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期的服装(下)

□张中俞

　　(续接上期)

　　4.沿途添置新衣

　　长征红军的军装经过两个月征战多已磨损，加上红军总政治部号召大家向当地民众赠送包括衣服在内的礼物。所以，红军进入贵州后的衣着越来越困窘。2009年，笔者与贵州黎平洪州下所毛宗攸交谈得知：红军几乎都穿破旧的灰白色衣服。

　　在占领贵州遵义地域后，中央红军进行休整，被服厂日夜开工，每人补充一套新衣。在湄潭时，利用缴获、没收的物质，组织了裁缝、妇女，配合红军被服厂，歇人不歇机，赶制出棉衣8000多件，夹裤8000多条以及被子、绑腿、干粮袋、子弹袋等，基本更新了被服。此后不再统一补充，到陕北时多已衣衫褴褛。

　　据陆定一的《榜罗镇》载：“二纵队的同志们，……许多还穿着从藏人区域里带来的‘氆氇’做的衣服。这种布是藏民用羊毛织成的，不软熟，很粗，有白色的，有赭黄色的，有清灰色的，做成军装和大衣。纽扣是用布包着铜元做成的。……还有些同志穿着用羊毛缝在布里的‘棉衣’，脚上穿着用一块牛皮裁成的‘草鞋’，这些都是经过藏人区域的纪念品。”据谢扶民的《到了亲家》(1935年10月23日)载：“部队在吴起镇附近休息整训七天，……苏维埃政府给我们送来了大批大批的，弹得松松泡泡的，雪白的羊绒和羊毛，我们同志们只得将现成的外衣和内衣合起来，把着毛夹在里层做成了厚厚的棉衣，这是羊毛衣……”

　　5.奖励英雄军衣

　　正因为军衣如此珍贵，所以就把它作为奖品奖给在强渡乌江和飞夺泸定桥等战斗中立功的红军英雄们。据第60期《红星》报(1935年1月15日)报道，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红4团英雄们，除3连毛正华(亦写毛振华)得红星奖章一枚外，其余每人均奖军衣一套。据《杨成武回忆录》载：“中央军委为了表彰我们四团，除了颁发一面奖旗外，还给二十二个首先过桥的突击队员，以及我们团长、政委发了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印有‘中央军委奖’字样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这在那时确实是最高的奖赏了。”

　　6.缴获敌军衣料

　　长征的军需补充亦有赖于战场缴获，取之于“白”，用之于“红”，国民党军成了红军的运输队。缴获的军衣等，既解决了红军的困难，又有利于化装行进。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向云南禄劝、武定、元谋疾进。为争取时间，他们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分两路进发。因化装奇袭，在一天内拿下三个县城，解除了民团武装，缴获大批军需，为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载：“……赤军进嵩明城及官渡(云南省昆明市的一个区)时，皆由县长及当地军警各界领袖迎入。原因并非此辈通赤。盖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年来虽知湘鄂赣川等省赤军活动之消息，但官场布告向称赤军为‘赤匪’，而云南人心目中之‘匪’均系衣衫褴褛，困苦不堪，并无新式武器，而且抢劫居民者。彼等见赤军临该地时，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甚好，买卖公平，钞票兑现，并且服装整齐，有许多新式武器，为云南军队所未见者。此辈地方官绅自以为此必是南京军，因纪律、军容远优滇军，此非南京军而谁?因此排队欢迎，且将省府命办之军米、军款全数交出，并募几百伕子与大批向导以供‘南京军’。赤军亦将计就计自认‘南京军’，将一切军需及伕役接收后，并应地方之盛宴。”

　　据艾平的《占领古陂圩》载：“……敌人溃退了，所有堆成山样的夹军衣，弹药，全部后方都被我们夺得了。”据彭雪枫的《娄山关前后》载：“二郎滩的背水战……满山遍野的背包、衣服、手榴弹、军用品，以及敌人死者伤者身上的枪枝、子弹，在今天统统换了主人。”据艾平的《看谁先到》载：“马场(属贵州平坝县)毕竟为十一团首先占领了。……于是加强前卫警戒，向马场侦察前进，又令侦察排全部化装，身穿白军衣，头戴青天白日灰色军帽，扯起青天白日旗，在全团的先头行进。”据邓华的《北盘江》载：“我们占领长寨之后，军委的战略方针是迅速渡过北盘江向云南前进。我们(第二团)奉命为先遣团，……第一天便占领了紫云。……群众很好，满街都插了红旗，欢迎红军，都打开了铺门做生意，敌人做了二百套军衣未拿走，缝工也报告了我们，我们除了厚给工人工资外，不客气的打了一个收条。”据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载：“离开六盘山范围之后，……到北洋城之前又遇到了马鸿宾的一团部队。……缴军衣、裹腿约二百套，还有三、四十件棉大衣，……”1935年1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陕西镇安县城歼灭保安队一部，缴获了许多布匹和棉花，解决了全军的冬衣问题。

