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人，比自己想象中要复杂，比外界想象中要简单

王　石　不　自　由

□俞 燕

　　“我从没整过容。”

　　对于王石为何主动说出这句话，现场采访的人事后有基本判断：因其看重声望且快意恩仇。佛门有言，“是非以不辩为解脱”;他近年来修身养性，对佛法知晓一二，可骨子里依然是孙悟空。

　　“整容流言”肇始于一张照片，里面的王石确有几分细腻，原因是拍摄者加了滤镜。“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指整容)。”王石说。他头上的白发似乎在自证清白——上世纪90年代，有人劝王石染发，他偏不染。

　　整容是国内公众人物的雷区，因这张照片，王石过去30多年的铁汉形象变得岌岌可危。这种形象与他长久以来的做事风格不无关系。他好像一直在抗争，30多年前下海，因受不了机关对个性的打压;20年前登上珠峰，是自知患病后的奋力一搏。

　　抗争让王石成名，也让王石受伤。他在2008年间两次点燃公众舆论的做法，清空了前半生的全部声望。过去10年，他不再抗争，转而拥抱那些过去他不理解、不欣赏的。

　　王石变了吗?他的新书就叫《我的改变》，讲述2008年至今的反省、思考。可“万宝之争”展露的仍是他抗争的一面，且与30多年前在深圳创办万科时寻求的是同一种东西。

　　王石这个人，比他自己想象中要复杂，比外界想象中要简单。

不够勇敢的勇士

　　关于创办万科前的人生阶段，王石在不同记录资料里的表述相当一致。他不喜欢活在体制内，体制也不怎么喜欢他。他的部队长官、机关领导，均表达过对王石喜出风头的不满。

　　远离体制，后来被视为王石下海创业的重要原因。但无论是创办万科前后，他所收获的个人成功又皆与来自体制的庇佑密不可分。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大概是“万宝之争”造成王石发声与角色之间割裂的根源。

　　其实，这种复杂性体现为他在不同立场下对体制的理解、反应。王石下海的第一站，选择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下称“深特发”)。这家前身为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的公司，特殊性在于保留进出口审批权，相当于下场踢球的裁判员。王石的选择，与这一点有直接关系。

　　但赚了钱的王石，并未被体制特别赏识。在自传里，他反而对这段经历中遭到的不被重视记忆犹新。面对对他个人奋斗充满怀疑的纪检官员时，他表现出了不耐烦：“这世界怎么这样?”该阶段的王石，对周遭世界的反应感到疑虑。

　　没有证据表明，这段让王石情绪低落的遭遇，是他之后创办万科时选择放弃个人股份的动因。但他的确不止一次提出，自己对所处社会风潮下陡然而富的担心。经济学家张维迎对此颇有微词，在王石新书的推荐序里写道：王石虽是一位勇士，但不敢与现实及传统文化发生正面冲突令人遗憾。

　　有一种声音假定，在当年猫腻频出的房地产行业，万科抱大腿的做法是对“不行贿”理念的变相补偿，使其不至于在不公平竞争中被过度拖累。这种说法有现实依据，与王石同时代的企业家孙大午控诉过当时的营商环境，“你自己得弄脏自己，这样才能混下去”。

　　创办万科初期，王石吃过不公平竞争的苦头。为此，他对万科大股东在战略意义之外提供的身份保护十分在意。深特发业务调整后，对万科在主营业务的帮助微乎其微，王石转而找到华润，后者提供了深特发能提供的全部、甚至更好。但王石最看重的，是华润作为一家可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前、根正苗红的央企背景。

　　他对选择大股东的态度，过去30年始终诚实如一。随着那句令业界哗然的话出现，这种诚实达到了顶峰。很多在外界看来难以理解的问题，如王石越俎代庖喊出“不欢迎民营企业”，都有了很好解释。坦率说，王石、万科需要国企大股东，尽管以他为代表的民营经济才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但显然在这片土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另有其人。

个人英雄主义

　　王石的另一重复杂性在于，他自身性格与寻求体制庇护之间不搭调，这也是张维迎认为王石称得上勇士的原因。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他作为个体所奉行的价值取向，与当时集体主义格格不入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很难依此证实王石究竟是不是一个理想色彩大于现实思考的人。但毫无疑问，这个人对出人头地的渴望是不容忽视的。在王石早期职业生涯经历中，他的性格与周边环境出现了不兼容，随后他意识到自我实现、自我追求不可能在传统氛围下取得。

　　王石回忆他在部队割麦子的往事：“农村来的兵腰一弯，麦子就齐刷刷地落下来了。”他说，自己作为在大院里长大的城里人，根本没割过麦子。但王石不服气，他腰弯疼了就跪下割，结果还是割不过人家。“那我也不能说不割了，我一定要割，就是好强。”

　　证明自己后的得意在他身上格外明显。创业初倒卖饲料，鸡瘟一来一去，不少人损失惨重，王石则抢在市场前头出掉全部玉米库存。但深特发领导不知情，还来势汹汹地把报道“大量玉米积压码头”的报纸拍在王石桌前，后者装糊涂“不知道”。来到现场，领导火了，要他解释清楚，王石这才淡淡地回“不是我的。”他回忆，当时心里有种莫名快感。

