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把养殖事业做大做强做优，在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带动乡亲发家致富的同时，努力当上中国最会养猪的农民。哪怕这需要付出整整一生，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都无怨无悔。”

周基军：愿做中国最会养猪的农民

□本报记者 史小岳

　　从事记者工作多年，接触过许多企业和企业家。说实话，采访之初对于周基军的公司，无论从项目的科技含量到产品的市场行情，还是从实体的规模大小到未来的发展前景，实在是横竖都瞧不上眼。

　　然而，放下世俗的浮躁与偏见，坐下来与他进行一番认真交谈之后，记者后悔了。暗暗羞赧于自己的主观臆断之际，不得不用职业的操守，来重新审视周基军和他的企业;并从他的身上，对在中华民族血液中流淌了几千年的那种毅力与韧性，肃然起敬。

　　从一个16岁的打工仔，到自己养猪赚得第一桶金，周基军整整用了16年。而这第一桶金，仅有10多万元

　　周基军的出生地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叫“百里杜鹃”;但周基军的家和他的企业都不在花区，而是在毕节市黔西县金坡苗族彝族满族乡林丰村联丰四组。联丰是黔西北大山深处一个少数民族散居的小村庄，只容一辆车通行的山路崎岖蜿蜒地在山石与树林中穿行，山路两旁能以“亩”计的地块屈指可数。

　　偏远的山区和艰苦的自然条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喜人讯息。1992年，16岁的周基军只身出门、奔赴沿海，踏进了打工的浪潮。上工地干活、到服装厂上班、去养猪场养猪，小小年纪的周基军，几乎尝遍了各种或轻或重的体力活。而父辈遗传的吃苦耐劳品性，使他在打工干活之余，感悟到“穷不离猪、富不离书”的道理，于是他决定返乡创业。

　　其时，周基军已经在外打工整整8年。8年的积蓄是3000元存款，但这3000元连养猪的本钱都不够。回到家中的他只好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与母亲一起煎熬着那“一年不够半年粮”的日子。

　　2006年因家庭发生变故，家徒四壁的周基军欠下了10000多元债务;那份守着贫穷的宁静，也离他而去。“被生活逼到了没有退路的角落”，他不得不背水一战，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养家糊口。创业的第一个项目，便是种菜、养鸡，从严格意义上说仅是改变了传统农业种养品种。但他不死心，于是借钱买猪，办起了并不比家庭养殖壮观多少的养猪场。

　　幸运的是，经过两年的艰辛拼搏，又恰逢猪市上涨，到2008年他居然赚了10多万元。“这是我平生赚到的第一桶金。”周基军说。

　　6年的时间，周基军从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农民，成长为“省级劳模”、农业部颁证的“实用人才带头人”

　　“第一桶金”没有让周基军兴奋多久，他随即将这10多万元“亏损”在了果树种植上。劝导村民种植果树不成，他便自己购进橘苗、桃苗进行大规模种植，又因那些果苗均是假货，专家鉴定不会结果，钱也“打了水漂”。

　　周基军的“带富村民”之梦，做醒在现实版的众叛亲离之中。梦醒后的他，只得去帮人跑车贩运煤炭，还去百里杜鹃管理委员会公安机关应聘上了一年班。

　　2011年，周基军重操旧业也是重操祖业：养猪。不同的是，猪的品种变成了香猪。此时，他开始思考“做大做强”四个字。于是在养猪的同时，投入30万元种植了280亩大葱，还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了一批人的就业问题，并带富了合作社成员。

　　2013年，腰包迅速鼓起来的周基军又投入170万元，扩大了他的香猪养殖场规模。“当时已是捉襟见肘，但有村民凑钱帮我买砂石，乡政府又投入15000元修建1500米硬化路，毕节试验区农办还投入30000元修建水池，使我看到了希望、鼓足了信心。”回首来路，他内心满是感激之情。

　　时光推移，母猪产仔，困难被甩在一个个辛苦的日子后面。周基军的信心和他的企业不断变强变大。“我虽然只有300万元的注册资金，但香猪及其产品的年产值已超过1000万元，解决了4个专业技术人员、10个普通村民的就业问题，仅临时用工发放的工资就有近100万元。如果现有的设施满负荷运转，年产值可达5000万元。”周基军自豪地笑了笑。从他的笑容里可以看出，昔日众叛亲离的伤痛，已然毫无踪影。

