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践行以纪律规矩施政用权

□黄康生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说：“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说，纪律规矩就是高压线，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纪律规矩是生命线。纪律规矩一旦立起来，在执行上必须严起来，使纪律规矩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不能触碰的红线。

　　1、党内成文规矩是党员干部的“护身符”。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对一个拥有8700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尤须严明纪律，遵守规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制定和颁布了近800部的党内法规和规章，在这些法规和规章中，党章是总章程，也是总规矩，是刚性约束的成文纪律，党员干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上必须严格遵守。从严治党，首要的是从严立规，使纪律、规矩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触雷、不踩线，为党员干部戴上“紧箍咒”和“护身符”，让踩红线、闯雷区的违纪违规者受到追究，付出代价。

　　2、切实将纪律规矩立于心头。在新常态下，管党治党要靠严明纪律，把守纪律、讲规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没有纪律规矩不成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松松散散、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拥有2000万党员时丢失了政权，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的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从党内不守规矩演变成思想混乱、组织混乱，最后轰然倒塌、倒台，这些由盛而衰的教训，不能不发人深思!纪律松弛、规矩不严是党的一大忧患，必须严明纲纪，内设“高压线”，外念“紧箍咒”，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严到份上，立于心头，遵守纪律规矩无条件，执行纪律规矩无“禁区”，纪律规矩没“特区”。党好，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在纪律规矩上要做到三个“不能”，即不能认为“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的论调;不能认为情况变化了，纪律规矩可以“宽松”一点的想法;不能认为严纪律、守规矩束缚党员干部手脚，影响干事创业积极性的观点。

　　3、坚持执纪优于执法，党纪严于国法。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靠严明纪律规矩。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这是由我们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党只有更严的标准、更严的纪律、更严的规矩来约束党员干部，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纪严于国法，一是国家法律是全体公民的行为底线，而党员干部不但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坚定理想信念，牢固宗旨意识，保持道德情操，其标准要更高一些。二是党员干部肩负的神圣职责不同于一般公民，有些事情，普通公民可以做，而党员干部就不能做，其权力要关在制度笼子里，受到纪律和制度的约束。三是党员干部意味着多尽一份义务，政治上要讲忠诚，组织上要讲服从，行动上要守纪律，活动上要讲规矩。

　　4、守纪律讲规矩在于从严执纪。从严执纪贵在严格，难在坚持。一是严防党员干部思想上“跑冒滴漏”，行为上“出轨越界”。在工作中纪在法前，以纪治吏，如党纪失守，党员干部就可能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坚持用纪律管住权力，在纪律上不得小问题搞“下不为例”，如果小节失守，大节难保，小病不治，大病难治，由此可能由小变大，由大变炸。必须坚持用纪律规矩规范行为，约束权力，预防在前。二是要把党纪作为规范党员干部的重要标尺。在工作中全方位、多角度、常规化把纪律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求党员干部对纪律崇敬，对规矩敬畏，对他人要大讲纪律规矩，对自己更要严守纪律规矩。三是守纪律讲规矩的生命在于实施。要坚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纪律、抓规矩。在纪律规矩问题上，既要讲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更要随时注意不遵守纪律规矩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精准发力，保持持久战的高压态势，用纪律规矩管紧管严管好干部，把纪律规矩落实到行动上，以纪律规矩施政用权，做到施权受约束，用权不“任性”。

　　“三严三实”是在新常态下，检验党员干部新状态，考验干部新作为具有关键性、根本性的抓手，是对党员干部务实创业、敢干敢拼而依法不“任性”的新要求，目标是让那些信念动摇、目标不清、激情不再，不了解实情，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党员干部“混”不下去;让那些软弱无力，固步自封，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庸官、太平官“懒”不下去;让那些无视时代进步，观念陈旧，知识老化，错失良机，贻误改革的“不作为干部”“推”不下去;让那些管理他人可以管理自己不行，说说他人可以，自己做事不行，工作做秀可以，务实创业不行的干部“过”不下去。开展“三严三实”，严明纪律规矩，核心是严得起来，实得落地，从而形成政治生态优化的良好氛围，让勤勤恳恳、实实在在，有锐气、有作为、敢负责的党员干部得到尊重，得到信任。

　　省政协对从严治党，开展反腐倡廉，对贵阳市民较为关注的“菜篮子”，对以公正司法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等进行议政协商，各位副主席还扎实开展调研。我承担的《经济社会发展融资问题》和《煤炭产业发展问题》组织进行了调研工作。

　　“十二五”前四年，我省全社会融资规模达到1.1万亿元，到今年底估计达到近1.5万亿元，为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投资拉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调研看：一是融资规模逐年加大，2011年全省社会融资总量1645亿元，今年估计达到4000亿元;二是拉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69.2%上升到2014年的137.63%;三是资金从外流变为加快流入，2014年金融业引入省外资金达到1200亿元左右;四是银行业存贷比高，2014年，我省存贷比达81%，比全国平均高出10个点，增量存贷比达到112%;五是融资形式灵活，渠道多样，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同时并进，表内融资、表外融资同时开展;六是金融机构、网点增加，2014年达到5978个，从业人员提供税收比2011年增加2.3倍。但是，我省社会融资面临新的问题。一是间接融资高、直接融资低。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65%至70%左右，而我省仅占三分之一，2014年全省社会融资达到3576亿元，其中，直接融资1100亿元，仅占30.76%;二是融资形成的债务高。据审计，2013年6月底前，我省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达6321亿元，年均负债增长25.2%;三是偿债压力加大，2015年至2017年到期需偿还地方性政府债务达61.05%;四是以煤炭为主的能矿产业债务风险高。2014年，全省煤炭实际产量13000万吨，其中：电煤5128万吨，外销4800万吨，省内企业和民用约3000万吨，提供工业增加值766.6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增加值21.73%。全行业形成负债1456.33亿元(不含民间借贷)，负债率达66.8%。目前煤炭产业产能过剩，价格低迷，95%左右煤企亏损，多数矿吨煤要亏损40-60元，煤炭企业所产生的债务基本无法偿还，成为债务的高风险行业。例如，煤炭产业大县盘县，去年煤炭增加值229亿元，占工业增加值71%，煤炭产业占GDP56%、占税收72%。目前，煤炭企业欠银行贷款132.16亿元，民间借贷30-40亿元，已形成债务风险，民间借贷涉近两万人也是不稳定的因素。

　　(作者系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