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军屯看隆里
 

　　□张中俞

　　谈及贵州的屯堡文化，人们很容易想到安顺。这说明它宣传成功，广为人知，也表明人们对古代军旅屯戍文化的兴趣。岁月悠悠，明清的封建文明早已成为史书内容。时光虽不能倒流，但明朝的江南风物却在个别地方仿佛被定格，其遗存的古风和鲜明的特色为世人所惊叹。所谓屯堡文化，是指明代从江南随军、经商到西部的屯或堡里居住的军人、商人及其家眷生活方式的综合遗存，是一种独特的汉文化现象。岁月流转，屯堡人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创造文明，也奇迹般地保存着明初江南人的生活习俗，其语言、服饰、建筑、饮食、信仰等无不富含古代汉文化的因子，它为研究军屯汉文化提供了一个“活体”资源。

　　今天在西部叫卫所屯的地名还不少，它是“明朝军屯活化石”。其实，来贵州看明代的军屯(带有政治目的之军事移民活动)历史和了解屯军(即戍守卫所、屯垦的军人)生活，可来黔东(贵州东部)的锦屏隆里看。讲隆里历史，得追述那已经逝去的金戈铁马和曾经紧张的汉苗关系。明朝以后，今天桂黔的苗、瑶、布依、壮、侗、水、仡佬、毛南、仫佬等民族常被统称为“苗(家)”，如“硐苗”即为今之侗族。明初创建卫所制，以管理军籍。设立于各省的军事部门为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率所属的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几个府划为一个防区而设卫指挥司(简称卫)，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所下辖屯。戍守卫所屯的屯军亦兵亦农，平时操练、屯田，“一把锄头一支枪，不打仗来就开荒”;战时由朝廷临时派兵遣将，且兵将分离，防止结党营私。明朝在镇压吴勉(《明史》称“吴奤儿”，今黎平中潮上黄人)农民起义后，为弹压化外之地，采取“拨军下屯、拨民下寨”的政策，命数万征吴大军就地驻防屯田。洪武十八年(1385)，在五开洞设五开卫(治所在今黎平古城)，“以镇抚苗蛮”，实行军政统管。五开卫几经发展，共辖16所、72屯、308堡、8驿，形成了一张卫戍之网。龙里即为16所之一，是朝廷为弹压土著人反抗而楔入的一个军事据点。如今，在中国西部地区，几个少数民族村寨间杂一个汉族村落，正是军屯汉文化的遗留和见证。数百年漫长时光已经过去，现只留下一处处带有军事意味的地名在证实当年的刀光剑影，如安顺、黎平、镇远、镇宁、普定、普安、威宁、长顺、新化、永从等。

　　锦屏隆里是中国和挪威两国政府合建的第一座古代军屯汉文化生态博物馆，用以保存古老的汉族文化。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与属于静态的特定建筑的传统博物馆相比，突出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原生性、完整性。

　　隆里古城位于贵州省锦屏县西南边沿，今为隆里乡政府所在地。它是贵州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始建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建在一个群山环抱的坝子(云贵高原的山间盆地、河谷沿岸和山麓地带)中，阡陌连田，沃土千亩。如今，松从高速公路极大地缩短了这座藏在深山人难识的古城与外界的距离，到锦屏县城、黎平县城都不超过半小时的车程。

　　据传，隆里城原叫井巫城、浮薸寨等。在镇压吴勉起义时，因龙里地处要冲，被明军选作屯兵之地。洪武二十五年(1392)，在此设置湖广都司五开卫龙里守御千户所，下辖寨扒(清代称“粑寨”、民国后称“华寨”)等11个屯。龙里所地处五开卫城(1435年后亦为黎平府城)东北80里，有土城，城周长3里有余。清顺治十五年(1685)，废卫所制，“军户”变“民户”，弱化前朝汉族武装的威胁和影响。从此，隆里逐渐演变为一个汉族村落，但由于地处少数民族腹地，直至清末民初仍驻有少量军队，一直是黔东的军事重镇。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三藩之乱后，吴三桂派人到龙里收缴千户所官印，且将龙里所更名为“隆里所”，取“隆盛更新”之意。清雍正五年(1727)，撤五开卫而建开泰县，隆里所亦随开泰县改属贵州省黎平府。民国2年(1913)，隆里所属黎平县。1941年，划黎平县隆里、新化两个乡归锦屏县辖至今。

