋端平三年（1234），袁世盟率领以江西军为主的南宋军队进驻赤水河流域，将江西的米醋、白醋制作工艺引进赤水。清嘉庆五年（1800），四川富顺商人张容斋来到仁怀，他根据赤水地区的气候特点，改进工艺酿造出风味独特的赤水晒醋，享誉川南黔北。

赤水河沿岸盐运所经之处，行旅畅通，商贾云集，贸易频繁。为便于物品的交换互通，逐渐形成如茅台、太平渡、元厚、丙安、复兴、车辋等沿河固定的贸易场所。这个时期，建筑业得到较快发展，如在仁怀县城区就建有“九宫十八庙”，各场镇也建有江西会馆、两湖会馆、四川会馆、广东会馆等。在沿河流域，富户们建造的豪门大院，空前一时。

随着水运的繁荣，赤水河流域与水运相关的民风民俗也随之兴起。船夫为祈祷运输平安，每逢端午节，都会举行划龙舟、拉“旱船”“草鞋船”等大型表演活动。农历六月初六，赤水至猿猴河段盐船帮、赤水至合江段盐船帮、民船帮、盐帮、木帮、米帮成员会举行祭祀镇江龙王活动。也正是基于此通过行船实践，赤水河流域形成了声音高亢、风格独特的“船工号子”，极富地方色彩。

盐运使楚、蜀、闽、粤等商民涌入赤水，各地交流交往的深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等沟通互鉴，使原本不适应发展要求的生活方式得以转变。到清嘉庆以后，民族构成逆转，形成了赤水河沿线从“夷多汉少”到“汉多夷少”的民族分布格局。官学的设立和民间私塾的兴起，为培育地方人才提供了条件。清初，仁怀县年仅二十二岁的郑之侨成为清代遵义府入翰林院第一人。

赤水河水运进入长江后，通江达海，为拓宽人们的视野打开了方便之门，信息和新文化新思想加快进入，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外出求学的学子日益增多。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赤水葫市人谢灵阶留学日本；1919年5月4日，赤水县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青年谢绍敏，血书“还我青岛”，掀起了“五四运动”高潮。1927年，中共党员梁业广等人在川南特委的安排下，秘密进入赤水县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29年，在贵州省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委员会”，等等。

目前，快速发展的陆运交通几乎替代了赤水河水运交通，但水运历史文化仍有其特殊意义。作为母亲河，赤水河是流域内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尤需用心呵护。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为我们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宝库和活水源头，更需要进一步保护好赤水河，弘扬四渡赤水精神，当好时代答卷人。当下，赤水河流域绿意盎然，发展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好，以酒业、竹业、旅游业为主的产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闪耀着盛世的光芒，正以崭新姿态承接新使命、踏上新征程。

 （作者单位：赤水市政协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