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奇男——刘清(上)

□谢超恒

　　盖世英雄所产生的时代当然可以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浑身上下，都充溢着让大多数民众敬仰的人格魅力和优秀品质。

　　清朝时期就有这么个人物——刘清，他是黔中大地贵阳府广顺州(今长顺县广顺镇)人。当时人们在心底默认他为“英雄”、“黔中奇男”，而口头上则称他为“刘青天”，连皇帝都这么称。这里，“英雄”、“奇男”与“青天”的含意是等同的。

　　嘉庆十年(1805年)，朝廷召见刘清，这时刘清已经六十三岁。受皇帝直接召见，刘清自认为虽然没什么震惊天下的大功，却也晓得不差，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坏事，但会好到哪里去?他心头也没个底。自然，没底也没什么要紧的，他心里亮堂着，并不希望得到什么高官厚禄，这是他的本性。他从四川起程，千里迢迢，按时进京觐见(拜见、朝见)嘉庆皇帝。

　　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刘青天”及平息川东“教匪”的有功之臣，嘉庆帝大加赞赏，特赋诗一首：

　　循吏清名远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

　　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生来不爱钱。

　　有守有为绩昭著，无偏无欲志贞坚。

　　空群羡尔超流俗，明慎咸中治理宣。

　　受皇帝赐诗，在当时是极大的荣誉，受赐者极少。在刘清之前，贵州人中只有李士杰一人受赐。

　　刘清本来就早已名扬川中大地，这时被至高无上的皇帝赐诗称赞为“青天”，由此，刘清名闻天下。他与李世杰、杨芳被誉为“黔中三奇男”。

　　“青天”一名，刘清受之无愧。“青天”原本指判决公案、处理公事时正派、不徇私枉法。这里主要指刘清作为地方官，他笃厚而巧妙地应付朝廷百官，忍辱负重，善待百姓，以清朝普通官员之力，把乱世化为平静的战略战术。

　　一

　　刘清，字天一，号郎渠，又号松斋，清朝乾隆七年(1742年)，生于贵阳府广顺州陈亮堡(今贵阳市花溪区花溪乡陈亮村)。他的父亲叫刘复仁，曾任浙江萧山知县。刘清从少年时代开始，喜好读书，特别爱读《左传》。对《左传》，他研读得很认真，特别是对于那些描写战争的篇章和攻守之策，他都要仔细琢磨，背诵如流，并深深地悟入心底。刘清学识深厚，而且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不像别人“死读书，读死书”。然而，也许因为这样，他在科举场上几次应试却不中，年逾三十岁了，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但从刘清以后的表现来观察，他属于低分高能的人才。在三十五岁时，幸好在贵州乡试中，遇上一个善于识别人才的主考官，他被特选为“拔贡”。“拔贡”由省一级中的生员中考选，保送进入上一级学习，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刘清这才有了做官的资格。之后，刘清在京城四库馆做了七年的誊录(文书档案抄写员)。因工作表现突出，他被授予候补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级助理职务)一职，派往四川，终于步入仕途。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刘清四十七岁，由候补县丞转正任冕宁(今四川凉山州冕宁县)县丞(正八品)。

　　刘清早就耳闻目睹了官场的腐败，痛恨当时的军机大臣和珅，以及两湖总督毕沅、巡抚福宁、藩司陈淮等人鱼肉百姓、聚敛巨财的丑恶行径，因此，上任后，他暗自发誓，决心以清廉守住自己，勤政清政，尽其所能为民办事，爱民如子;同时，把自己所应该得到的薪水，除留下一点维持基本生活外，其余全部用于救济那些生活处于困苦不堪的贫民。当时，许多人惊讶说，怎么会有这种官?贪官劣官多了，老百姓受苦多了，出了这么个清官，人们产生这种惊讶，可以理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于政事勤勉、民望甚高，五十岁时，刘清升任南充知县(正七品)。

　　这似乎应验了“好人有好报”的古训。事实上，这是刘清秉持“当官必须为民”的本意所产生的结果。

　　刘清虽年届五旬，才七品小官，但他当官爱民的理念、秉性已经固化。他怀着一颗造福地方的雄伟大志，在南充任知县三年，其廉政爱民之声名，传遍了川中大地，在治理县一级的工作中，其政绩在四川名列前茅。

　　二

　　乾隆后期，多地爆发白莲教起义，刘清被卷进了清王朝镇压起义的洪流中。

　　什么是白莲教呢?这里，有必要对其作个解释。白莲教是一个宗教概念，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的始祖为东晋释慧远，他在庐山林寺与刘遗民等结合为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的信徒们以之为楷模，尽力效仿。北宋时期，净土宗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它的教义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容易被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压迫的工具。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白莲教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已发展成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次大起义呢?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又由于人口增长迅速，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大量的饥荒饿民，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四川、湖北、陕西交界的南山和巴山的深山老林地区谋生，人数以百万计。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当时白莲教的宣传也就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

