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票证时代

□匡兴洪

　　小小一方票证，曾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人定量有份的“书面”保证。曾经没它买不来一寸布，曾经没有它换不到一两米，没有它买不来半斤肉，没有它买不来半块肥皂……票证数十年间的存废，折射了共和国经济由贫弱匮乏走向富足繁荣的历程，以及这巨变后面，国家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折。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正赶上票证十分盛行的时节。正如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民谣所言：出生就挨饿，一上学就遇到罢课。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从粮票想到了布票、油票、肉票，想到了整个票证时代。

　　那时候，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发放粮票、布票、油票等。因此，票证就是“通行证”，就是“护照”，就是“命根子”，压根儿一点也不夸张，而且恰如其分。吃饭需要用粮票，吃油需要用油票，穿衣买布需要用布票，割肉也更需要用肉票，这是人人都极其需要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

　　我家大大小小六口人，父母之外，有我姐姐、两个妹妹和我，都正是吃长饭之际。我父亲从事搬运工作，每月口粮是三十三斤，我母亲是二十四斤， 姐姐也是二十四斤，只有我和两个妹妹都是学生，因而每月也只有十八斤。所以购粮本上的粮食，我们上半个月就用完了，下半个月得向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借粮，才能勉强度过这缺粮的日子。我父亲还想方设法悄悄跑去街上买回议价馒头或面条，让我们几姊妹好好饱餐一顿。

　　一说起肉票，我心里就是久久难以平静：我们家共六口人，且每人的肉票每月只有半斤，不论成人还是小孩都是如此。要是一周能吃上一顿肉，就算是极为奢侈的事情了。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多少荤腥的年代，我们家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家每月的肉票共计三斤，一周割一次肉，得用一斤肉票，一个月得割三次肉。想吃肉，光有肉票还不成，还得赶大早到食品站排队才能买肉。去晚了，即使有肉票，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食品站杀猪也有计划，不敢多杀。姐姐和我常常在冬天被母亲叫醒，极不情愿地从暖烘烘的被窝里钻出来，草草洗帕脸，就早早赶到食品站去排队。为了让妹妹们能吃上难得的那顿肉，我和姐姐只能半梦半醒地拎上菜篮子，跌跌撞撞的去郑场食品站去排队买肉。别看你起得早，早有比你起得更早的人把头缩在大衣里在那儿蹲守着。真可谓：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姐姐和我轮流排队，每次割肉都能如愿以偿。父亲总会夸奖我们说，女儿和儿子真聪明，割肉回家总能让家长满意。要知道，住在我家隔壁的何五爷，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他也在食品站上班。见我和姐姐来食品站割肉了，他总会想方设法照顾我们。知道我们家具体，有时候也会多割一、二两给我们的。回到家母亲一称，多了二两肉，就会笑着对我们说：你们日后可要记住何五爷的好啊!我和姐姐每次都点头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何五爷因病去世，母亲曾这么说：“何五爷是多好的人啊，真是好人命不长啊。”说罢母亲眼泪夺眶而出。

　　后来，我看过这么一则材料：不只是普通人家，当时就算国家领导人请客，也得提到粮票。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回忆说，1963年周恩来总理为参加第27届世乒赛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饯行，在中南海举行宴会，把陈毅、贺龙都请来了。大家都上了席，邓颖超拿出一瓶酒，说是外宾送给总理的，没舍得喝，今天拿出来给大家送行。今天总理请客，粮票你们可得自己出啊。

　　我终于明白，几十年间，无论票证如何名目繁多，粮票的崇高地位始终岿然不动，人送雅号“神州第一票”的确名符其实。

　　“票证时代”记录着共和国面临物资短缺的无奈，同时这小小一方票证，则浸透着普通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

　　再见到这些票证原件或是仿制品，一般会在古玩市场，或者在百度图片上。那是让我们四○后、五○后和六○后的人们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年代记忆。

　　想一想，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命运其实与这个社会紧密相连。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让我们挣脱贫困，获得温饱，过上富足的生活，何以告别那难以忘怀的票证时代?

　　票证时代虽限制了人们的生活，却也保障了供需平衡，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度过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时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有票证终于退出了自己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