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统战工作点滴(上)

□张中俞

　　统战工作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要求善于利用一切机会，联合最广大的同盟者，从而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和孤立敌人。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艰难长征中，红军经常面对着十几倍、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而没有被消灭，固然是毛泽东等人英明指挥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也是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将简述长征的统战工作。

　　一、争取和利用陈济棠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之初，蒋介石判断红军是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赣粤湘边区是薄弱点，红军入湘后一旦与贺龙部会合，便如漏网之鱼，将不得不开始一轮耗时费力的新“围剿”。因而把阻止中央红军西进和北上的重点放在湖南，企图倚重湘军来截击红军。然而，红军却选择了蒋介石认为不太可能走的粤北山区突围，打乱了蒋的部署。

　　欲西进和北上的中央红军何以先迂回向南，选择粤北为突围方向呢?这与中共在长征前夕秘密开展的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陈济棠，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1929年，开始独揽广东军政大权。他及粤系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蒋要集权于“中央”，陈则力图当“南天王”，双方明争暗斗。陈济棠虽然也曾多次派军“围剿”中央苏区，但态度并不积极。身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总司令，他不可能公然违抗南京国民政府命令，表面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但又害怕蒋介石以封锁和进攻赣南的名义派军进驻粤北，结束广东的半独立局面。他认为，正因苏区是中央军进攻广东的一道屏障，广东才得以偏安一时。加上从1932年到1934年间，陈济棠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相反，却多有损失，这就更使他认识到与红军交战于己有害无利。

　　对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是早有察觉的。中革军委曾计划将红七军团调往南线与粤军作战，但毛泽东认为应以不刺激粤军和稳定赣粤边界地区战局为宜。1934年9月下旬，陈济棠派代表到瑞金，希望与中共暗结同盟。为减少突围阻力，中央决定和陈济棠进行谈判。10月7日，军委派遣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健行(潘汉年)和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抵达江西寻邬(1957年改为寻乌)罗塘同粤军代表谈判。最后，达成下列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争取和利用陈济棠的成功，对于党和红军最终决定首先向粤北地区突围的转移路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34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中央红军先后经过粤军的防守地段，通过了江西信丰至安远间的第一道封锁线、广东仁化至湖南汝城间的第二道封锁线、湖南宜章至广东乐昌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

　　二、联络和争取少数民族头人

　　红军长征能一路攻城拔寨，除了党中央不断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战胜难以言状的自然险阻、克服吃住行的超常困难外，还与在民族地区成功执行正确的统战工作密不可分。

　　提起长征的民族结盟，最著名的当属在今四川冕宁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首领小约丹达成的彝海结盟。“果基”又作沽基、沽鸡，“小约丹”又作“小叶丹”。1935年5月23日，军委发布《关于我军到袁居海子(即彝海)边的行动指示》：“刘聂率我一团于昨日在冕宁北五十余里处之袁居海子边，为彝民之罗儿、老五、沽基三族所困，经交涉，沽基与我为盟，老五中立，罗儿截去我工兵一部、器材及枪三十支后，为我击溃。沽基蛮王允今二十三日护送我一团经拖乌、筲箕湾赴岔罗。”长征初期，党在广西、贵州境内即已提出相关政策并开始了民族结盟，曾为红军穿州过府发挥过特殊作用，只是有些史实鲜为人知罢了。

　　随着不断向西战略转移，中央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历史形成的民族隔阂，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少数民族对红军不甚了解，远离、敌视甚至袭击红军。有鉴于此，党和红军以民族平等为基准，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成功地争取到少数民族的支持，为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团结少数民族头人(上层人士)的过程中，采取灵活策略和联合方式，不打少数民族土豪，以尽可能减少长征阻力和争取民族群众的支持。1934年12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在黔东剑河县发布《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指出：“不打苗民土豪”。1935年4月10日，《红星》报的《注意争取夷民的工作》指出：“不打夷族的土豪”。5月21日，《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关于加紧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指出：“绝对不打蛮夷民的土豪。”

　　1934年11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在湖南蓝山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的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11月29日，总政在广西全县(1959年改称全州县)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强调：“我们苏维埃红军不拒绝而且欢迎同瑶民的上层代表发生亲密的关系，同他订立各种政治的、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瑶民群众，去推动广大的瑶民群众进入革命斗争的阵线。”1934年12月6日，红三军团某部长征来到广西龙胜时，发现在龙舌岩(位于今泗水乡瑶寨)下躲着五个参加桂东北瑶民起义(1932年、1933年爆发，遭到国民党镇压)的小头领。首长知情后，立即派人前往龙舌岩看望和慰问，并与他们座谈，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不要惧怕敌人，继续坚持斗争。红军还送给他们一些武器，并在岩壁上题写了“红军绝对保护傜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等标语。