　　于是，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四川、湖北、陕西三省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起义规模逐渐扩大，官军八方征集能人进剿，战事不断。

　　白莲教起义像大多数农民起义一样，毕竟没有一种正规而崇高的“顶层设计”作为统领，因而在举起起义大旗的同时，客观或主观上也在干着危害平民百姓的事，可怜的百姓往往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刘清此时任南充知县已经超过三年。按照常规惯例，他在任三年很不一般的政绩，完全应该被上级提升了，但此时的南充县正在被白莲教起义祸及。上级深知刘清在南充名望极高，也有意留下他稳住县域局势;而另一方面，刘清作为一县之长，他觉得守好本县局势，让百姓不受战乱之苦，是他的分内之事。由此，升迁之事便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南充是一个小县，平时只有几十名差役，没有清朝的正规军驻扎。于是，刘清仔细掂量了一番后，决定上奏请示，要在县内乡民中招募乡勇。南充百姓平时深感刘清爱民恩众，几乎是一呼百应，乐为其用，不多时，便招募了精壮的乡勇500人。经过分发兵器、严格集训，这支部队立即投入到平定义军、保卫南充的征战中。

　　刘清采取了不同于其他清军的剿灭方式，即对南充境内白莲教军，既进剿又安抚，加上在义军中，多数义军在当乡民的时候，早就知道刘清的仁廉之名，他们在与刘清相遇时主动避开，力求不战。不到一年，刘清便把南充平定下来。

　　当时的四川总督叫英善，他听说刘清在南充剿匪智勇双全，于是，急忙下令，调刘清率领其部队前往达州(今四川达州市)征剿白莲教教首徐天德。刘清依然采用抚剿兼施的办法，连连奏捷。嘉庆二年(1797年)春，刘清生擒了徐天德的舅舅王学礼。王学礼被俘后，切身体会到刘清的宽厚正直，深受感动，于是，向刘清报告了白莲教教首徐天德和王三槐两人皆有归顺官府之意。刘清立即向总督汇报，并主动请缨，前往招抚教首王三槐。

　　这时的四川总督改由宜绵接任，刘清的主动请战是他巴不得的事。于是，刘清接下了招抚王三槐的任务。

　　在前往王三槐驻地的那天，一路飘落着秋雨，但天气并没有影响刘清招抚的决心。他没带随从，只身一人，当他步入王三槐的军营时，虽然手持兵器站立在通道两边的白莲教义军已经得令，没有上前阻拦，但个个横刀怒视，态度极不友好。刘清对此毫不在意，神情自若地直抵王三槐卧榻。面对独闯虎穴的孤胆英雄，王三槐惊诧不已，暗自佩服，慌忙从坐椅上站立身子，满脸笑意，以礼相待。

　　在招抚过程中，王三槐对刘清印象极好。刘清态度诚恳，语言温和，毫无大清朝官员的骄横之气。刘清在指出白莲教聚众造反，既祸害国家又祸害百姓的同时，又真诚地希望其放下武器，从善为民。双方各自倾谈数时辰之后，刘清提出要遍访王三槐麾下各支义军军营，且说明：目的是安慰士兵。王三槐暗暗思忖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可疑虑的，就应了下来，并陪同刘清遍访各路义军军营。

　　接下来的几天，刘清每每到达义军营地，由于义军均知其清廉之名，对其极为恭敬，尽备酒食迎送。刘清酒量很了得，一般人不是对手，酒席间他谈笑风生，但把持有度，决不会自乱分寸。刘清的确是个坦荡君子，而且胆大心细。他一连数日，夜宿义军营地，走到哪里，夜宿到哪里，而且上床即熟睡，鼾声大作。心怀不轨、没有诚心的人能如此坦荡吗?义军士兵们更加敬佩，白莲教之教徒们惊为神人。

　　然而，王三槐是个深受压迫剥削、苦大仇深的人，自然不敢相信刘清的任何承诺，对刘清这位清朝官员仍有所防备，当时没有答应刘清归顺朝廷事宜，因而，这次劝降无果而终。但王三槐对刘清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出于礼貌，刘清离开时，他亲自护送返回清军营地。

　　不多久，刘清第二次奉命前往安抚招降王三槐。王三槐已经深思多日，觉得刘清前次对他说的话句句在理，决定归顺朝廷。当日，王三槐得报后，亲自走出军营，以十分真诚的姿态迎接刘清，没说上几句礼貌寒暄的话，便表示愿意归顺朝廷。刘清由于前次招抚失败，当然清楚王三槐不是等闲之辈，也不是轻易能改变其观点立场的人。但为了完成任务，刘清仍坦诚相待，同时向其宣布朝廷旨意，限定招降日。王三槐满口答应。受降地点是一个叫双庙的地方。