　　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与他同时对这种文化的反叛是最难讲清楚的一点，也是其复杂性的根源。一方面，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顺从，如承认官员较之商人更重要;另一方面，他又在挑战这种传统秩序，自称公民并把万科视为一家公民企业。

　　2003年非典期间攀登珠峰，王石与时任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的争执，就展现了他人性中复杂的一面。当时因体育总局介入，攀登珠峰产生某种政治诉求，王勇峰作为官方派驻一线的代表，在保证成功登顶、零伤亡的前提下，希望52岁的王石退出任务。但后者以违反此前合同规则为由，激烈地抵制这一方案。他当时思考的出发点，是保障个人权利不被损害的公平问题，而非某种意识形态。

　　但这种思维方式，最终为王石后来遭遇的名誉危机埋下了伏笔。

打翻，并踏上一脚

　　“捐款门”期间，王石博客的点击量几乎激增到与韩寒同等水平，这些超额的点击量贡献了超额的攻击。

　　“对你个人全面否定。”他说，“当时我非常在乎的是我的伦理道德制高点，结果反而被打翻再踏上一只脚，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

　　“拐点论”与“捐款门”，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两起独立公众事件。它们发生的背景，均不以王石为出发点，却先后在他身上引爆，最终导致后者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舆论殉葬者。更为吊诡的是，两件事均被证明王石观点的先见之明——“拐点论”次年，楼市掉头向下;“郭美美事件”则引发民众对热血捐款的反思。

　　一直以来，王石对外展示的形象——无论他想不想——是清晰可辨的。他的火气、耿直、霸道等，均与30年前没什么区别。从这点看，王石比外界想象的要简单、诚实得多。

　　讽刺的是，这种诚实与中国传统商人的形象严重不符，甚至无法赢得同时代同行们的掌声。早年他参加活动，席间谈及万科“不行贿”，台下鸦雀无声;待王石下台，另一人起身演讲大谈行贿过往，台下却掌声四起。

　　王石的诚实，表现于直言不讳。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太直接的表达会带来误会、非议。90年代“君万之争”期间，在君安证券上班的表妹来看望表哥王石，后者判断她在一个月内会被君安开除，理由是“改组万科失败，君安老总会迁怒于你”。为这事，表妹还与王石争论了一番。

　　2004年，王石在公开场合面对面反驳孙宏斌“年目标销售回款140亿”的说法是“睁眼说瞎话”，称后者创办的顺驰为“害群之马”。这种做法招致同行不适，任志强直言孙宏斌需对客户负责、而非王石。

　　从结果看，王石的判断没错。表妹失业、顺驰资金链断裂，他赢了。可在复杂世界里，衡量一件事的结果从来不是输赢那么简单。这个道理，王石多年后才明白。

不再抗争，还在抗争

　　“我在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时代背景下长大，本身就了解不深，完全持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王石说，“后来出国，我发现作为中国人连传统文化都不懂，实在感到惭愧。”

　　“去哈佛读书不是为了融入西方。因为你知道本身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液决定了。主观再怎么想，客观上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摆脱不了的。”王石试图找到某个中间地带，可平等看待东西方差异。

　　他最近在做的事与抗争已无关系，全是拥抱。68岁的王石越来越明白，文化或文明对个体乃至国家的影响。“文化思想与一个民族的行业发展息息相关。”他说，自己正试图将佛教引入以色列，促进文化交流。“我从没做过风投，但成立的第一个风投基金就在以色列，跟乙肝肿瘤药研发有关。这些都要结合犹太科学家的思想，受过训练的中国团队再带回国内。过去那套拿来主义过时了，现在要真正让文化融合。”

　　如果说真有什么抗争，那就是死亡及一点朋友对他的玩笑。很多年前，王石的好友汪建在媒体面前拿他开涮：“他是著名企业家，我也是;他登上珠峰，我也上去了;我是科学家，他是吗?”汪建知道王石要强，故意激他。

　　这段话说在2010年，直到4年后王石还惦记着。2014年，他与柳传志参加白岩松主持的节目，没等问话便先开口：“我跟老柳同台坐在这，年龄差别不是很多，很大的差别在于，他(当年)是知识分子、年轻的科学家，我不是。”

　　那年之后，王石从哈佛转到剑桥研究犹太人迁徙史，2017年又去犹太希伯来大学继续深造。如今，他依然有对建功立业的原始冲动。问他为何把推动中国与以色列文化交流作为责任时，他说“这不是我的责任，但我就是想做”。

　　很多年前，王石做好了生死无悔。“如果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死亡的来临就不是失败、而是胜利，是生命中最尊贵、最光荣的时刻。”这话源自他登珠峰时受到的藏传佛教影响，彼时王石已然身处峰顶。

　　现在他不在峰顶，这给了他重新担忧死亡的理由。“你发现各种恐惧来源于生命的完整性，你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它的完整性。”他说，“所以你担心的反倒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你对这个世界还很好奇的时候，还没了解完就走了。”

　　为此，王石活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律。他戒糖、戒酒，坚持无氧运动，甚至运用道家五行静功让自己在一分钟内入睡。从这点看，王石依然在抗争，并将抗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