　　7.红军互赠军装

　　通常，就地接应的队伍军需供应要充裕些，尽可能接济远道而来会师的红军。

　　据《红军长征史》载：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还进行了慰劳中央红军的捐赠活动，……红三十一军捐赠衣服495套零19件，草鞋1386双，手巾152条，毛袜419双，毛毯100条，鞋子169双，袜底191双;红九军捐赠单衣11件，皮衣47件，袜子357双，袜底37双，鞋20双，草鞋293双，毯子4条，汗巾203条;红四军捐赠单衣191套，棉大衣179件，袜子690双，袜底38双，鞋135双，草鞋120余双，汗巾171条。中央红军也开展了对红四方面军的捐赠活动。”据1936年任红3团政委的萧锋回忆：“按照聂荣臻政委的指示，10月22日，我率一连将3万块现洋，1000双布鞋，300套棉衣，50件皮大衣，500匹土布及200只羊、50头猪送到将台堡交给二方面军首长。”

　　8.雪山、草地御寒

　　红军从苏区一路长征出来，哪还有什么御寒的厚衣穿着爬雪山和过草地呢?就算剩下少许，也在途经春暖花开的云南时，被为负重所累的红军给处理了(一路上棉衣变夹衣，夹衣变单衣，长袖变短袖)。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载：“此时气候骤寒，而赤军军士之棉衣早于云南丢掉，……”据黄良成的《忆长征》载：“有的同志把棉衣里的棉花扒出来，送给当地的‘干人儿’，自己穿上了夹衣赶路。”在过彝族地区时，又减少了一部分衣装。部分因赠送，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载：“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偶尔也被抢，据莫休的《由金沙江到大渡河》载：“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得消息我先头团因未能很好的与彝民接洽，以致刚入彝境时，受到某支彝民的袭击。工兵连被捉去三十余人，但取去一切武器和财物——连衣服都脱去了——后，又赤条条的放回来了。”

　　于是，穿单衣的中央红军指战员只好把身披被子，靠食白酒、辣椒、生姜等取暖爬山。红二、红六军团指战员爬雪山时也是身穿单衣，或靠披被子毯子和运动取暖，以防冻伤等。据谢良回忆：“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有的同志把毯子裹在身上，也无济于事，仍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

　　红军过草地时，衣物匮乏是造成非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昼夜温差大，有条破烂不堪的毯子或油布都属奢侈品，往往只能供伤病员或体弱者用。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载：“衣服方面：我们由江西出发时发了两套衣服，到贵州遵义补发了一套，到此时已快到十个月了。所以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气候奇寒，有些人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还有些人则将羊毛放入布的毡子里，随便缕在身上;还有不少的人既无军帽，又无斗笠、雨伞，让风吹雨打太阳晒，完全成了‘秃头军’。”

　　三、皮带

　　红31军战士周国才为缅怀牺牲的战友，用铁筷在半截皮带(过草地时因求而得留)背面烫上“长征记”3个字，几十年的收藏，见证着那段艰苦岁月……

　　一般认为，红军着装还包括一根皮带，扎在腰间显得整齐、威武。其实，红军指战员腰上系皮带的可是少之又少，系的是草绳或布带之类的，不可能有那么多皮带在长征过草地时能煮着吃的。再说，红军吃的皮带是经过简单初加工的真皮制品，以及原本就计划拿在路上充饥的皮带(把动物皮切成一条一条后弄干带着走)。它没有硝皮和缩革等工序，在迫不得已时可煮吃——用水把皮带泡软后放在锅里煮，有盐就放点，不管烂不烂，能充饥就行。在偏远贫瘠、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因受国民党封锁，红军无法筹到足够的粮食，只好筹得什么吃什么。

