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已如烟

——回忆与元栋相交的一些日子

□龙志毅

　　元栋同志走了。既在预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在今年春节之前，元栋突发脑溢血，昏迷中送进医院抢救后转入观察室，那里是不让人探视的。我每次在家门外的路上遇到他夫人杜老师时，总是要问候他的病况。春节前，听说元栋回到了病房，我便叫龙泉和秘书小夏去医院代我探望了元栋。不久前的一天下午，遇上往医院赶路的杜老师，她说：“元栋的病又重了!”我发觉，她自己消瘦了许多。之后我要小夏去看她，并转达我的建议：“住进医院去陪护吧，不要每天这样跑了。”谁知这竟是一个迟到的建议，令人不禁嘘叹，与元栋六十多年的交往历历在目。在此略记一，二，以表怀念。

　　大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在团省委工作的我去安顺团地委参加一次会议。看到团地委的干部中有一个十分年轻又英俊的小伙子，不多言不多语，给人一种亲和的印象。团地委副书记介绍，他叫李元栋，安顺人。从此结下了六十多年的交往。后来他调到省团校当辅导员，再后来到团省委宣传部，这样就走得更近了，但工作接触不多。直到1957年反右之后首批下放劳动锻炼时，我们才在一起呆了好几个月。那次团省委机关一共去了二十来人，分成几个组下到台江县施洞区老屯片区。我和元栋被分在一个组，共四人，除了我和他，还有老马和XXX。四人中我们两人是中共正式党员，老马是预备党员，XXX是超龄团员。我们被分到了老屯片区最边沿，最艰苦的烂田乡的烂田寨。这是一个两头都望不见边的夹皮沟。烂田寨便在夹皮沟的中部，乡政府和唯一的初小也在这里。我们一行来到乡党委报到，乡党委除了表示欢迎，早已为我们作了安排。烂田寨只留两人，我是组长必须参加乡党委的活动，所以要留在烂田寨，其余自定。当时我二十八岁，元栋只有二十岁，是最小的一个。按理说应当有所照顾。但他却考虑到自己的党员身份，让XXX留下，他和老马一道去了位于对面山顶的仰方寨。他们两人都是一样的性格，谦虚，和善，吃苦在前，因此很快就同寨子里的苗族同胞处熟了。

　　赶场天就是农村的星期日。但这里的场坝离烂田寨很远，要先上到仰方寨山顶，再下三、四十里的坡，渡过清水江，那里有个叫平寨的场镇，属于施秉县的地盘。第一个赶场天我们没有去，在“家”里看书。第二个场天，我们去了。我想这里的苗族同胞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去看看也是一种学习和锻炼嘛!何况可以顺路看看元栋他们，十多天不见面了，真还有点想念他们!

　　我和XXX到了仰方寨元栋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两正出早工回来吃过早饭。在一阵寒暄之后正要出门，忽然先后进来了十多个男女青年，有的拿笔有的拿纸，有的端着磨好的墨汁，是来请元栋和老马帮他们写信或写绣在袖口以作装饰的字的。为了抢时间，我们四人一齐上阵，干完活已快十一点了，我们赶紧要走，这时房东家主人从厨房出来，他怕我们不识路，特意在家专候着给我们带路。这二件小事使我产生了较深的印象：元栋和老马平易近人的性格，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已经和全寨苗族同胞打成了一片。