　　隆里古城依军事需要而建，能战能防，由城墙和城内的街巷、民居、宗祠、庙宇、书院及城外的桥梁、寺庙等构成，政治、军事功用明显。如今，还有古建、汉文化研究及旅游开发价值。古城近似长方形，周长1500米，南北宽217米，东西长222米，占地面积48174平方米。城垣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永乐二年(1404)修复，天顺元年(1457)形成现有风貌。全城分为东南西北四片区，设东南西北四城门，东曰“青阳”，南曰“正阳”，西曰“迎恩”。这三道门都设计着瓮城，其大门开在侧面，进城的人需转90°弯才能入城。若有敌人来犯，一旦进入大门，马上就会在瓮城内遭到守军攻击;若是骑马入城，则需勒马转向，会在瞬间露出软肋，从而被击杀，故把这种形制称为“勒马回头”。北门(安定门)虽有门楼，却不设门，只在东北角开一小门供人出入。不知何故，曾有人把东门写成“清阳”。笔者以为，东门面对太阳升起的方向，显然应该是“青阳”(青天白日)。城门上建有城楼以架炮台，清代改为鼓楼以祭神;城墙上修有跑马道，设有垛口。城外挖城壕、架吊桥(其旧迹仍依稀可辨)。

　　城内街道以千户所旧址为中心，往东、西、南各有一条大街直通城门，为古城的主要骨架;三条大街又分出六条巷，街连巷，巷通路;有一条环城路，沿城墙通绕全城。街巷又把城区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九个居住区域，此即“三街六巷九院子”。这些街巷全用鹅卵石铺成，两边开有排水沟。东、西大街又叫来龙街——节愍街，长240米，连接东、西城门，为古城中轴线，民居、宗祠排列两侧。南门大街又名蜈蚣街，全长93米、宽8.5米，因街面用鹅卵石铺成一条蜈蚣状(头朝观音堂，脚朝南门口，背宽2米、脚长2.5 米)。据传，其来由有二。一是“脚踩吴三桂”。“蜈蚣”即“吴公”者，指平西王吴三桂也。吴三桂派人到龙里所收缴千户所官印，使隆里人失去了高贵身份。因此，痛恨吴三桂的隆里人便在街面砌了一条蜈蚣图案，让“吴公”永远被踩在脚下。二是以“水”克火。五行配五方，南门属火(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土)，蜈蚣属“水”，故在南门大街铺条“蜈蚣”，以此克南门之火。张所街也叫官街，因张应诏居住于此，是所城铺得最为精致的街。官街过东西大街转弯往北是长寿街，相传此街出寿星。到夏天，官街的人晒官袍、官帽，长寿街的人则晒胡须。

　　古城没有十字街，而建丁字街。丁字路可造成街巷错综复杂，利于防守和打巷战，更能体现智慧。若敌人冲进城内，容易被这样的城防搞懵，也不利多路敌人会攻，而利守军各个击破。同时，基于讨口彩、图吉利的心态，因“丁”寓意着“人丁兴旺，城池永固”;而军事城池最忌“失”(谐“十”音)，“十”可理解为“失利”、“失守”、“失陷”等。再则，是否受避免风水对冲禁忌的心态影响?

　　放眼古城，到处都是吸附有厚厚岁月尘埃的仿徽派建筑。因为古城先祖多来自安徽、江西等地区，所以其建筑具有明显的徽派特点。“徽州三绝”(民居、宗祠、牌坊)的沧桑尽收眼底，一堵堵马头墙，一条条古街巷，一排排窨子屋，……由楚王朱桢等率领的明军在镇压吴勉起义的硝烟逐步散去后，就只留下了见证昔日征伐风云的城堡。真是：隆里古建今犹在，不见当年明楚王!