　　成功的背后，是荣誉接踵而至：2014年9月，农业部人事劳动司向周基军颁发“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证书;今年1月，黔西县金坡乡政府聘任周基军为联丰村“名誉村主任”;今年“五·一”期间，贵州省委、省政府授予周基军“贵州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绵绵大山里的香猪产品获准绿色认证后，周基军“做中国最会养猪的农民”的想法日渐强烈，他将为此付出一生

　　作为毕节试验区的“致富带头人”代表，周基军在当地人的眼里，算是一名成功人士：办着公司、养着工人，开着小车、住着别墅……

　　但周基军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记者了解到，在养殖技术上，周基军养殖场里香猪的人工配种技术还不十分成熟，通常情况下还要养殖大量种猪来进行自然配种。同时，母猪的产仔率也没有达到理想水平，而新生仔猪的成活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饲料原料上，他不仅需要流转大量的土地来生产大豆、玉米和草料等，这些原料的加工也还停留在半自动阶段，急需改进和引进一批大型的封闭加工设备。

　　在香猪产品生产上，他同样需要改进和引进一批自动化输送、生产、加工和包装设备;在香猪产品宣传方面，虽然获得了绿色认证，且注册商标也即将拿到，但却没有系统科学的宣传规划，仅停留在口碑广告层面。

　　在香猪产品的市场需求上，因为目前供不应求，还没有迈出大山走出毕节、走上全国各地的超市货架和电商平台，不能呈现给生活品质日益提高的广大消费者。一旦真正扩大规模之后，水、电、路等基础配套设施又将冒出新的问题，甚至需要政府协调解决。

　　而所有这些，归根结底都要有强大的资金作为后盾。“黄书记(指百里杜鹃党工委原书记黄家耀——编者注)被调到外地工作去了，他来时要求有关部门支持我发展的10万元补助，至今还是一个没有踢进门的足球。”周基军说，“我不是像某些人，吹吹打打上一个把项目，便眼巴巴地等着政府扶持，然后拿钱走人。”

　　“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事，把养殖事业做大做强做优，在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带动乡亲发家致富的同时，努力当上中国最会养猪的农民。哪怕这需要付出整整一生，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都无怨无悔。”周基军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生态农业“对话”世界农业

　　“对中国来说，人多地少的实际困难是农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意味着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国家集约化有机农业的发展模式。”在日前举办的生态农业与农业国际化模式创新论坛上，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认为，我国生态农业只能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高效型，坚持产量与质量并重、生产与环境并重的可持续发展路子。即充分挖掘传统农业精华，运用现代农业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装备等，并尽可能利用当地的可再生资源及生物能源，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协调发展。

　　“贵州近年来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可谓异军突起。”屈冬玉认为，贵州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是经典案例，在全国乃至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贵州在克服地质生态脆弱的同时，利用气候及物种多样性的优势，打造一批比较优势突出的生态农产品区域带，并与农产品加工、旅游文化及物流相结合，发展特色鲜明的生态旅游和乡村旅游，在推进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方面取得了新成效。”

　　饿肚子不行，没有新鲜空气也不行。“发展有机农业是自然规律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必然途径。”环保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主任肖兴基说，《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为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有机农业生产方式旨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有机农业是践行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发展有机农业，贵州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也非常充裕。作为全国有机种植面积三大省份之一、有机认证证书排名前五的贵州，加之生态补偿政策支持，发展有机农业的机会很大。”

　　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表示，当发现柬埔寨、俄罗斯等国家一亩地的成本比贵州、广西便宜得多时，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时候到了。“我国粮食11年来连续增长，外国粮食在此期间也大量进入中国。去年我国进口粮食达一亿吨，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究其原因，是进口粮食比国内便宜很多，这都是生产力成本提升惹的祸。他认为，中国农业要“走出去”应从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开始，如利用巴西、非洲等地丰富的农业资源，生产自己的农产品等。

　　屈冬玉则建议，通过现有资质和平台促进国际农业深度合作，并充分考虑当地资源优势，结合当地市场与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交流，推进农业重点领域合作;同时实现农业人才的国际化，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实现多边现代农业的产业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