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考古遗址与苗族历史
□罗国锦
1961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毕节市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试掘了7座汉墓,出土了300多件极其珍贵的文物。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示:加强对古墓遗址的保护。2000年,在可乐发掘的108座夜郎墓葬及其547件文物,引起史学界、考古界的高度关注。2001年9月至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赫章县文管所在赫章可乐发掘古代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108座,一些奇特的埋葬习俗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引人注目,使之成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可乐考古遗址也成功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土文物主要反映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夜郎文化特征,被有关专家称为“贵州考古发掘的圣地、夜郎青铜文化的殷墟。
可乐考古遗址这么重大的发现,难免给人很多猜想。专家学者更是趋之若鹜,都想搞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民族留下的遗址。当各地的眼光都聚焦在2000多年前的遗址时,激烈的争论就开始酝酿了。当然,很多人最为关心的,可能不是历史的真实状况,而是背后的利益之争,有些专家直接指出夜郎文化值多少个亿元。在这种趋名逐利思维的误导之下,就难免会出现毫无意义的学术造假,使后人极难直观的了解可乐考古遗址的真面目。我们先丢弃一切不足一提的私心杂念,用理性、负责、求真的心态,将最有可能与可乐考古遗址搭上关系的彝族、仡佬族、僰人、苗族进行分析对比,然后用排除法给出比较合理的答案。
一、彝族
彝族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的高原与沿海丘陵之间,主要聚集在楚雄、红河、凉山、毕节、六盘水和安顺等地,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初期,彝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大约在滇池、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两个区域。大约在公元3世纪以后,彝族先民从安宁河流域、金沙江两岸、云南滇池、哀牢山等地逐渐扩展到滇东北、滇南、黔西北及广西西北部。而可乐考古遗址的年代,权威认定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220年)。彝族进入黔西北的时间,明显与该遗址出现的时间晚了600多年,也就是说彝族迁入之前可乐考古遗址已经存在了。从彝族的丧葬习俗上来看,主要有陶罐葬、树葬、火葬、水葬、天葬、岩葬六种形式,明清之后才流行土葬,与可乐考古遗址出现的土葬、套头葬显然没有关系。从彝族的文字来看,彝文的历史非常悠久,发现的古彝文距今有8000年至1万年。但在整个考古现场,除了发现一枚雕刻有“敬事”二字的铜印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彝文的踪迹。
二、仡佬族
仡佬族和古代僚人有关,民族语言为仡佬语,属汉藏语系,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文。仡佬族集中聚居在贵州省北部的务川、道真、石阡县,其余分别散居在安顺、平坝、普定、关岭、清镇、正安、凤岗、松桃、黔西、六枝、织金、大方等20多个县市。古代僚人很早就在中国西南地区生存发展。在汉代建立牂牁郡以前,这里已有若干个部落集团。公元3至5世纪时,由牂牁迁入四川的僚人,编入了封建国家的户籍。公元5世纪时,他们已能制造金属的矛和盾、刺鱼工具和铜爨等等,并用麻类纤维织成细布。从这些史实来看,可乐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包括铜釜、兵器、装饰品等,与仡佬族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仡佬族掌握金属冶炼技术的时间比该遗址晚了800多年。从丧葬习俗上看,仡佬族主要有崖葬、竖棺葬、悬棺葬三种形式,与可乐考古遗址的土葬、套头葬差之千里。而在古代,丧葬习俗在民族内部是一件铁打的规矩,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由此可以判断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至于仡佬族的土葬,也是近代形成的习惯,与2000多年前的丧葬习俗是两回事。
三、僰人
僰人是一个十分神秘的族群,主要聚居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历史上的僰人是个历史悠久、英勇善战的民族,曾参加过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珙县志》记载:“珙本古西南夷服地,秦灭开明氏,僰人居此,号曰僰国。”由于封建统治者对于僰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个神秘的族群已经消失,至今留下诸多的未解之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僰人悬棺葬,以四川省兴文县最多,共有悬棺遗址41处、悬棺288具,是中国乃至世界悬棺最多的地方。尽管僰人历史悠久,生活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史料没有关于僰人冶炼铜铁的记载,其丧葬习俗也与可乐考古遗址的土葬、套头葬相距甚远,因此,可以断定该遗址与僰人没有任何关系。
四、苗族
关于苗族与可乐考古遗址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考察,包括苗族迁入贵州的时间、苗族的发明创造、苗族的丧葬习俗、苗族的语言文字。前面所讲的苗族,主要指西部方言苗族,不能与中部方言、东部方言苗族混淆,三者同源同根但历史演进过程完全是两回事。
