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长征路

——中央军委第一份机关报《红星》报

□周铁钧

　　1931年12月，中央军委第一份机关报《红星》在江西瑞金创刊。从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至1935年8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和险峻形势下，《红星》报出刊“长征专号”31期，准确及时地发布、传达党中央、军委在长征中的重要指示、谋略决策、战斗指令，宣传、弘扬党的方针路线，革命主张，详实地报道红军披肝沥胆、砥砺奋进的英雄壮举，刊载红军与劳苦大众的鱼水情谊，是一份与长征同步、详尽载述两万五千里征程的纪实资料。

引导征程的“旗帜”

　　在一些人印象中，长征伊始的目标就是向陕北进发，但事实上，决定红军命运的长征最初并未定明确的目的地。时任苏区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曾回忆说：“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听见别人谈过。”

　　长征出发第10天，《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期出刊，发表邓小平撰写的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明确指出：“红军一年多的五次反‘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屡次的部分胜利，但这些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社论”还提出：“红军长征的任务是要在‘运动战’中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长征是根据形势变化，为摆脱围剿、保存自己的战略大转移。”

　　“社论”在部队传达后，打消了广大指战员的迷惘、困惑，官兵们都明白了形势的严峻和任务的重要，增强了在行进中消灭敌人，夺取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总结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同年2月19日，《红星》报发表社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指出：“没有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指挥基本处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一直到整个突围的行动中，还是继续着这一错误……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

　　自此后，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情况变化，不断调整战略，《红星》报也陆续发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等社论，及时传达、报道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长征的动态，第一时间公布战况、解析疑虑、部署任务、鼓舞斗志，使部队打仗有准备、行进有目标、心中有方向，被指战员誉为引导征程的“旗帜”。

激励斗志的“号角”

　　红军长征，遭到数十万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一路上大小战斗不断。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下，慧谋部署、巧施战略、用兵如神，突破乌江、二占遵义、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一场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铁血激战，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让红军扬眉吐气、信心倍增。《红星》报也在第一时间报道胜利，公布战果，被广大指战员誉为激励斗志的“号角”。

　　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发表《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文章虽没有描述激战，刻画英勇，但在全军激起极大反响，各部队都掀起“学英雄、多杀敌、夺胜利”的热潮。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后来的《忆长征》一书提及这篇报道时说：“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都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1935年2月，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打赢一场大胜仗，《红星》报以《把遵义战斗中的模范营连写在红板上》为大标题详细报道战果：“击溃敌20余团，敌死伤千余，被俘2000余人。我军缴获机关枪30余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30多万发……”

　　继遵义报捷，《红星》报连续刊载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喜讯：《红军占领桐梓城》《王家烈叫救命》《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红星奖章奖给火线上的英雄》等，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给了红军官兵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1935年5月30日，《红星》报用整版篇幅，报道红军抢渡大渡河的传奇场景：“……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兵力以上扼守。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坍，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

　　抢渡大渡河成功后，红军派出两个团兵力，沿大渡河两岸迅速向泸定桥进发。途中，他们数次打退敌人的阻截，并派优秀射手消灭守敌，吓得敌人不敢露头。到达泸定桥头，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22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爬上铁索向桥对面猛攻，仅用2个多小时，敌人自诩为“天堑”“不可跨越”的泸定桥就被英勇无敌的红军攻破，为长征打开一条重要的通路。刊载胜利消息的《红星》报发到部队，指战员们欢呼雀跃，有的读报员已念过几次，还被战士们团团围住，要求“再读一遍”。

排忧解难的“益友”

　　《红星》报除在“社论”“要闻”中发布、报道重大决策、消息外，还设有“军事常识”“红军生活”“红军家信”“卫生常识”等栏目，为官兵释疑祛惑、排忧解难。

　　红军进入粤湘境内，常遭敌机轰炸，部分官兵缺乏防空知识，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红星》报立即编写稿件，在“军事常识”栏目刊发《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敌机来了别乱跑》等文章，连夜刻印发到连队，让大家很快掌握了防空知识和隐蔽方法，减少了人员伤亡。

　　行军途中，许多战士光着脚走路，《红星》报在“红军生活”栏目刊出《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编草鞋不一定非得用“草”》等文章，呼吁把解决行军穿鞋问题提升到减少病员、加强战斗力的高度来认识，并告诫战士们：废弃、缴获的纺织品不要扔掉，撕成条、拧成绳、打成鞋，比草鞋更舒适耐穿。

　　长征出发不久，发高烧、“打摆子”的疟疾病在队伍中流行，《红星》报刊出“蚊虫叮咬会染疟疾”“防治疟疾的草药”等文章，号召“不吃冷水，每人做个竹筒，装上开水在路上吃”，随着防病治病知识在部队中普及，很快控制了疟疾的传播。

　　1935年6月，《红星》报连续报道了红军官兵互助的感人事迹：《一个动员捐了八百元》《接二连三的晚会》《充满着愉快的篮球赛》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抒写了广大指战员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事迹，并配发短评指出：“红军的团结互助，激发出了无限的战斗力量和革命精神，红军正是依靠这种力量和精神，才不断地打击敌人，取得伟大的胜利。”

　　《红星》报鲜明的导向、权威的发布、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深得红军官兵和苏区群众欢迎，被誉为“政治工作指导员”“红军战士的良师益友”。

通令全军的“号外”

　　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刊了发行期间唯一的“号外”，内容虽不是突发新闻，也并非重大消息，但总政治部要求在全军深入宣传、贯彻“号外”内容，做到指战员人人皆知、个个会背、严格遵守。

　　原来，红军长征途中，个别战士作风散漫、纪律松懈，违规现象频发，群众反映强烈，严重损害了红军形象和军民关系。为此，《红星》报出刊大标题、大字号的“号外”《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全文如下：

　　“为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群众的密切关系，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实现赤化白区的任务，本报提出下列号召：(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的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作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地屙屎，宿营时挖厕所。我们要求各连队用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上列各项工作，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大家一起来向破坏红军纪律的坏蛋作斗争。”

　　“号外”发出后，在长征队伍中引起广泛反响，各“读报组”反复宣讲，许多连队开展了“遵章守纪才是红军”“我为群众做一件好事”“送一个礼物给老乡”等活动，使部队纪律，军民关系空前改善。时任红一师一团长的张山震曾回忆道：“部队时时处处注意保护群众利益。红一军团行经古蔺时，吃了老乡家的粮食，主人不在家，便留了钱和纸条，说明原因，表示歉意，还特意交代后续部队：这家老乡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买不到粮食，没饭吃。”

　　通令全军的《红星》报“号外”，充分表明红军经受千辛万苦，历尽艰难险阻，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是得益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得益于贯彻执行铁一般的纪律，得益于广大群众的拥戴和支持，这在今天看来，也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红军长征历尽二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红星》报始终伴随队伍，它及时、生动、详尽地记录了长征中的大事、要闻，捷报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战略部署，歌颂红军的勇猛无畏，振奋军民精神、激励官兵士气，最终迎来长征的伟大胜利，它是中国军事史上的铁血纪实，是中国共产党辉煌历程中不可多得的珍籍典卷。

《红星》报“长征专号”第22期。

1932年，苏区中央局油印文件的场景。

红军帮助群众收获红薯。

长征时期的泸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