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滇风云

——巡抚徐之铭的起落浮沉

□陆景川

　　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年)，云南布政使、陕西巡抚邓尔恒在曲靖被戕害，朝野震动，举国哗然。时任云南巡抚徐之铭被朝廷疑为幕后主使，从而引发了云南官场的大地震。

　　徐之铭(1806—1864)，字新斋，贵州黎平府开泰县(今锦屏县)铜鼓村人。铜鼓历史悠久，汉为荆州郡，唐设都督府，铜鼓地属亮州。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设铜鼓守御千户所，三十年(1397年)改为铜鼓卫。清雍正五年(1727年)废铜鼓卫置锦屏县，属黎平府。道光十二年(1832年)改为锦屏乡，设县丞，属开泰县。民国二年(1913年)复置锦屏县，民国三年(1914年)县城从铜鼓迁至王寨(今锦屏县城三江镇)，故铜鼓有“老锦屏”之称。

　　由于铜鼓为军屯卫所，开化较早，文化发达。徐之铭就出生在一个书香官宦之家，其祖父徐为和系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禀生，在铜鼓兴办了“培龙书院”;其父徐起渭，嘉庆三年(1798年)拔贡，曾任浙江归安知县。幼年之铭在“培龙书院”时，祖父“平时与后进讲论文艺，必以躬行实践为主”，之铭受到良好启蒙，乃至终生受益。后入县学，更志存高远，勤奋苦读，学业出类拔萃。道光十一年(1831年)，之铭一展学识，乡试中举，十六年(1836年)一鼓作气，获太后六旬丙申恩科进士二甲五十名，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九年(1839年)母病逝，回乡丁忧。二十五年(1845)补授四川保宁府知府。咸丰三年(1853年)升陕西潼商道兼办粮台防务，四年(1854年)六月升湖北按察使，七月父逝丁忧。六年(1856年)，至四川酉阳秀山剿抚苗变。七年(1857年)补湖南按察使，旋调任云南按察使。从此，徐之铭就在云南官场掀起了镇压民变、几起几落、骇人听闻的历史波澜。

　　云南地处边陲，民族众多，且与境外缅甸、越南、老挝等国相邻，地理区位十分重要，历来被中央朝廷视为战略要地，凡委派的封疆大吏多为睿智干练之臣。到了咸丰年间，因封建压迫，赋税繁重，民变频起，乱象紛然，徐之铭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受命赴滇履职。咸丰八年(1858年)春，之铭领命督带兵练对“东路回匪聚众焚掠”“昭通、东川等处猓夷麇集”起义实施分路进剿，他们以强大的添筑炮台、施放火箭、烧毁望楼之攻势，将义军击败。因剿杀有功，之铭深得云贵总督张亮基赏识，奏请获升布政使衔，并戴花翎，旋护理云南巡抚，十一月授云南巡抚。

　　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回民马凌汉率领回民数千人众攻袭昆阳州城，之铭命外委陈起龙招集兵勇进攻，击毙马凌汉，兵临城下，斩馘无算。此时，云南各地回、彝起义风起云涌，官军疲于应付。是年，徐之铭先后派兵剿杀临安、缅宁、富民、宜良、大理、顺宁、鹤丽及嵩明、武定、禄丰、楚雄、昭通、晋宁、元江等地回、彝起义军，歼擒数千余，并戕毙马鸿轩、陈钟礼、姚小七、罗保林等首领。随即越境会同四川、广西官军夹击川、滇、桂边境回、彝起义军而告捷。

　　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之铭与四川总督曾望颜联合围剿在滇、川边境活动的马沅盛、李偏胡子等回、彝义军，义军溃撤。但南边的义军却集结成团，人多势众。八月，楚雄、广通、元谋等府县相继被义军占领，之铭以未能预防突变失城陷地而被朝廷降二级留任。

　　十月，路南州起义首领赵庆春、胡添桂等率领回夷义军两万余众占领州城，并攻扑宜良等县，之铭命参将何自清等全速讨伐，连获大胜，州城克复，迤南等处夷军因震慑而纷纷投诚。随后，之铭又命昭通官军追剿蜀滇边界的滋扰匪徒，歼首匪罗星斗等，乘胜移师，将生擒首逆钟二、达页等枭之。再进逼豆沙湾，将李偏胡子等戕毙。至此，昭通、大关等处一律肃清，并疏通沿途盐路，恢复了边关贸易。十二月，之铭获朝廷擢升兼署云贵总督。未几，之铭以云南军务紧要，未能兼署云贵总督事务，即奏请留前任总督张亮基继续调理，上谕允张暂留本任，督办军务。