　　四川总督宜绵疑心很重，担心王三槐有诈，便与刘清商议对策，商议的结果是：为防万一，不能只由刘清孤身一人担任招降重任，决定派一位政府大员同刘清一道前往。

　　受降日这天，在受降仪式上，王三槐态度十分谦恭卑微，跪称“犯民”，他的确已经打定主意受降了。然而，那位政府大员骄横惯了，是个不讲方式方法的粗暴人，还没等刘清发话，他就气势汹汹地大骂王三槐为“死囚虏”，指责其“犯上作乱”，判定其“罪该万死”。刘清一听，急了，想立即以自己拿手的招降方法缓和气氛，但王三槐哪里受得了如此突如其来之辱?没等刘清说话，猛地愤然站立，一边高喊：“为公正、平等而造反”，一边飞步而出，跃上战马，返回军营，致使招降又遭失败。

　　事后，那位大员知道要被问责，为了推脱责任，抢在刘清之前，恶人先告状，不仅不承认自己错误，相反还把责任全部推诿给刘清。总督宜绵大体弄清情况后，可能是考虑到“大敌当前，不宜斩将”的缘故，没有过多地责备那位大员，并认为无论怎么说，刘清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因为刘清没有阻止住那位大员的不当言行。刘清虽然觉得冤屈，但事前没有同大员统一好说辞，说一点责任都没有，良心上也说不过去，便有些自责起来，不作任何反驳。好在总督很器重刘清，虽然心里对此极为不满，但还是及时向朝廷求情，刘清才没有受到惩处。

　　嘉庆三年(1798)，清军与王三槐的义军在安乐坪展开攻防战，这时的四川总督叫勒保。勒保亲自督战，但在久攻不下、无计可施之际，他思去想来，还是想到了刘清，于是，又派刘清前往招抚。

　　刘清这时任“兵备道”一职，由于有前两次招降的失败，他对这次招降能否成功并无把握，但刘清再三自我鼓励，把信心充实得满满当当的。当刘清步入义军大营时，王三槐自认为前两次出入清营并无危险，自信得很，他估计总督勒保拿他没办法，防备的心松散下来。他答应刘清说：如果总督勒保出具人质，他愿意前往清军大营谈判。总督勒保得到这一报告后，大喜过望，特意避开刘清，独自心生一计：即按王三槐的要求，一边派一名“贡生”和一名“都司”入教军军营作人质，一边暗中酝酿抓捕王三槐的计划。王三槐的确过于松懈，一点也不作防备。当其毫无防备地来到清军大营时，没想到勒保突然变脸，喝令拿下。随后将王三槐装进囚车，立即囚送京城北京请功。刘清当然事前并不知道这是一场阴谋，事后才感到遭到了愚弄和欺骗，因而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这一点也不是他行事作风，他甚至觉得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但作为下属，他又觉得无权评论总督勒保的对错，更不能指责上司手段的卑劣。对于王三槐的悲剧，刘清总认为自己是始作俑者，他在负疚，他在自责。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让清王朝严重受挫，因而，朝政上下都以此作为当时的头等大事，当总督勒保把王三槐押送到京城后，嘉庆帝亲自审讯。嘉庆帝首先问王三槐为何谋反，王三槐目光直视嘉庆帝，很响亮地回答道：“官逼民反!”

　　嘉庆帝有些不悦，不解地反问说：“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

　　王三槐理直气壮，正色道：“惟有刘青天一人。刘青天者，川民以呼刘清也。”

　　“使官如刘青天，百姓断不反!”看着嘉庆帝不解的样子，王三槐接着又补充说。

　　嘉庆帝听罢王三槐这番言词后，似乎略有所思。庭审后，特意下谕旨说：“朕闻刘清官声甚好，每率众御敌，贼以其廉吏，往往引避而去。如果始终奋勇，民情爱戴，著勒保据实保奏。” 总督勒保得到皇帝谕旨，根据事实，将刘清战功政绩奏上。嘉庆立即晋升刘清，任直州同知(正五品)，并赐给花翎。受赐花翎在当时是极大的荣誉，受赐者极少。

　　作为对手，王三槐临死的时候，仍崇拜着刘清“刘青天”，这说明了什么呢?历朝历代的大多数封建统治者，让广大贫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偶尔遇上一个如刘清之类的好官，怎么会不铭记于心呢?从王三槐的话中，当时的嘉庆帝对自己的统治不知能悟出些什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