　　彰显明清风采，记录古城沧桑。古城最显眼的建筑之一，当属窨子屋——马头高墙，耸立奔腾;庭院天井，光线透明;飞檐翘角，翻卷流云。墙顶翘角凌空，近看如笏板朝天，寄望“学而优则仕”;远观如万马奔腾，马到成功;墙基用青石条砌成，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排水口直通天井，保持院落干燥。古城人家为八字门楼，门前是青石凿成的三步台阶，门旁各放一石凳，供休憩乘凉。门上方匾额写有标示主人身份的“堂名”，如“关西第”、“洛阳第”、“三槐第”、“科甲第”、“武举第”等。进得门楼，依次为前屋、正屋、后屋，以天井相隔。用青石铺成的天井满足了通风、透光、排水的居家需求，使人“足不出户，可享受阳光雨露”。天井旁存放一口青石长方形“太平缸”，是保太平消防用的水缸。一些人家还在后院开有一个门洞，与邻家相通，在出现防战乱匪盗时便于联络或撤走。

　　古城人先祖称“客家”，为明代调北征南的屯军，在担负军事使命的同时也把先进的农耕文明带到这里，种谷植棉，纺纱织布，安装水车、水碾等，生产技术含量不比中原差多少。一说汉人自称为“客户”，以在原住民面前显露强烈的征服者心态。一说少数民族把汉人称为“客家”，意指从外地迁来而尚未取得原住民全部权利的外来户(客居之人)。洪武三十年(1397)，锦屏上婆洞(今启蒙)林宽(又名林小厮)领导农民起义，攻陷龙里，所城荒废。永乐二年(1404)，朝廷从五开卫派13名官员和360名兵士驻扎龙里，分田屯军。这种“三分守城七分下屯”的军事农业政策一举两得，以军队占领地盘和维持治安，加强统治;又派军人垦荒种田，寓兵于农，发展经济。为促进军屯发展，明廷调拨耕牛、农具、种子，并在初期不收税粮，屯田来自官田、没官田、废寺田、牧马场、废田、荒田、空地、绝户田等。洪武六年(1373)，军屯已能自给。永乐二年(1404)，朝廷规定：“守城军士视其地之夷险要僻，以量人之屯守为多寡。临边而险要者则守多于屯，在内而夷僻者则屯多于守。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屯亦多于守。”军屯也有其负面影响，如有的军官豪强侵占良田，侵害百姓利益。宣德以后，屯粮的作用越来越小，军饷要靠户部库银支给。嘉靖时，屯军开始破产流亡。

　　戍守在古城的那些屯军，既带来了当时中央政府的政治目的，又固守着先进的汉族文化。他们的语言、建筑、服饰(如妇女挽圆鬓及圆鬃上插有银簪、穿绣花丹凤鞋、妇女缠足、妇女身穿斜襟衫且前襟领口袖口边沿绣以花边、少女梳长辫等)、饮食(糍粑、糕粑、腊肉、香肠、血豆腐、干盐菜、干豆豉等，通过盐制、烟熏火烤，便于存放和携带)等都与当地截然不同，是明代汉文化的活化石。加之自然条件的限制，不易受到外来影响，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一种主流文化。与他们对峙的一方，是散居在卫所屯堡外深山里的少数民族。随着军事对立的逐渐淡化，双方在文化上的对峙凸显出来。“城内三千七，城外七千三，七十二姓氏，七十二眼井。”即说明这座由屯军及其后裔建立起来的戍边重镇，规模之大，人丁之旺。如今，古城有胡、江、王、陶、姚、张、李、杨等汉姓。