　　此期，朝廷为集中兵力镇压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因而在对云南少数民族起义的处置上出现剿、抚两派纷争。徐之铭属主剿派，与主抚派的上司张亮基意见相左。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张亮基奏请朝廷以在回民中享有较高威望的掌教马德新协助办理安抚回民事务，获朝廷准允。十一年(1861年)二月，马德新提出要与督、抚面商安抚事宜。张亮基约徐之铭同赴昆明城外回军据点江右馆与马等会商。临行前，之铭忽然对抚回议和产生疑虑而不前往，且密令心腹怂恿散勇赴督署，恳求勿抚。散勇至督署，挟持张亮基，肆意打砸抢掳，杀死在署之通海知县雷焱，轰退请抚回民，逼令浙江候补道马椿龄自尽，密杀招抚委员福建候补知府孙钧。为此，张亮基十分恼怒，即密奏皇上。上谕申令：“云南汉回互斗，办理之法，分别良莠，不分汉回。剿抚兼用，不可稍存私见。张亮基奏称亟宜招抚，系为大局起见。徐之铭任性妄杀，阻回民自新之路，必致激生他变。种种妄为，实属大负委任。刘源灏接奉此旨，着即迅赴新任，将徐之铭被参各款确查，据实具奏，不得稍涉回护。”徐之铭因此被立案调查，二次沉落。

　　然而，接任云贵总督的刘源灏并未“迅赴新任”，也不组织对徐案严加查办。不仅如此，刘源灏还以年迈多病为由，滞留赴任。而张亮基亦因干系重大、案情复杂而不置可否，且未等刘来接任，亦径自离去。至于皇上，已是病体缠身，也未能等到徐案彻查终结，就驾崩西去。云南官场如此乱象，亦可看出咸丰年间法纪废弛、吏治腐败之一斑。

　　因云南官场，几近人危推诿，群龙无首，至同治元年(1862年)，全省各府州县大部分悉被回、彝义军占据，昆明成为一座孤城。徐之铭迫于形势，苦撑艰局，于是一改常态，采取剿抚并用方略。他一面积极备战，强势进攻;一面派署提督林自清和澄江知府岑毓英前往回军招抚，以高官厚禄引诱其降。此招一经实施，果然奏效。随后，回军首领马如龙等亲临各地游说，胁迫回军将士解散或撤退，将义军占据昆明四周的昆阳、新兴、晋宁、嵩明、罗次、易门、富民等十余座城池拱手献交之铭。

　　之铭治滇期间，正值兵事不断，饷银枯缺。为鼓励官兵效命疆场，只得时常放任行为。其手下有一心腹副将叫何有保，便常趁滇官升迁外调或老病离职时，在省境交界处施行洗劫。还在咸丰十年(1860年)时，因任云南布政使治绩突出的邓尔恒升任贵州巡抚，离滇赴黔前，安排行李马匹先行，却在山界被洗劫一空。邓未及赴黔任即在途中改任陕西巡抚。能改黔赴陕，邓踌躇满志，急整行装，启程赴任。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邓尔恒赴陕途经曲靖歇息府署时，半夜为不明真相练勇杀害，随身行囊财物被抢劫殆尽。封疆大吏被杀，云南官场如塌地震，朝野震动，徐之铭因而被疑为主使。身为前案未释之人，今又逢大案有责，且被朝廷和同僚视为嫌疑，徐之铭陷入雪上加霜之境地。但历官以来，他也久经历练，可算官场老手。处惊不变，临危不惧就是他的性格，官场这东西，他从来不退却。于是，他也积极应对，密奏圣上。六月，朝廷下旨曰：“前据张亮基奏徐之铭擅杀就抚回民各情，当谕令刘源灏查明复奏。嗣据徐之铭奏称，回匪假抚攻袭省城，邓尔恒被戕，别有情由，与张亮基前参各款均不相符。刘源灏已令来京另候简用，福济昨补云贵总督，着于到任后，详细确查，将张亮基与徐之铭办理回务如何意见不合，并张亮基所参徐之铭各款，一并秉公详查具奏。”八月，上谕又要求：“前据张亮基奏邓尔恒在曲靖被戕，传闻系候补副将何有保之练，并有抚臣主使等语，此事情节种种可疑，着福济到省详查邓尔恒被害确情，据实具奏。”之后，福济云贵总督的官椅未坐热，又被调职，徐案因之搁浅。

