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里坊制的变迁

□文/图 赖 晨

　　里坊制兴起

　　从原始社会到夏商周，是城市的发展初期，人们出于需要聚居到一起，但还没有有意识地大规模修建城市。从春秋到汉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城市发展高潮，“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西汉刘邦建国之后，全国各地经过汉初休养生息，取得了经济大发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交换经济发达带来商业城市的大发展。除了首都长安，其他城市，如洛阳、邯郸、寿春(今合肥)、临淄(今淄博)、江陵(荆州)、成都、吴(今九江)等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这时期也是里坊制城市建立的初期。

　　《吴越春秋》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这里的“城”即“宫城”，“郭”即“外城”。城与郭，构成了古代都城空间主要和基本的单元。造郭的日的是“守民”，即为了镇守和掌管民众，以建立和维护王朝统治秩序。因此，如何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和都城规划结构来组织民众的聚居生活，构建都城社会空间，并使之纳入整个都城政治和礼治秩序之中，就成为都城建立后，统治者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看，西周以来，对郭内居民的组织管理主要是通过里坊制度进行的。里坊可谓是古代都城中最为普遍和长久的居民聚居规划形态和城市管理制度，不仅将都城划分出若干方形的空间，而且对每个空间都作了适当的安置与有效的管辖。它在划分都城居民居住空间的同时，也划分了都城社会结构空间。正如《易经》所说：“方(坊)之类聚，居必求其类。”里坊以规整的区划、严密的管制为基本特征，其形成和发展表达了统治者试图从时空上严密控制城市居民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冲动和努力。

　　早在春秋时期，城池规划便有了“里坊”一说。“里”在北魏以后称为“坊”，为当时的居住区，即由官府规划的、封闭的居民区。

　　里坊制的最初形态在汉代，用纵横的街道将城市划分为大大小小不同的方格，居住的坊和市相分离，规格也不统一。“里坊”在汉代称之为“闾里”，据记载汉长安有160闾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居民区在长安城东北和外郊，160坊里可能包括城中的“闾”和郊外的“里”。城中则宫、衙、市、宅杂处。坊里的形式可能脱胎于农业井田制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社会的基本组织“邑里”，移用于都市，则成为对城市居民实行监管、宵禁、征役的基本单位，只是以城市居民(手工业者、商业者等)取代农业居民。

　　封建社会商业繁荣、人口增多，统治阶级需要有效的措施确保证城市的有序运行，里坊制城市便于管理统治，因而被多个朝代沿用。

　　里坊制巅峰

　　从三国时期到唐朝，是里坊制的巅峰，以邺城和大兴城(唐称为长安城)为代表。古代的城市规划(尤其是都城规划)自三国曹魏邺城开始，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城的外形趋向规整，王室衙署位于城内北部中间。其余大部分为居民区，居民区内由数条东西、南北的街道划分为若干封闭式的里坊。

　　隋朝大兴城全城共有109坊，排列得如棋盘上的格子般整齐。以正对皇城正门朱雀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两侧建筑东西相互对称。朱雀街以西有55坊，朱雀街以东有54坊，因为在城的东南部修建了一座曲江池，共占一坊的面积。

　　“坊”其实是高墙围起来的封闭大院。有的大院用作官吏办公，有的大院用作百姓居住。每个坊都是相对独立的封闭整体，筑有夯土的高高的坊墙，坊中开十字街。每坊四面均开设有一扇坊门，门上书写坊名作为标记。坊门每天按时启闭，夜间及遇有禁令或事变时，官府就命令关闭坊门。“坊门”的作用和现在的街道牌一样。如果官府有什么重要事情需要告示坊中居民，或居民在道德、科举方面有值得表彰的地方，官府也会张榜于坊门。

　　坊与坊之间的笔直街道一般宽41米，道路宽阔通畅。但这些街道都是土路面，雨雪时交通不便，为了排水，路面中间高，两侧有水沟，沟外是坊墙。城内纵横交错的街道划分出布局整齐的里坊，其面积大小基本相同，“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形制基本为正方形，折合今尺度每坊的长宽均为441米，约0.5平方公里。里坊四周围有坊墙。根据近年考古勘探得知，洛阳坊墙厚度约在4米左右，均为夯土版筑，其高度大约不会超出常人肩部的高度，而长安城的坊墙高约9米。

　　唐朝长安城的商业区。长安城朱雀街两侧各用两坊地修建出东西两个大型市场，分别叫东市和西市，是都城内的商业区。东西两市店铺林立，各开两门，市内街道呈“井”字形。当时的城内繁华状态可以从这两个商业区看出，东市里面的商业门类分为220行，西市比东市还要多。东市周围的坊内居住的多是公卿勋贵，普通的商人特别是大量的西域胡商，集中居住在西市周围。唐朝开设市场管理员，使得市场有价格货物管理机制，市场虽大，却井然有序。

　　隋朝大兴城内的坊最设计分为五级，面积较小的两级坊只在皇城正南和东西各开一个坊门，其余坊则在四面各开一门。以街道连接不同的坊，两个坊门的小坊内设一条东西横街;四个坊门的大坊内设有两条相互交叉的十字街。坊内除了这条横街或十字街以外的街道，称为“巷”或“曲”。

