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的读书生活

——第27个“世界读书日”专访叶辛、顾久

□本报记者　万里燕　王吟

编者按：

　　每年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其全称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于1995年正式设立,旨在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保护知识产权。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读书，能够启迪智慧，洗涤心灵，充实人生，在仰望星空浩瀚的同时，也能审视自身的渺小。

　　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著名作家叶辛先生和著名学者顾久先生，希望通过他们畅谈自己的读书人生，让广大读者能从中找到阅读的动力和意义。

让书籍常伴你的生活。

——叶辛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笔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曾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花》《海上文坛》等杂志主编。著有多部著作，其中《高高的苗岭》被改编成电影《火娃》全国上映，《蹉跎岁月》《孽债》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在全国热播。

　　记者： 1969年至1979年，叶辛先生作为上海知青，在贵州修文插队，十年的时间里，您是怎样读书的?有哪些书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叶辛： 1969年3月31日，是很多上海知青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也是我一生铭记的日子。在那天，我与一批知青离开上海，前往贵州插队。

　　当时，虽然知青随身携带的物品不受限制，但在那个物质生活普遍匮乏的年代，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大家也没多少东西好带。在其中，我的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因为特别重，十分引人注意。4月4号，卡车把我们送到公路边，离最终目的地还有三公里多路。那时候的贵州不像现在的交通这么好，车子进不去，只有靠走。老乡来接我们，帮我们拿行李，很好奇什么东西这么重。到了地方我打开箱子，全是书!老乡就笑着说，这两个箱子最重，还猜你家一定很有钱，原来是个书呆子。

　　这两箱书是我在离开上海前精心挑选的。那时候我喜欢读小说，选了很多巴尔扎克和屠格涅夫的书，其中最喜欢的是《父与子》和《前夜》，还有泰戈尔的《沉船》，我也非常喜欢。

　　在插队期间，一有时间，我就读书。当时带的这两箱书，其实在上海的时候都读过，但是每次重温，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萌生了写作的愿望。于是我把这些重温过无数遍的书又细细再读，一行一行的琢磨，这些文字是怎么写出来的。比如我读高尔基的《童年》的时候，就在想，这个远在苏联的外国老头，为什么能把他们的生活写的如同让我看到一般。我甚至还拿起一些我喜欢的书，对着太阳照，仿佛文字当中就有写作的密码。那时候我读书，已经不仅仅是“爱”读，而是用“心”去读。通过这样一边读一边思考，我开始觉得写小说这件事并不难。

　　有一次，一起插队的知青小李借了我的《红与黑》去看，然后他感慨这么厚的一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其实写小说并不难，我也可以试着写写。小李一下子就兴奋起来，说：“你写!要什么帮助尽管说!”

　　小李的父亲是上海南京路上出名的老字号饭店“邵万生”的一个副经理，是他父亲耳濡目染，小李做得一手好菜。我开始尝试写小说后，他便经常做菜给我吃。后来我们开玩笑的说，读书读书，读得了一个帮我煮菜的好厨子。

　　我带去的两箱书都是世界名著。其实在我小时候，也只喜欢看《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之类的。但是后来读书多了，我自然而然的意识到，好看的书是把我们缤纷多彩的生活都描写出来的书。因此，读书不但让我热爱上了文学，还给我展示出了一个多彩的世界。

　　后来我的小说《孽债》，灵感就是来源于我知青插队的那段岁月。《孽债》被拍成电视剧后，全国各地的知青都给我写信，一下子收到几百上千封来信，把导演办公室都堆得无处下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知青问我怎么知道她的故事的。其实那时候的知青，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所发生的事也大同小异，这就是写作来源于生活的魅力。

　　记者： 1979年至1989年，叶辛先生在贵阳，担任《山花》杂志主编，这个阶段里，您是怎样读书的?有哪些书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叶辛： 改革开放之后，大量西方的，甚至南美洲的翻译作品，包括很多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都涌入中国，这让我看书的选择多了很多。但由于工作的繁忙，我大多时候都选择一些刊物，比如《译林》《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等，还有一些中长篇的小说。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应该是加缪的《鼠疫》，还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大概因为之前的环境限制，突然读到描写爱情的小说就特别令人着迷。

