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

□谢超恒

　　一

　　我有个哑巴弟弟。

　　我曾这么问：照顾哑弟的责任会不会终归落在我的肩上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对着深邃的天空和故乡的原野问过无数次后，就不再敢问了。因为，我的良心对我说：“你没理由问别人，你自己问自己吧!”

　　过了若干年后，照顾哑弟的责任就真的、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肩上。

　　二

　　我于1975年7月初中毕业，之后，我在接过父亲的犁把，学会了不同的田块应该如何起犁，如何才能顺利地犁完那片田地。

　　在故乡浓郁的泥土气息中洒下未成年的滴滴汗水后，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得有点早熟，这里主要指的是心理上的早熟。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哑弟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乱七八糟地想得很远。

　　于是，1978年，我横下一条心，要参加当年的中考。

　　我要考上学校的欲望和动力是强大的——考上就有了工作，有了工作就有工资，有了工资就能吃上白米饭，有了白米饭就有可能娶上一个心仪的妻子，还有，往后，我要照顾好我的哑巴弟弟呀。

　　我只是初中毕业，而当年与我一道参加中等专业学校考试的，大部分是高中生。他们学历比我高，他们轻松自在。当他们在阳光下任意释放着青春荷尔蒙诱发出的狂欢的时候，当他们在山村的午后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时候，当他们于深夜中激动地打着扑克的时候……我在老屋里复习，努力地思考着某道难以解开的题目。

　　当年，我终于考上了长顺县师范学校，从此我走出了我们的村庄——营盘对门寨。

　　三

　　我的父亲和母亲先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相继离世。针对我的哑弟，父母在世时，给我留下许多不同形式的无字据的嘱托。

　　我清楚地记得，1978年我在复习迎考的一个夏日，上午太阳很亮，很烫，父亲在屋前的院坝上晒了一场谷子。挨边傍晚的时候，我仍在楼上复习，听见院坝上好像有收刮谷子的声音。凭感觉，我知道是父亲。我从楼上的一个小窗户往下看，父亲已经把一院坝的谷子刮拢，开始把谷子往口袋里装。他收装谷子的顺序是这样的：他先用撮箕撮上谷子，面向撮箕口，双手捧起撮箕，佝偻着腰，对准并不怎么宽大的袋口，而后用嘴巴将袋口的另一边咬住，往上提，同时捧着撮箕和袋口的双手用力抖动，一撮谷子就这么倒进了口袋里了。许多灰尘从袋口往上浮动，而后又往下飘落，大部分飘落在了父亲的头上和脸上。

　　我忍不住说：“爹，我下来牵口袋。”

　　父亲大声武气地吼：“你搞你的……要有出息……你以后负担重……”

　　我后来想，父亲那天不让我帮他收谷子，是怕影响我复习，他希望我考起学校，“有出息”了，才可以应对“以后负担重”的问题。这就是一种嘱托。

　　我考上长顺县师范学校，关于是坐客车还是走路入学的问题，父亲与我产生了分歧。父亲要我走路去学校。

　　父亲说：“以前老子们帮人从营盘挑白纸上安顺去卖，一百多里的路都走过……”

　　经别人的劝说，父亲才勉强同意我坐车前往学校。客车启动了，我把头伸出窗外往后看，父亲站在故乡营盘小镇的街上，一动不动地目送着我，他的身影逐渐小去，小去，最后小成了我脸上的一滴泪水……

　　不用说，父亲担心我坐车出危险，是父爱如山的体现，但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我如果真的出凶险后，谁来照顾哑弟?这也算是一种嘱托吧。

　　父亲的嘱托是隐晦的，而母亲说得要直接一些。

　　母亲不止一次当着我说哑弟：“这辈子你怎么活?我老以后，不在以后，哪个管你?”母亲说这话，往往是我和母亲在共同做着一件事情脱不下手、很需要第三人来帮忙的时候，而哑弟往往正好在旁边做着一些不紧要的事，她就叫哑弟拿一样东西什么的来帮忙，但哑弟根本听不见，即使听见了，也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这时，母亲这话就出来了。我知道，母亲这话一方面的确表达了她对哑弟深深的牵挂，另一方面也是在说给我听，她在嘱托我。母亲说这话时，眼里有一些泪花在打转。

　　四

　　应该说说娶妻的事了。

　　这里的“娶妻”，包括娶我的妻子、哑弟的妻子、哑弟儿子的妻子。我娶妻，由我和妻子自己操办;哑弟娶妻，是由我和我的妻子共同操办;哑弟儿子娶妻，当然也是由我和我的妻子共同操办。这些句子读起来似乎有些咬口，像绕口令一样，但事实就是如此。