　　转眼间两三个月过去了，忽然接到通知，到县里参加党员大会。我和元栋、老马便兴致勃勃地背上行李，走了六十华里山路去到县城。他们两人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却有一种想法：在深山里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了几个月，这下可进城调剂调剂了(指生活)。去了才知道这是一次整风动员会。一开始便推出一个刚提拔不久的苗族副县长作靶子，批判他如何抵制大跃进，如何当“促退派”，弄得十分紧张。此时中央南宁会议和省里贯彻南宁会议精神刚结束，重点是批反冒进为大跃进铺路。那种可调剂一下生活的想法，只好暗自收起。我们下去劳动的十多名党员干部，除了参加各自的小组讨论，还吃了“小灶”，县委书记和常委、农工部长把我们集中训话，动员大家“一定要跟上形势，如何如何!”，“不要像康健那样在大跃进中犯错误”“插红旗拔黑旗照样有你们的份”等等。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想将国家建设得更快一些呢?! 会议一结束，我们三人便背起行李往回赶。几十里路是要靠脚去一步步丈量的。走到报效乡时，已是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了。这里有我们的一个劳动点，一起下来的朱宇不是党员可能在家，于是决定去看看他，乘机歇歇脚，吃吃干粮。朱宇是共青团员，到县里开会的其他人还没回来，他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碰巧寨子里有一户农民办喜事(什么喜事记不清了)，按照这一带多情又好客的苗家习俗，朋友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朋友。见来了客人，硬要拉我们去赴宴。经过再三解释和推辞，他们见实在请不去，便回去拿了一些熟牛肉一类的来，我们无奈，只好接受，权当晚餐吃了之后便起身赶路。这里离烂田寨有十多里，全是爬坡上坎，十分难走。我们走不多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又没月光，只凭三支手电照路。走着、走着，见一山耸立在前，错了?赶快回头，又错了，又回头。就这样在山坳里来回走了好几趟，弄得三人又累又饿。我说：“干脆就在树下打开行李睡到天亮再说!” 对我的这一提议，他俩都没有吭声，那就意味着实难苟同。元栋这时不慌不忙的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在山里迷路的人，错走到一户地主家借宿，后来被害(大意)。这分明是一种巧妙的反对，我于是便放弃了自己的提议。三个人又开始在山谷里打转转，但都口渴难当，又不知在这山谷里何处寻水。我知道元栋口袋里装有买回去送给房东小孩的水果糖，便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伸手便掏了几颗往嘴里塞，他也顺从的让我掏。在山谷里绕了好几个来回，几近绝望之时，终于在微弱的手电光下看到了一个多月前我种下去的油菜苗，不禁惊呼：烂田到了!却忘了喜讯只是对我而言，他们两人前面还有仰方大坡等着爬完才能到家哩!

　　元栋由省体委主任提拔为省委秘书长时，是在锦涛主持贵州工作的时候。早在之前，中央已提出干部“四化”方针。他曾在全省三级干部会上以投票方式被确定为四个省级后备干部之一，并被派到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了一期。因缺少基层工作经历，又被下放到遵义县当了一段时间县委第一书记。几年后其中的两人已担任省委常务书记和常委分管一方面工作，他却在机构改革时调到省体委。也许因此引起一些人的误会。担任省委秘书长时，他还不是省委常委。全国这样的例子也不多，好在很快便要开省第六次党代会了。他当选代表后，确定为常委候选人之一报经中央批准。大会选举时，四十一名委员中有一人临时有急事，参与投票的有四十人。在投票之前，锦涛对我说：你去做做他们(指可能得票少的几个同志)的工作，要他们作好思想准备。我了解党章对选举的规定中没有说可以自选，也没说不能自选。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自选是谦虚，自选也合法，说明自信。我暗想，用党章这个规定去做他们的工作吧，说白了就是投自己的票。须知在那种情况下，一票往往可以定命运。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还要别人相信?我在和元栋交谈时，我刚一开口，元栋便显得很淡定的用一种无所谓的口吻说：“总会有人落选的!”四十名委员投票的结果，他和XXX各得了20票，只好再次投票，结果他少1票落选。落选后他像往常一样态度从容地履行着秘书长的职责。三个月后锦涛调走，刘正威接班，刘要换秘书长，将他调至黔西南任州委书记。

　　元栋从省政协副主席和省委统战部部长岗位退下来后，自愿到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工委)发挥余热。开始我对他寄予厚望，先让他分管主题教育(即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工作，这是关工委资源最丰富(五老)，工作最具体的主要工作。他认真做了，还总结了群众创造的形容老少关系的一些形象性的四言八句来引领活动，可谓富有创造性。当时我从苏钢同志手上接任关工委主任已十多年，便想到要有一个接班人。关工委这个组织与其他群众组织有所不同，通常由省委现任组织部长(有的省是宣传部长)分管，由一个退下的老同志担任主任或常务副主任具体管。设有一个办公室挂靠老干局(有的省如云南则挂靠共青团)，每年还有一定经费。我心里最初倾向于他接班，便在内部分工他为常务副主任，过一段再走正式程序(省委主要领导和常委会批准)。他对这样的安排，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行动上却显得不够“积极”，几次让他主持办公会，他都笑笑往我身上推。我突发脑梗出院后，坐而论道可以，但不能再下基层调研了。无奈之下，找了龚贤永接手工作。元栋那未经程序的“常务”头衔是否还在，也就模糊处之了。但他泰然处之，直至我们都退出关工委工作为止。这也从侧面说明他是一个恪尽职守、淡泊名利，善于与人和谐相处的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