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红色遵义

□胡启涌

　　八岁时的一个周末，父亲带我挤在一辆货车驾驶室里，颠簸了不知好久，我都在车里睡着了。被父亲推醒时已是夜晚时分，“到遵义了，跟着我。”下车后，我满是胆怯地拉紧父亲的手，在一片昏暗灯火中找到了一家旅社住下。

　　第二天一早，父亲与货车师傅去办事，把我留在驾驶室里，叮嘱我不要下车小心走丢。我待在车里，看着窗外来往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数着从未见过的幢幢高楼，还有学生背着的各式书包，心里想遵义多美。中午，父亲办完事回来后，带上我去参观了渴慕已久的“遵义会议会址”。会址游人很多，看着展出的马灯、斗笠、蓑衣、旧式电话机，想到曾是多么遥远的事，一下子都出现在眼前，像做梦一样。父亲告诉我：“1935年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在这里召开会议后，红军连打胜仗，缔造了新中国。”那时我才读小学，不全懂父亲的话，但我知道这幢木楼里的故事书本里有，老师讲过。今天与父亲来到这里，感到无比的兴奋。下午，父亲还带我去了红军山：山上有一座高大的纪念碑，有一尊女红军塑像，松林中有几排红军坟墓。站在山上，还可看见湘江河穿城而过……

　　回到学校后，这成了我炫耀的资本。老师讲到“红军过草地”“遵义会议”时，都会叫我给同学们讲讲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的感受。一片红色，开始在我幼小的心中葳蕤滋生。

　　遵义是座红色的城市，是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城，为遵义高歌成了我的梦想。爱上写作后，稿子一篇一篇的寄向《遵义日报》，梦想不断放飞，心中满是期待。稿子不断刊出，我幸福地感到遵义已接纳我了。后来，我转向长征文化研究，自费去收集和寻找当年红军在遵义留下的故事，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我坚定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散落在遵义各地的红色故事，我有责任挖掘，有责任记下。

　　1999年，我辞掉了村里的工作，去《遵义日报》当一名特约记者。对我的人生而言，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选择。就在寒意正浓的冬天，我第二次来遵义已时隔17年，一路上满脑子是小时候随父亲到遵义的记忆。今天，我只身来到遵义，心中除了忐忑还有激动。到报社后，被临时安排住值班室。当天晚上风急天冷，不一会就下起了大雪。顷刻间，整个遵义城被白雪包裹。拉开窗子，大片大片的飞雪纷纷向我扑来，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哪怕在最冷的天气里，心中依然热火升腾。那一夜，我看着窗外的雪，想着未来的路，没有一点睡意。我给报社的副总编写了一封满是豪言壮语的信，事隔二十多年了，至今只记得一句：“相信我，大雪作证，因为我爱遵义。”天亮后，我把信塞进副总编办公室后，转身钻进纷纷大雪中，开始与遵义的另一段故事。

　　我在这座城市不停奔忙，努力的采访、写稿、宣传红色的遵义。一人在外，家的牵挂，工作的压力，不时让我心生些许苦恼。这时，我就会去遵义会议会址、红军山烈士陵园独坐一阵，去感受展出的革命文物，去静心阅读每一块石碑上滚烫的文字，我会妥妥存放好默然间输送给我的力量，在心中发酵成一种动力， 滋养着我的向往与梦想。

　　后来，我离开了报社，也没有放弃对遵义的挚爱和写作，并深深爱上长征文化研究，我觉得有太多的事在等着我去做，去寻找和采访健在的老红军，去收集和整理红军战士记忆中的“遵义会议”，是这座城市赋予我的责任，我必须承担。

　　2019年11月3日，我去黄平县看望了103岁的老红军战士马崇德。1935年，他在湘江战役中受伤后，掉队留驻黄平县。老人因年事太高，意识上也有些模糊了，我与他交流，他始终没有说出一句话。临别时，我靠近老红军耳边说：“我们来自遵义，您要保重身体，下次我们再来看您。”老人听说我们来自于遵义，嘴唇开始抖动，眼睛紧紧盯着我们。老红军吃力地站了起来，身子抖颤不止，然后举起右手向大家行军礼，苍皱的手举在眉宇间，久举不放。老红军的军礼显然是为红色的遵义而敬，为伟大的遵义会议而敬……

　　去年，我被聘为贵州省文史馆文史研究员，研究长征文化成了我的分内之事，我快乐、我热爱这份工作，因为这一切都是红色遵义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