　　四、绑腿

　　1929年3月，在长汀发的首套红军军装中就有一副绑腿。朝鲜战争后，因军队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步兵长途跋涉的机会变少，绑腿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因小腿行走摆动，长途行军下来使血液下积，腿部就会酸痛。打上绑腿就能有效减轻酸痛，即通过外力挤压静脉，促进血液回流。山地多尖石、荆棘、茅草和蚊叮虫咬，绑腿还有保护腿部的作用。显见，绑腿是红军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具。

　　其实不仅是红军，从中央到地方的国民党军也都配有绑腿。不仅中国，外国军队也配过绑腿。只是外国的绑腿不是一根布带，而是用帆布做成的类似袜筒的东西。再者，外国的绑腿大多只打到小腿中下部，而中国军人通常都打到膝盖。

　　绑腿的打法是将一根长约1.5—2米长、宽10厘米或更宽的布带平头端从鞋帮开始上绕，平贴着腿面，一直打到膝盖。要站着打，才能保证打得松紧适度，太松易散落，起不到保护作用;太紧会束缚，甚至迈不开脚步。脚踝附近的部分要绑紧，因脚踝部血液回流要克服的重力作用最大，所以须绑得紧。越往上，重力作用越小，相对可绑松些。再说，下紧上松的压力差也有利于血液往上循环。

　　绑腿的战场作用还不少，如可当作绷带包扎伤口或作为三角巾固定骨折部位，几根绑腿连接起来也可作为绳索来用。红4团在进攻泸定飞越关时，绑腿就派上用场，据《杨成武回忆录》载：“他们稍事停留，先由一个战士爬上了一棵大树，从树梢荡上了一个立脚点，接着又爬上另一棵大树……一连地利用大树做梯子，这个战士居然到了顶端，从那里放下连接起来的长长的绑腿。后面的战士，抓住了垂直的‘索道’。四个排，一百几十个同志，一个挨着一个地攀援上去。”在腊子口战斗中，红4团也是用绑腿结成的带子爬上悬崖和最终取胜的。据杨成武的《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载：“英勇模范的二连连长，他不顾一切的攀上去了，但后面的都没法上去，二连长即把自己的绑带解下来，慢慢地把一个个吊上去。”

　　五、草鞋

　　与绑腿相比，草鞋对于红军来说就更重要了，打草鞋和打枪几乎是同等重要的技能。红军每天必做的事就有打草鞋、打绑腿，每个战士一般都带着两三双草鞋和一两副绑腿。草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个人物品，而是和红军指战员的鲜血、生命甚至战斗胜利休戚相关的重要装具，是红军艰苦跋涉、浴血奋战的历史符号。

　　红军穿草鞋既保护双脚，又能防滑(戏称“坐汽车”)，也是严肃军容风纪的需要。一双草鞋一般走几十里路或许就“报销”了，特别是在“天晴一把刀、下雨一泡糟”的黄土路上走，磨损会更大。有则关于草鞋的凄美谜语是：有耳不听窗外事，有鼻不闻桂花香，送君千里肝肠断，为何不带我还乡?长征红军要摆脱国军的围追堵截，主要靠快速行军。“铁脚夜眼神仙肚”，其中指红军有能走耐磨的铁脚。红军主要穿什么鞋?胶鞋是难得的宝贝，布鞋成本高且不耐磨，最经济实用的当属草鞋了。如果没鞋穿，脚就会遭罪。于是，一有空便打草鞋，以保证有“候补草鞋”。用烂得不能再穿的衣物撕成布条和草拧成一块打成的，属于高级草鞋。据《红星》报上刊登的文章《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指出，解决草鞋供应不足的办法有：供应机关有计划的收买草鞋并下发给相关的人;没收土豪的烂衣裤、被单，分发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发动会的同志帮助不会的打草鞋;发动战斗员打草鞋慰劳运输员。据莫休的《一天》(1936年)载：要进遵义城了，却有人不肯穿鞋子，因为“前两天连续落了几天雨，现在路上还有积水和泥沼，有人怕将还未上脚的新鞋子溅污了，故宁愿打赤脚。”有鉴于此，首长教育、命令他“不行!不准破坏风纪!”最终，这个人被迫穿上“那双唯一心爱的鞋子”。

　　在奔小康的新时代，重温长征艰难历程，不禁让人感叹：没有那些把血汗洒在征途、把生命留在他乡的革命先贤先烈们的贡献，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我们要不忘初心，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