　　在这个时期，我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结出了累累硕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蹉跎岁月》，我在书中刻画了一批在城市里接受教育的青年们，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时代号召下，或被感召、或被迫无奈，前仆后继地去往了艰苦的农村，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找到不一样的青春和人生意义。此书一经出版，深受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播出后，曾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2019年，建国70周年之际，《蹉跎岁月》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至今，《蹉跎岁月》已出版40年，有23个版本之多。

　　在我十年的知青生活中，吃了很多苦，也收获了很多。我见证了知青返城的历史，也目睹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山乡巨变。

　　1980年，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允许在全省农村普遍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集体经济模式，突然要转变到私营经济模式，无疑艰难且痛苦，其过程不亚于一场斗争。

　　在修文的10年间，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印象是无数贫苦生活的画面，“大呼隆”的生产方式让农业效益越来越差。但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之后，我再次走进山乡时，惊讶地看到，农民的生活好了，多年不见的猪肉，吊在那里随便买，农民顿顿吃起了白米饭，再不用往里掺洋芋和番薯了。所有这一切喜人的变化，全都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乡村带来的变化。于是我就想，命运既然让我亲眼见到了这场巨变，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巨变给乡间带来的崭新气象，我应该写一本新的书，写一写不同的人在这场变革当中的困扰、苦恼、犹豫及新的精神面貌。之后，我花了5年时间写成《基石》《拔河》《新澜》三部曲，后来，三部曲汇编成《巨澜》，并在去年被编入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百年百部红旗谱》大型系列丛书。

　　记者： 1990年，也正是改革开放不久，叶辛先生回到上海，回到与贵州完全不同的一片天地之后，您是怎样读书的?有哪些书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叶辛： 1990年秋，我回到上海，仿佛到了一片和贵州完全不同的天地——上海有很多书都是在贵州无法找到的，于是又开启了我读书生涯中的“拾遗补漏”阶段。

　　当时辛格有一本书《敌人，一个爱情故事》，我特别想看，在贵州的时候一直在找，但直到我回到上海，才终于找到。那时，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因为时代的原因，对于读书的人来说，当时的贵州和上海几乎是不同维度的世界。所以我回到上海后，就“拾遗补漏”了很多书，包括《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黑色的诱惑》等等。

　　记者： 叶辛先生选择了读书，而读书也改变了叶辛先生的人生。在世界读书日之际，您对各位读者有何寄望?

　　叶辛： 书籍陪伴了我一辈子，读书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读书不仅让我学会了写作，更带我领略到了丰富精彩的世界。

　　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想对所有人说：读书可以充实你的人生，使你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使你的眼界更开阔，使你看待事情的视野更高远。

读书像开窗户，能让没有窗户的茅屋变成宫殿;读书像长翅膀，能将人举上没有阴霾的丽日蓝天。

——顾久

　　顾久，1951年9月出生于贵州贵阳。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盟贵州省委原主委，贵州省文联原主席、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贵州文库》总纂。

　　记者： 电子阅读当道的今天，纸质书似乎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您的读书生活中，对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如何理解?在有限的读书时间中，如何更好的分配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的时间?

　　顾久： 电子阅读是基于现代科技所产生的读书方式。目前在中国，电子阅读十分盛行，但是在很多发达国家，我们会在公共场合里看到很多人依然捧着纸质书在阅读。于是我在想，其实电子产品最初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抛弃掉纸质阅读。

　　鉴于此，我认为中国目前电子阅读盛行的情况，是因为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几乎是跑着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家普遍比较焦虑。比如学生，在家里会被家长压着读书，在学校会被老师逼着读书，好不容易熬到高考结束，又很快开始焦虑在社会上如何生存——似乎一路都在狂奔。在“一路狂奔”之时，用手机或用电子产品阅读一些小东西，除了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空间内拓展知识，另外也具有更大的消遣的功能。我认为，这可能是国人喜欢这种碎片化阅读的根本原因。

　　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实际上可以互为补充：如果想系统的学习知识，或者阅读经典著作，我建议大家认认真真的坐下来，正襟危坐的去读纸质书;如果要拓展信息，特别一些带有新闻性的、转瞬即逝的信息，那么通过手机或者电脑来的更快一些。我自己也经常看手机，每天早上起来总是要看一看发生什么大事，也在网上关注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此外，电子阅读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方便，就是在思考某个问题时，可以上百度学术或者知网，去搜索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相关资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推荐爱思想网，在上面可以找到各个派别、各个门类的专家们，比较经典的论文或访谈。

