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晚清黔北沙滩莫友芝赞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的孙应鳌，是明朝著名哲学家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是贵州建省以来著名的思想家，是贵州第一个给皇帝授课的大儒。杨祖恺先生曾撰有一联，客观概括了孙应鳌的一生：“是名儒名宦名师，首破南天荒，艺海灵鳌腾万里。擅经学理学文学，心传东鲁训，炉山起凤焕千秋。”

沙滩莫黎让明代大儒孙应鳌重归视野

□胡启涌

　　孙应鳌(1527—1584)，字山甫，号淮海，今贵州凯里市人，嘉靖二十四年中进士。先后任江西按察司佥事、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隆庆三年(1569)被陷辞归故里，万历元年(1573)得复原职，次年升大理寺卿。后任户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充经筵讲官，掌国子监祭酒、南京工部尚书等职。1576年，明神宗朱翊钧临国子监听课，孙给皇帝讲授《尚书·周书》中的《无逸》章，神宗听后十分高兴，命坐赐茶，赐大红凌罗一套。后来，孙应鳌还作诗《讲筵恭述四首》以志此事。1584年，孙去世后，朝廷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恭，称之淮海先生。

　　孙应鳌生长于王阳明心学的全盛时期，深受熏陶，内践心学，并以“求仁”而大发阳明心学，流风余韵沾溉黔中数百年。一生著述甚丰，《明史·艺文志》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孙应鳌有著作十几种七十多卷，可惜传业无人，他去世后生前著述遗稿大多散失，百不存一。在抢救和整理一代鸿儒孙应鳌著述遗稿方面，晚清黔北沙滩莫友芝、莫祥芝、黎庶昌功莫大焉，通过三人的努力，让被世人淡忘的大儒孙应鳌重归视野。

　　清咸丰四年(1854)，孙应鳌去世270年后，莫友芝(1811—1871)在辑《黔诗纪略》一书时，为了获得孙应鳌的诗作，沿着先贤足迹悉心搜寻，在麻哈州(今麻江县)艾述之处，得到祖上讲课时所录的孙应鳌《学孔精舍诗稿》六卷，约900篇，莫友芝选录457首诗作，分为四卷辑入《黔诗纪略》，使得存世至今。孙氏诗风沉雄，清空劲直，多写时弊、边患、山水。莫友芝对孙氏诗作风格和成就，作出了很高的评述：“五言乐诗，沉雄森秀，直逼魏晋而无可何、李、王、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品亦在初盛唐间，龙讲学家所未有。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

　　有幸收集到孙氏诗作，莫友芝掩卷之余，不禁追怀先贤，在《黔诗纪略·文恭孙淮海先生应鳌传》中感叹道：“惜伟业无人，当时行迹百不存一，本朝修《明史》，亦不立传。”莫友芝所言是指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负责编修的王鸿绪在审定《明史稿》时，将《孙应鳌传》从原稿本中删除。清雍正元年(1723)，大学士张廷玉负责编修《明史》，也未录《孙应鳌传》，使一代大儒彻底被正史所弃，淡出世人视线。

　　莫友芝是晚清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对孙氏的著作《庄义要删》十卷的走向作了专门考证，在《黔诗纪略》卷五中写道：“其(孙应鳌)《庄义要删》十卷，有万历庚辰滇中刊本，近曾见之吴中，盖依褚伯秀《义海》并宋以来‘说庄家’删，辑其要略，如焦竑《庄子翼》，藏者靳借录，后遂不可复见。”清楚了记述了孙氏之《庄义要删》十卷，他曾在吴中一带见到过明万历八年(1580)的云南版本，后来却“不可复见”了。同时，莫友芝还将访得的孙应鳌《左粹题评》十二卷，与胞弟莫祥芝所辑的《淮海易谈》四卷、《四书近语》六卷、《教秦绪言》一卷、《幽心瑶草》一卷、《学孔精舍诗钞》六卷、《补辑杂文》一卷、《附录》一卷等合集为《孙文恭公遗书》。可叹的是这部耗费莫氏数十年心血的《孙文恭公遗书》，终因卷帙繁重未能付梓，直至宣统二年(1910)才得以刊印行世，是时莫友芝已辞世39年了。

　　莫友芝的九弟莫祥芝(1827—1889)，平生深笃心学，追慕孙公。光绪四年(1878)，莫祥芝出资刊辑孙应鳌遗著《淮海易谈》四卷、《四书近语》六卷等八种，合刊为《孙文恭公遗书》而刊印。莫祥芝在《孙文恭公遗书叙录》中，为孙应鳌被正史所弃的“待遇”而为之“三惜”：“公以词臣存践卿式，外历参政、巡抚、镌巨当，论革除、清国学、政事赫一时，而《明史》无《传》，此可为公惜者一也。心受阳明、心斋之学于徐樾，与罗洪宪、罗汝芳、蒋信、胡直、赵贞吉、耿定向，定理相切靡，发挥良知，张望眇悟，而《学案》不载其姓字，此可为惜者又一也。公之著述见于史志者五种，其见录于《四库》者仅三种。今三种中，只存《易谈》四卷，而《四书近语》六卷，赖王先生震来刊传之……甚慨文恭文在诗右，传录无人，而遽散之;嗣又得《教秦诸言》《幽心瑶草》两种，其他则皆缺，如此更可为公惜一也。”莫祥芝对明代大儒孙应鳌的“三惜”即：一是《明史》不载其传;二是《明儒学案》漏载其绩;三是孙氏著作多已散失。

　　在《孙文恭公遗书叙录》中，莫祥芝认为孙氏的代表作《学孔精舍汇稿》十六卷已散佚，存世的《学孔精舍诗钞》六卷，存疑是《学取精舍汇稿》的末卷，甚是珍贵。

　　孙应鳌始刻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督学文集》，到晚清时国内也无从觅得。沙滩黎庶昌(1837—1898)于光绪年间出使日本任公使期间，在日本朋友中村正直家中得孙氏《督学文集》四卷，便将其手抄成册。回国后，他将抄本与表兄莫友芝、莫祥芝所集的《孙文恭公遗书》相校，又增加了孙应鳌所作的序、辩、记、书、文、语、跋等87篇。于光绪十五年(1889)辑成后，交重庆刻印成《督学文集》行世。黎庶昌在《刻孙淮海先生〈督学文集〉序》中写道“将使吾黔人士，由先生之书以推知先生志业，讲明而昌大之，使圣学复明于时;又盖知先生之文，如星日之气，历久弥光，迟之三百年，犹于海外遇之，终不可磨灭”。清楚记述了他在海外获得孙氏著作和编辑刊印的过程。在黎庶昌的努力下，这部漂流海外的中华瑰宝才得以回归和进一步完善。

　　宣统元年(1909)，孙应鳌后人孙迥澜在黎刻《督学文集》版本上，删去了黎庶昌补辑的《补辑杂文》篇目，冠名《孙文恭公遗书》四册，交付南洋官书局铅印行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通行本。

　　莫氏兄弟呖血几十年而编成的《孙文恭公遗书》，黎庶昌倾心刻印的《督学文集》，“唤醒”了沉寂近300年的孙应鳌，一代鸿儒又重归视野，引起历代学者专家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研究黔中王学的热潮兴起，学者们开始对孙应鳌进行了系统研究。20世纪90年代，贵州作为王阳明心学的发源之地，先后召开了两次国际王阳明学术研讨会，对黔中王门孙应鳌的研究尤显重要，学者们对其学术、思想、诗文、生平展开了系统研究，各种著述不断出现，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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