　　隋唐长安城内各坊种不仅居住了平民，也有各级官僚、商人、道士、僧侣，以及客居隋唐的外来人员。这些人士因社会地位、贫富的悬殊，各家的房产、人口有着很大区别，也就决定了各坊户数的差异。隋唐两京的坊并非纯粹的居民区，官衙、寺观、官宅遍布其中，对里坊制度的影响大致如下：第一，政府机构、军用场地占用了一坊之中的许多土地。第二，权贵的随从、仆役众多，故其宅院也相当庞大。像房玄龄、李勐、杨国忠等将相之家更是占坊中相当大的部分。郭子仪的豪宅占亲仁里四分之一的面积，家里有几百人之多，而古代中国每户家庭平均人数通常为5.17人，而郭子仪家的人口之多、住宅面积之大由此可见一斑。第三，寺、观占据坊里土地。城镇里坊之中的土地被特权阶层大量占用，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经济力量相差悬殊，所以占地多寡也各不相同，这就造成了各坊居民户数的不平衡。

　　东都洛阳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没有如同长安城那样整齐划一的街道，但坊市的规划并没有两样。据《大业杂记》记载，洛阳南有96坊，洛阳北有30坊，所有的民坊周边均是围墙，大约长4里;每个民坊都有4面大门，它们都临街，建有门楼，呈现为封闭的居民区。大街小路，纵横相对。

　　隋唐制定了“百家为里”的制度。由于“里”是按户划分而形成的组织，“坊”是规划而成的封闭居民区，这就决定了里坊组织的不一致性。第一，一里多坊。有的坊只有权贵一户，在这种情况下，与“一里百户”的编制相差太远，这就须要两坊甚至几坊才能成为一里。第二，一坊多里。这比较常见，这和隋唐时期京城的坊数有限，而居民人数庞大有关。长安城每坊平均有300户，东都洛阳每坊平均不少于200户。如果按“每里百户”进行编制，一坊之中出现数里则为正常现象。分为一里或数里之后，坊中剩余的、不满百的户数自然就与邻近的坊中居民结合形成一里，出现跨坊成里的现象。当然，偶然也有一坊刚好是100户成里的现象。

　　唐朝时期和汉代一样实行宵禁，每晚各坊市的大门随着城门一起关闭，拂晓再开。这种制度到开放的唐朝政府打破，每晚各坊市门随着城门一起关闭，拂晓坊市分离的格局消失，为了生活方便，高墙都被拆除，传统的里坊制被破坏，坊市结合，不设坊墙，由封闭式转向开放，夜市逐渐兴盛，以往只供市民居住的坊内出现商店和作坊，茶楼酒肆遍布城内，社区生活更加丰富、自由了。

　　里坊制解体

　　城市发展的第四阶段为开放式街市期，从宋到明清，这一时期的城市突破里坊制，以更开放的格局出现。

　　自宋起，城市的里坊制布局逐渐放宽。宋代，城市商业活动开始面向平民百姓，城市生活也从贵族化转向平民化。首先，大众服务业的兴起。北宋以后，城市居民开始转向生产专门化、生活消费型的生活方式。行医卖药、箍桶等大众服务业应有尽有。其次，文化娱乐业的大众化。唐朝以前，城市分区规划严格，宫廷的娱乐活动不易传到民间。到北宋时，娱乐活动打破了等级的藩篱，在市井兴起，出现了大众娱乐场所——瓦舍，里面有各种功能的演出厅——勾栏。到南宋时，临安城内瓦舍有17处，不仅演出的剧种繁多，而且配套服务齐全。每当夜幕降临，有钱人就来到戏园子或茶楼看戏和品茶。市民还可以观看或参加各种杂耍、杂技和体育活动。一年一度的城隍会，活动多样，简直是个超级娱乐场。

　　北宋后拆除坊墙，居民区由原坊内小街发展成横列的巷(胡同)，商业沿城市大街布置，一直延续至清代，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是较典型的代表。

　　元大都(今北京)里坊制的开放式布局，进一步强化了城方功能，这一点与隋朝大兴城典型的里坊制不同。大都城内坊间不但街道规划齐整，经纬分明，临近的里坊也都相互开放，整体呈现四通八达的布局。大都城严格依照《周礼·考工记》中的建筑思想设计而成，因此它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能体现出周礼制度和周礼精神。其实，古代城市的道路结构多为棋盘状的结构。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古代都城的规制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也就是说，都城9里见方，每边开有3门，东西南北各有9条道路，南北道路宽为车轨的9倍。这种整齐划一的方格形道路交通网，不仅便于交通，也便于在街坊内建造各种建筑。千百年来形成的棋盘状街区结构对现代城市建设影响较大，我国各主要大、中城市的道路交通管网至今都保持着这种基本的格局。明清时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社区的功能开始分化，形成了不同等级和层次的多样化社区，如生活居住区、商业区、手工业区、政治区以及娱乐区等，并在城市内部产生明显的地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