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领袖长征在黎平

□张永文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副委员长、党团书记陈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国工运先驱者邓发三位工运领袖被安排随军参加长征。经过近两个月的辗转突围，于12月中旬由湘西转兵进入贵州黎平，开始了红军长征伟大战略转折的开端。刘少奇、陈云、邓发三位工运领袖在此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

　　随军在黎平的行程

　　1934年10月10日，刘少奇随中央机关撤离苏区，尽管怀着依依不舍的沉重心情，但仍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向红军部队宣传革命必胜的道理，鼓舞红军战士奋勇杀敌突围。10月22日，刘少奇接到由周恩来和博古签署的中央电令：“刘少奇参加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于是刘少奇来到自己亲自组建的工人师为主的红八军团走马上任，这个军团才成立一年多，共有两个师，每师下辖3个团，全军团约7000人。这支部队新兵多，思想情绪未稳定，战斗力很弱，为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力量，因此派刘少奇去担任中共中央代表。红八军团随红三军团跟进，掩护右翼安全。与此同时中央委派陈云担任红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踏上西征路。这个军团下辖两个师6个团，共一万余人，担任全军后卫。为了解部队情况，陈云下到师部与战士一起行军，通过谈心掌握部队思想状况，召开政治工作干部会议，要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减少部队非战斗减员，增强部队战斗力。邓发长征出发时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协助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的工作，这个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卫生部、工青妇机关组成，共有9853人。红军长征经过广西的少数民族地区时，当地反动派组织了一批特务冒充红军烧杀抢掠，一天深夜12时在周恩来住的房子后面发现了大火，邓发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施救和侦破，当夜查出了3名纵火者，翌日立马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红军保护工农劳苦大众的政策，揭穿了敌人放火的阴谋，乡亲们听后真相大白，个个义愤填膺，一致要求处决放火者，使红军部队赢得了少数民族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特别湘江之战，红军部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且敌人又在红军原订行军的路上布下口袋阵，妄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避开强敌，改向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中央军委领导的赞同，于是中央红军转兵西进贵州黎平。12月13日，由湖南通道兵分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经新厂、平茶等地进入黎平北部，于第三天攻占入黔的第一座县城——黎平。红三、五、八军团和军委两个纵队为左纵队，经播阳、流团等地直入黎平东部，先后于12月16—19日进入黎平县城。

　　根据《陈伯钧日记》、陆定一《长征大事记》、肖锋《长征日记》等资料记载，整理出三位工运领袖长征过黎平的行程如下：

　　12月14日，军委第一、二纵队由湖南通道县播阳出发，经黄垢到黎平洪州一带宿营。邓发随军进入黎平。

　　12月15日，红五、八军团原定尾随红一军团第15师之后，经新厂向黎平进发，但敌人已有二、三千人进至通道，新厂附近也发现敌情，奉命改道从播阳所到洪洲，尾随红三军团后跟进，两个军团分别由张黄、深渡等处向播阳所紧急集中，旋经流团坳等处于当晚进入黎平县，行程约50—70里。陈云率红五军团在阳朝、草坪一线宿营。刘少奇率红八军团经辛家、野洞、岑洞到倘扒宿营。军委第二纵队由洪老塘到洪州。邓发随队宿洪州。

　　12月16日，红五军团由草坪出发经坪坊、小寨到洪州所，行程约15里，召开军团会，讨论红五、八军团合编问题等，对合编进行宣传、鼓动、解释。陈云随军团住洪州。红八军团由倘扒到德顺，行程20里，同时做五、八军团合编宣传工作。刘少奇随军团住德顺。军委第二纵队由洪州进至中潮地域，行程约50—60里。邓发随队至中潮。

　　12月17日，红五军团由洪州所出发，经下温、平甫坳、地青进至中潮所地域，行程约55里，陈云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及各连队支部大会，宣传、鼓动、解释合编问题，并开始部分合编工作。红八军团由德顺进至中潮所与红五军团汇合，行程约30里。刘少奇亦开始安排部分合编工作。军委第二纵队由中潮进至黎平县城，行程约40里。邓发受周恩来指示，安排做好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

　　12月18日，红五、八军团从中潮所地域出发经羊角岩等地于中午进入黎平县城，行程约40里，下午继续进行两军团的合编工作，鉴于红八军团减员较大，撤销其建制，刘少奇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并开始移交工作。军委第一、二纵队也进行合编为军委纵队，邓发不再担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部署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晚上，刘少奇、陈云、邓发出席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2月19日，刘少奇、陈云上午处理合编善后工作，下午随红五军团由黎平县城到地西，行程约20里，并安排军团一部在黎平县城收容和断后，同时向湖南靖县方向警戒。军委纵队由黎平县城经地西、勇寨到高场宿营，行程约45里。邓发随军宿高场。