　　古城居民认为自己是从经济发达的汉族地区而来，自认为高人一等，他们瞧不起周边少数民族，双方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中，所不连司、寨不通屯。古城犹如一座汉文化孤岛，“苗不出疆、汉不入峒”即言此。隆里人主要与新化所等处的汉人联姻，到民国时期才逐步与周边其他民族通婚，出现了“蛮娘汉老子”的家庭。直到解放前，苗区都还流传着“铜不沾铁，苗不沾客”一说。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自己从文化昌明的江南地区来到蛮荒的民族腹地屯守，感觉被贬谪。随着清朝废除军屯，屯军沦为平民，隆里人不再拥有优越感，心感落寞。为摆脱被动和重振昔日“雄风”，努力攻读以求取功名，跻身社会上层。他们努力打造精神支柱，留住自己的根，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有鉴于此，隆里人颇为同情那些被朝廷贬谪的贤达官员，尤其对王昌龄的仕途多舛充满同情，对他的才华横溢充满崇敬。遂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修状元桥以示纪念，在龙标山麓、龙溪河畔建状元墓、状元祠、状元桥、龙标书院等寄托哀思的古迹。在清朝中期，建“忠孝节义祠”，祭祀董三谟、井孚、吴得、陈素养、张应诏等对隆里有正面影响的人物。由此，逐渐形成一个与周边民风迥然不同、封闭性的汉文化孤岛，处于少数民族文化汪洋的包围中。笔者以为，正向民族融合的“三化”趋势是：落后民族先进化、少数民族汉族化、边远习俗内地化。

　　讲隆里，绕不开王昌龄。唐天宝七年(748)，“七绝圣手”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龙标县武官)。李白在《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句，诗中的“龙标”一说为今湖南洪江黔城，一说为今之贵州锦屏隆里。见仁见智，已成一桩公案。据《新晃侗族自治县志》载：“唐贞观八年(634)析龙标县置夜郎县(今新晃县地)。”相传王昌龄在谪迁地传道授业，变革风俗，还写下许多诗作，其中《送崔参军往龙溪》，有“龙溪只在龙标上，秋山孤月两相向”的诗句。“龙溪夜月”为《黎平府志》中的“阖府十景”之一，它位于城西半里处，有平水石桥横卧龙溪河(今隆里河)上，鱼翔浅底，景观秀美。

　　雍正三年(1725)，张应诏联合乡绅父老捐资重建相传为王昌龄所办的“龙标书院”。受龙标书院泽被，隆里英才辈出。黎平府第一个中举的人，便是龙里所的王大臣(1567年中)，以后又有8人中举;清代有江有本、王之干、江化龙高中进士;投身仕途者更多，其中张应诏官至鸿胪寺少卿、陈素养官至四川按察使署理布政使，任知县以上者有近50人。至今，隆里人仍崇尚勤耕奋读传家。

　　隆里是贵州省重点建设的文化古村镇之一，玩龙、演戏、迎故事是其文化的三大瑰宝。玩龙灯是隆里人每年春节的传统节目，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会赶来观看。开锣玩龙时间由东西南北门事先约定，锣鼓一响，赤、白、黄、黑龙同时向城中广场进发，锣鼓齐鸣，热闹非凡。龙灯制作精巧，风格独特。玩耍的技巧多达十余种，令人目不暇接。元宵是舞龙活动的高潮，可谓古城的“狂欢节”。与众不同的是，每个舞龙人都要画“花脸”，以扛龙尾的“蓝季子”为主角(相传取材于北宋初期“蓝季子会大哥赵匡胤”的民间故事)，舞动时起伏进退均由龙尾带动。汉戏是每年元宵节演出的传统节目，它类似国粹京剧，表演时锣鼓助兴，京胡伴奏，生、旦、净、丑角俱全，形象逼真动人，情状古朴自然，唱词优美，唱腔圆润，代表作有《白蛇传》、《岳飞传》、《罗成战山》、《铡美案》等。

　　时光变迁，往事如烟。历尽沧桑的隆里古城，作为军事驻防单位的威严已不复存，昔日边陲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也在世事变换中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座集历史、现实于一体的军事城堡，在以苗侗文化为主流的黔东民族地区，在600多年后仍能以传统汉族文化的姿态屹立而不被同化，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城中规整而错落有致的古街、古楼、古宅、古井、古庙、古祠、古碑、古桥，记录着或喧哗或落寞的过往，向人们讲述历史的烟云。

　　综上所述，隆里古城是屯军调北征南、开发祖国边区的见证，为中央政权强化对边远地区统治和中原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渗透的产物。昔日的硝烟、曾经的辉煌已经湮没于历史尘埃中，残留的古迹已成了今人解读明清汉文化的历史符号，从中去领悟、感慨时光流逝和岁月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