　　哑弟比我结婚早三年。但是，哑弟的妻子还是在这个家留不住，大约在侄儿五岁时，就出走了。2011年，哑弟的儿子22岁。侄儿在外面打工，相好了一个女生，并有了小孩，说要带回家举行婚礼，并说他没有钱结婚，要我准备。侄儿之所以敢直截了当地这么对我说，是因为他基本是我抚养长大的，他已经把我当成亲生父亲了。

　　我头一下子大了起来，感到有生以来莫大的压力。

　　我的头大就大在侄儿娶媳妇的那笔费用，还有破旧不堪的老屋。

　　五

　　我家的老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父母亲千辛万苦修起的三间七个头木柱房。屋顶的瓦块和椽皮大部分已经朽去了，下雨时，到处漏水，而且，整个房屋已经倾斜。

　　父母去世、姐姐出嫁、我在外工作、侄儿外出打工，这些年，哑弟就只身一人在老屋里面住着。

　　我无数次在双休日或节假日回老家，无数次在雨天的老屋里，同我的弟弟用一切可以用的盆、桶等放置在地上，接屋顶漏下来的雨水。

　　无论如何，我必须为哑弟起房子了。

　　可是，手头基本没有存款。怎么办?

　　幸好，2011年国家实施危房改造政策，哑弟作为一级残疾人，获得了两万元危房改造资金。但距离八万元的预算还差一大截。这时，我想到了我每月的工资，但与此同时，一个重大的问题随之而来了：用我的工资，以及用同亲人借来的钱为哑弟修房子，妻子会答应吗?

　　我被这个问题死死地困扰着。我怎么向妻子说这事呢?

　　那些天，中央等一些电视台正在复播或直播关于亲情、感动中国等方面的节目，妻子也看这种节目。我有些卑鄙地觉得这是个向妻子开口的好机会。于是，我就说了。妻子当时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妻子说：“帮他修吧，够可怜的……哪个叫你是他的哥呢?……”

　　我的心十二分地松弛下来，感觉到全身的细胞都在歌唱、欢呼。就这样，2012年5月，我的老屋变成了四间、总共160个平方的砖混平房，和谐地融进了寨林 中。新屋并不雄伟高大，但足以能让我的哑弟遮风避雨了。

　　我的心算是安然了。

　　我真的安然了吗?还有侄儿娶媳的事呢?于是，我东拉西借，在2012年的冬季，为侄儿举行了婚礼。

　　看得出，我的哑弟很高兴。他在那个冬季的一天，给我送来了从河里网得的一斤左右的河鱼。我们那里，一斤河鱼大约6元钱，而他从老家坐车到长顺县城，来回车费是20元——他送来的已经不仅仅只是鱼了。

　　六

　　很早以来，由于父母亲的嘱托，以及对哑弟的责任，使我到现在连打麻将赌博都还是个外行，好些人为此而笑话我，说我跟不上时代。我在花每一分钱的时候，都会想到我的哑弟，我能有钱去打麻将赌博吗?

　　多年来，我除了努力工作外，我还努力地想从写作方面有所起色，一定要从稿费上为我的哑弟做些什么。

　　1989年，小说处女作《让座》公开发表。从此，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随笔等，开始在国家、省、州级报刊发表，并多次获奖，发表作品100余篇，计60余万字，2010年1月，获准加入贵州省作家协会，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贵州作家”。除文学创作外，根据上级的安排，我沉下心来参与或主编了一些书籍，主要有：《中国共产党长顺县历史》、《天下长顺》、《长顺政协三十年》、《白云寺史话》、《出彩人生》、《长顺县志》等，共计200多万字。

　　但或许是努力不够，或许是天赋不足，最少的一次稿费只有两块钱，最高的一次也才万把块。

　　尾 声

　　我奋斗了大半生，满以为会挣来丰厚的金钱，却只挣来了四十多个奖状，国家、省、州、县级的都有，从工作到文学，从先进工作者到优秀共产党员，各种类别都有。我工作了三十七年，平均每年一个奖状还要多点。不过，我觉得再多的金钱恐怕也买不来这些奖状。

　　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兑现了父母亲的嘱托，也许哑弟从二十多公里外的老家给我送来的那斤把河鱼能说明我的努力了吧。这斤河鱼，给我的乡愁添上了浓浓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