　　12月20日，红五军团由地西经高场、高更到罗里，行程约40里，并令收容队离开黎平城。刘少奇、陈云同随军并继续接交工作，向军团传达黎平会议精神。军委纵队由高场经罗里，沿乌下江至八里宿营，行程约60里。邓发随军宿八里。

　　12月21日，红五军团由罗里经平信、上下八里到八受，行程约40里。刘少奇随军宿八受。陈云离开红五军团赶到军委纵队任职。军委纵队由八里顺乌下江而下，经八受等地到锦屏县瑶光宿营，行程约50里。邓发随军宿瑶光。

　　根据以上行程来看，刘少奇、陈云、邓发三位工运领袖随军从12月14日开始进入黎平县境，21日离开出境，在黎平县活动了八天七晚，期间组织开展了很多重要的军事行动，为中央红军转危为安、由黑暗走向光明做了大量的工作。只可惜当年戎马倥偬，行军匆忙，没有过多的史料记载。

　　在黎平整编改任

　　由于中央红军由江西苏区突围长征损失惨重，根据军事需要，为提高部队战斗能力，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顺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在中央红军由湘西进入黎平的前一天，中革军委部署了在黎平期间对中央红军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整编——黎平整编，以适应入黔后新的军事战略部署的需要。

　　1934年12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规定：军委决定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原红八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接替陈云，改任红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同日，中革军委还发布《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第二纵队的命令》决定：取消二纵队的组织，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下辖第1、2、3梯队，第1梯队辖军委总司令部五局及其直属部队、总政治部没委会、中局队、中央队、国家保卫局及一医务所。国家保卫局附特务队与红军工作部合在一起。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委，并兼任第1梯队司令员、政委，即于十五日起以军委纵队名义直接指挥所属各部队。邓发所任的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随着整编被取消，国家保卫局的工作职责也发生了变化。

　　由于“左”倾领导人长征出发时实行的是逃跑主义和大搬家式的转移，带着所有的坛坛罐罐和机器重辎上路，行动迟缓，龟行蛙步，导致中央红军突围造成惨重损失，被动挨打。为放下包袱，便于灵活机动作战，刘少奇、陈云、邓发三位工运领袖在黎平整编时，果断命令所在部队销毁了一批随身携带的机器重辎、行李文件，轻装上路，增强了斗志，重振军威。

　　在黎平整编中，刘少奇、陈云、邓发三位工运领袖都改任调整了职务，但他们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始终不渝，在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上以军事战略的需要为重，服从大局。

　　参加黎平政治局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黎平古城翘街胡荣顺商号召开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闻天、陈云和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及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讨论了红军进军方向的问题。李德仍未肯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提出到黔东北后转向湘西，与强敌硬拼，达到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则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甩掉重兵围堵，避实就虚，不往敌人的口袋里钻，改向黔北进军。会议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调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不利，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四、政治局认为，为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自己有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的会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伟大转折的开端和起点。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以破竹之势，直驱入黔，屡挫顽敌，一路高歌猛进，走向光明。

　　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在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刘少奇、陈云、邓发三位工运领袖坚持真理，敢于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错误军事路线作斗争，支持、赞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得以通过，为中央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取得了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胜利。1935年10月陈云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领导的反“围剿”、西征等中国革命情况时指出：“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

　　先前的史料对刘少奇、陈云、邓发三位工运领袖参加黎平会议根本不提及，包括他们本人的传记、年谱等也没有记载，特别是年逾古稀的陈云1982年的给黔东南州委宣传部“关于中央红军进军贵州及黎平会议等问题的复信”中说“并未参加黎平会议”，使得人们对三位工运领袖参加黎平会议各执一词。直到2009年纪念黎平会议75周年时，由著名长征史专家徐占权、祁宝龙编著的《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中才明确指出：“刘少奇、陈云完全可能参加会议……邓发也理应该参加会议……参加黎平会议的人数应该是10人，而不仅仅是6人。”加之近年来一些党史学者深入研究也证明他们参加会议。理由之一是1934年12月17日19时博古以“万万火急”致电“陈云并转少奇：请于明十八号八时前赶到黎平城开党的政治局会议”的电报。之二是黎平会议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均应参会，黎平会议是晚上召开的，当天中午刘少奇、陈云随军进入了黎平县城，邓发也在城中负责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所以他们三人应参加会议。之三是1978年黎平有关部门先后调查、访问了20多位有关领导和老红军，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回忆说三人参加会议，原军委总部参谋组长黄鹄显在访问中说：“陈云肯定参加了会议。”之四是陈云晚年的回信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模糊，多处提及的人和事与史实有出入，可能有误。

　　总之，刘少奇、陈云、邓发三位工运领袖在黎平这个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地，为力挽狂澜，为挽救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出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