从历史迁徙考察,历史上,西部方言苗族主要聚居在川黔滇结合部,可乐考古遗址正好处于中心地带。关于苗族迁入贵州的时间,目前尚无定论,最可靠的是杨汉先先生提出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夜郎国出现的时间。有的甚至提出4000年前的三苗国时代,在尧舜禹的征伐下,西部方言苗族已经迁徙到三危(今甘肃省敦煌),再由四川进入贵州。按这种说法,苗族进入贵州的时间可能还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前,但这肯定只是极少的部分。西部方言苗族大规模的进入贵州,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据楚国争霸的需要以军人的身份进入,至今苗族依然保持着盔甲式服饰,苗学研究专家李廷贵也认为西部方言苗族是先锋部队。这说明,西部方言苗族的历史,并不像今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一支有目的、有组织的、有方向的作战部队。其进入贵州等地,必然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发明创造考察,5000年前的九黎部落时代,苗族已经掌握了铜铁冶炼技术,并发明了兵器。尽管炎黄战胜九黎部落的首领战神蚩尤,但其发明创造的记忆不可能被抹杀。4000年前,苗族又形成了三苗国,进入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三苗国的兴起,引起了尧舜禹的注意,对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军事打击。历经重大挫折后,苗族又在2000多年前开创了新的发展局面,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的主体民族。在这样的良好态势下,其文明创造必然得到更好的提升,铜铁的冶炼及兵器制造自然囊括其中。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流传于毕节的古歌《山川风物说》这样唱道:“……古时候啊,地面上只有董佬想铸铜,董佬日里觅铜根进入山肠肚。还有一位都览想炼铁,那位都览夜间寻铁源进入山心肺。董佬啊,打开山肚子,把铜根从山肠肚里拿起出来;都览呀,打开山心肺,将铁源从山心肝中撬起去。所以呀,那位董佬日里在铸铜,后来那位董佬呀,才把铸铜技术传给史鲁·佑塔朵,史鲁·佑塔朵才制得铜鞭给夺艺·谷姆娄来用。那时候呀,都览也打开山心肺,将铁源从山心肝里撬起去。那时呀,那位都览夜夜在炼铁,后来那个都览哎,也把炼铁工艺传给塔朵·优史鲁,塔朵·优史鲁才造铁棍给夺珍·拉姆沙去使。”这首古歌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苗族如何发现和开采铜矿铁矿的重大史实。苗族作为一个懂得冶炼铜矿铁矿的民族,其杰作必然以多种方式传之后世,可乐考古遗址发现的铜器理当属于其中之一。
从丧葬习俗考察,历史上苗族是一个深信入土为安的民族,主要是土葬习俗。有些地方出现过悬棺葬和岩葬,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是苗族丧葬习俗的普遍形式。尤其是西部方言苗族,从古至今没有悬棺葬或岩葬的说法,有人去世后都是进行土葬,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发现西部方言苗族存在悬棺葬、岩葬遗迹的原因。苗族作为一个迁入民族,最早的时候,土葬的特点主要是横埋,呈现东西走向,表示灵魂要回归东方故地。后来,横埋现象逐渐消失,而顺埋日增,这表露了苗族对居住地的心理认同。在以前,西部方言苗族也出现个别火葬,但不是针对老年人,而是针对夭折的小孩。火葬的目的,是避免亡者投胎,影响香火的延续。苗族的土葬,显然与可乐古墓群坐西向东的特点高度一致。关于出现的套头葬,实为苗族贵族的身份标志,显示的是一种地位或富有,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奥妙。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就是当今的苗族忌讳铜铁入墓,这种畏惧不可能没有根源。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两朝,苗族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在走下坡路,生活在狭缝之中,这种失落感不可能不引起苗家人的反思。在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先人把家族或民族的兴衰成败归结于墓葬习俗,这是不难理解的。所以,今天的苗族忌讳金属入墓,不等于古代的苗族不用金属饰品陪葬。
从语言文字考察,我们更容易直观的发现苗族与可乐考古遗址的密切关系。“可乐”显然不是汉语地名,而是少数民族语言名称。到底它是什么意思,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目前,有彝族专家从古籍资料中查找依据,指出“可乐”在彝文古籍中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可乐到底是不是中央大城,这需要各方史料印证,同时城池的出现也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对此我们不便下结论。从西部方言苗族的语境上分析,“可乐”与苗语ngob longs(旧城)正好对号入座。“可”在苗语中就是“旧、老”的意思,“乐”就是“城、城池”的意思,“可乐”就是指一座古老的城池。从文字上讲,苗族民间传说自己有文字,但在迁徙途中丢失,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这说明,苗族进入贵州,活跃于川黔滇结合部,远古的文字已经濒临消亡。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460余人。此前的文化歧视、文字排斥,当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秦始皇只不过是一个最具代表的人物而已。古代苗族文字的兴衰,与苗族的战争迁徙密切相关,主要是人为因素消亡的。可乐考古遗址,除了发现一枚铜印雕刻朱文篆书“敬事”二字外,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这与苗族墓葬不立碑、无文字相符。关于这枚铜印的来历,可以断定不是出自苗族之手,是各民族逐渐走向融合、文化相互碰撞的产物,是封建王朝统治力量浸透到苗族地区的见证。
五、结论
通过上述梳理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可乐是一座古城。这座古城的最早建设者,极可能是仡佬族的先民。随着西部方言苗族势力的进入,可乐古城又成为苗族一个重要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由于时代的变更,时势不断变化发展,3世纪迁入黔西北的彝族也与可乐古城产生了一定的联系。由此可推断出,西部方言苗族淡出可乐古城这段辉煌的历史,应该在秦国统一全国之后的一段时期,这是苗族的精神支柱、坚强后盾楚国灭亡之后必然出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