　　记者： 生活中的琐事缠绕，生命中的求而不得，都让人痛苦。这时，书中的理想世界就提供了“避难所”。读者因为读书而暂时忘却世俗烦忧，让心灵得到了憩息，这实际上也是书籍与读书人的心灵交融。对此，顾久先生一定有独到的见解。

　　顾久： 人，是三位一体的物种，既有生物意义，也有社会意义，还有精神意义。当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基本都是出于一些现实原因，比如没钱、贷款压力大、孩子读书难、职场不如意等等，有些人会因为想要躲避这些烦恼而去阅读。如果阅读的是一些比较有品位的、能够引导精神、抚慰灵魂的书，那么肯定能起到安抚的作用，但是未必能够解决现实中的种种欲望。所以在我看来，读书的目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探索这个世界，二是定位自己的人生。

　　一个人，如果一直奔走于各种欲望之间，那他就很难安静下来。当我们走进工业社会，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奔腾喧嚣，会变得不断激荡，因为所有人都会被快速发展的经济带着往前跑。但这个时期我觉得不会长久持续，因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平稳下来，最终都要回归人的生活。

　　记者： 请谈谈您最近读的一两本书。

　　顾久： 最近我读了一些与生物学有关的书，有所感悟。什么叫生物?生物就是挣扎着活到性成熟，找到另外一半生下个孩子抚养大。换句话说就是在生命息息相生的链条中间，“你”只是小小的一环。因此，人生在世，有多少钱，当多大的官都不重要，没有意义。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最终的意义是过了10代20代之后，你的孩子还在不在?如果不在的话，就说明你的这条分支已经断了，你就是不成功的物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人追求的不应该是眼下，而应该是考虑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能够有序发展。所以，我建议大家看淡功名利禄，多追求生命中的平淡从容和诗意。

　　近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针对气候灾难和俄乌战争发表了两次讲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找原文来读一下，因为这些讲话关乎现实——每一个人都活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链条之中。

　　记者： 阅读是一生的事。如何培养阅读习惯?如何更好的阅读?

　　顾久： 我的读书习惯培养来自于我的父亲。小时候，父亲每到星期天都带我们到大十字的新华书店，他自己买书的时候也给我们买上一两本。后来在家里也设立我们孩子自己的书架。我建议所有的家长，都在家里设一个书架，放一些经典著作，时常在孩子面前去翻一翻，为孩子营造一个爱读书的文化氛围。

　　我父亲读书的时候很严谨，通常会拿支红蓝双色笔，还要拿一把尺子。凡是觉得很精彩的地方，他会划上虚线;觉得很重要，会划实线;非常重要的划两条线，不赞成的或者不理解的，会用蓝色笔做记号。

　　有时候父亲还会记一些关键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思维导图，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翻一翻，就能大致了解这本书的整个框架。如果还想加强记忆的话，还有一种方法——做读书卡片。我现在读书也还是保持这样的习惯。当我看到觉得比较好的一段话，我会在最后一页上边标明这段话所在的页码，即使时间久了淡忘了，只要翻开最后一页，就能够找到当时我注意的内容。

　　记者： 读书对生活、对人生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顾久： 不看书能不能活?能!不看书也能活，但是不看书就好像没有一个另外的我在审视着现实的我。读书的过程，就是找到一个另外的我来看当下的我。

　　其实读书这件事发生得很晚。从智人到人，从四足着地到解放双手，大概经历了300万年时间，但是文字的出现最多6000年。如果把300万年和6000年按比例压缩成24小时，那人类有文字，不过是最后几分钟，所以读文字的书籍不代表就有知识和智慧。

　　生活就是无字书。比如现在依然有一些老年人不识字，但他们依然具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智慧，比如炒菜，比如带孩子。我们认知里那些似乎没有“文化”的人，其实他的知识已经足够让他“活”了。只是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可能活了几十代，但其实只活了一代人，因为每一代人都活得差不多。

　　记者： 请给我们的读者推荐几本书。

　　顾久： 推荐阅读《万物简史》，这是一部有关人类科学发展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普名著，作者以超常的智慧、幽默风趣的笔法，结合有关现代科学的发现，勾勒了自然的演化史和人们认识宇宙、探索万物的科学历程。

　　如果大家有兴趣，还可以读一本叫做《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书。作者是贾雷德·戴蒙德，他本职是医学院生物学教授，但是我读了他这本书后，觉得他可能会是影响当代世界的10个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