　　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朝廷派潘铎任云贵总督，命其彻查邓尔恒死案。潘督莅任，面对滇省官场的千丝万缕，亦小心翼翼。十一月，潘铎终于启奏：“省城安静情形，并查明邓尔恒被戕杀原委，并无他人指使。”朝廷复旨：“滇省自回教就抚而后，汉、回各释猜疑，群思休息，省城即已粗安，外郡县亦可渐期复业。潘铎莅任伊始，当随时宣布朝廷威德，使已靖地方永远相安，其未能向化如大理等处，亦须一律疏通，得以休息。张亮基已令署理贵州巡抚，毋庸前赴滇南，徐之铭在滇年久，熟悉情形，一切地方事宜，潘铎正可与之和衷商确，妥为筹办，徐之铭亦当振刷精神，勉策桑榆之效，正不必以万里孤臣自危自阻也。至邓尔恒被戕一案，据潘铎奏称，实系何有保令史荣等带练戕害，其为并无他人指使，尚属可信。史荣等业经到案，着潘铎等督饬承审各员严行审讯，穷究党与，尽法惩治，以申国宪，毋得稍涉宽纵。”朝廷谕令，督责加鼓励，平衡了各方，之铭“指使”之疑，即被解除，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十二月，潘铎奏拿获戕害邓尔恒要犯戴玉堂等讯明正法，并请将疏于防范各员议处。谕日：“云南巡抚徐之铭于邓尔恒被戕一案，据潘铎奏称讯据各犯供称并无知情徇纵情事，惟案情重大，疏于防范，实难辞咎，着叫部议处，部议降三级留任。”之铭顶戴，再度跌落。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广西太平军首领石达开率杜文秀部由黔奔滇，占领横江、双龙场各处，朝廷命之铭等督同员弁与川军夹击。三月，之铭奏称：“迤西逆匪杜文秀，遣其党李俊乘马如龙出省，勾结武定嵩寻回匪数千赚入省城，督臣潘铎在南门弹压，复亲赴五华书院劝令解散，该逆猝然鼓噪，督臣顿时遇害。臣会同藩司岑毓英等分头巷战，署云南府黄培材等阵亡。臣赴掌教马德新寓所会议防守，并飞催马如龙檄调练勇分攻贼营，生擒伪都督李俊等正法，省城现已安堵。”不久，朝廷复旨，将城陷督毙之责归罪于徐之铭。谕曰：“前因骆秉璋、韩超奏云南省城被匪袭陷，当经降旨派兵援剿，将该省文武下落及死难情形查奏。兹据徐之铭所奏，情形与骆秉璋前奏大相歧异。徐之铭在滇有年，于回众勾结进攻，未能先事防范，至令督臣被戕，府县殉难，该抚尚靦然苟活，实属罪无可辞，着革职来京，听候议罪。”至此，之铭治滇五年，三起三落，沦为罪臣。

　　也许是作为一个内敛韧隐的老臣吧，徐之铭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然自己官帽落地，却还要发挥余热保举属僚、为国荐才。五月，他向上密陈：“鹤丽镇总兵马如龙忠诚无二，为回、汉所惮服。迤西杜逆占据大理等府，势甚猖獗，惟如龙一人足与抗衡。又署藩司岑毓英与马如龙共事，时以忠孝互励，省城之变，若非该署司谋勇兼优，极力维持，焉能保守危城半月之久，以待马如龙援兵，实属胆略过人，堪胜将帅大任，现在滇南之事，惟在二人，回教兵练有马如龙节制，汉夷兵练有岑毓英安辑，如此办理，则滇疆有安靖之期。臣虽死无憾。”其奏疏言辞恳切，滇疆安危挂系于怀，也算开济老臣之心。朝廷闻奏，即命新任云贵总督劳崇光详查密奏，妥筹办理。后总兵马如龙擢升云南提督，布政使岑毓英升迁贵州巡抚。

　　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之铭在身心交瘁中病卒，终年五十八岁，一代封疆大吏强臣就此落幕人生。

　　十多年后，之铭尸骨早已冰寒，但徐案又被重拾炒作。光绪五年(1879年)，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又奏：“之铭情罪重大，请旨查办。”朝廷遂派云贵总督刘长佑调查。不久，刘长佑奏报：“邓尔恒被戕，并非徐之铭主谋。”朝廷于是不再追究徐之铭责任，并明示允许其子应试出仕。至此，九泉之下的之铭得知，恐怕也能瞑目安息了。

　　徐之铭为抚治滇时，张秀眉、姜映芳的黔东苗、侗起义军亦在家乡清水江两岸攻城掠镇，黎平府属官军三营团练曾驰赴剿杀，之铭曾应请三次出面为剿苗有功员弁请功褒奖。他还出资在铜鼓乡里维建书院，兴学育才。其自修的豪宅，规模可观，建造精美，时称“翰林第”，咸丰六年(1856年)，为姜映芳义军溃撤时纵火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