　　早在1934年7月，红三军即在黔东颁布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提出要：“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承认他们有同中国脱离，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国家的权利，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和脱离苏维埃联邦;帮助苗族建立苗族工农红军;……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住居在苏区的苗家工农群众，完全享有苏维埃公民的一切权利。”1935年1月，在黔北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指出：“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于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的地主财富老的压迫。”

　　入黔后，据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处文书林伟写的《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得知，参谋长郭天民曾给琴松(今贵州黔东南剑河岑松镇所在地)一刘姓土豪修书一封，清楚表明红军只是为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反抗日本侵略而取道北上：“十二月二十二日，晴。……下午四时我军进抵琴松镇宿营。这里是一个苗族大市镇，约有五百户人家，这里有一个苗民秀才姓刘的，为这一带最大的土豪劣绅，又是民团团总，很反动，有团丁上千人，枪有三百多枝，据说还有机关枪二挺，闻我军到剑河时，昨晚即亲自率领民团上山扼守南门寨(这是苗家抵御军阀官兵入境的城堡)，地势险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过，号称‘一人守关万夫莫敌’。我们进入镇内宿营后很快就调查了这一情况，同时我们到镇远去唯有走此道路不可，首长考虑到为顺利使我军按指定时间内占领镇远，不为途中这些反动地方武装骚扰所耽搁，花去了四十圆银币请了一个汉民送信给那个刘秀才，藉以劝说和平过境。郭参谋长起了一个草稿，要我用毛笔书写在八行一篇的信笺上面，信中说：

　　刘老先生勋鉴：

　　迳启者：弟于今日率部由剑河出发，于下午四时进抵琴松。久闻先生为台拱苗族人民领袖，待人温和，斯民景仰。汉苗民族，同我中华素来和睦。敝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军队，为拯救祖国，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此次北上，取道贵境，本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推翻欺压我瑶、苗、夷、侗四个少数民族之国民党反动派，本一贯之主张，肃清我国民族败类，拯救我苗夷同胞。闻先生惶恐，未悉我军政策，乃误会率众兵丁扼守南门寨，以图阻止敝军前进，弟日前曾有尺素，闻仍未悉，今将再修书前来，谅先生洞察实情，盼望今晚来弟处一晤，共谋大事，并望为弟觅得熟悉向导，帮助带路，今后夺取大城市，没收卖国贼的金银财宝，定予重赏，切不食言，专函怖悃，不禁依依，把笔搁置，无任神望，顺致安康。红军第四军军长黄魁政委陈蒙。古历十一月十六日晚十九时于琴松军部。”

　　虽然红九军团(信中的部队和首长均用代名)最终未与刘先生结盟，但这封信肯定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相当的震慑作用。据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载：“通过南门寨时未发生任何情况，一路无事。我们经过南门寨时巡察了这里的地势，确实险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折叠式坡形上山，如有守兵确实很难攻取。但不知道这个苗族秀才、猾奸的老家伙，不知为何弃守撤逃，也未回信。中午时分我军已顺利经过了这个著名的险地，于下午五时安抵金铺镇。晚上就在这个镇上宿营。”金铺镇即今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金堡乡所在地。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后，主力西进云南。现据《杨尚昆年谱 1907—1998·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红军长征追踪·上》《瀑乡镇宁的红色往事》等书记载，将红三军团首长与镇宁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签订协定这一长征佳话简述于后。1935年4月中旬，中央红军右路军红三军团转战来到地处要冲、多民族聚居的镇宁。当地群众长期以来饱受滇黔军阀蹂躏以及官府残酷压榨，曾多次自发进行抗兵、抗粮、抗捐斗争，形成了陆瑞光、王仲芳(陆瑞光妹夫)等几支武装。其中，1901年生于关岭县六马弄染(今属镇宁)的陆瑞光，到20世纪20年代初拥有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控制六马一带，成为劫富济贫、保卫家乡的农民领袖。若处理不好民族关系，强行通过此地，有可能会发生武装冲突。红三军团首长亲自拜访陆瑞光，耐心细致地交谈。陆瑞光深受启发，认识到受压迫的民众只有团结起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能推翻反动统治，于1935年4月16日与军团首长签订了《反对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才苛捐杂税的协定》。红军赠给陆瑞光一面红旗、36支步枪及一些弹药，留下十多名指战员和伤病员，以开展武装斗争。当天17时30分，彭德怀、杨尚昆给军委发去一封汇报式的电报：“沙子周(沟)百数十里，有夷兵约千，有师团营组织，一首领名陆瑞光，我们已与其订立作战协定：反蒋、王、犹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留有一批伤病员，赠步枪三十六支，并留一批工作人员。”红军离开弄染时，陆瑞光带了二十多人送出很远，才珍重道别。临别时，红军首长又赠给陆瑞光一架望远镜、三挺机枪和一些手榴弹。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势力卷土重来。1937年，他被捕并被杀害于贵阳。1989年，国家民政部批准陆瑞光为革命烈士。1997年，杨尚昆为镇宁题写了“陆瑞光纪念馆”六个大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