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渊：中国近代法学先导

□胡启涌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贵州省有两位关键性人物，一个是京师大学(今北京大学)的首倡者李端棻，一个是天津政法学堂(今天津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的创建者和首任校长黎渊。李端棻，贵阳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大学者梁启超的妻兄。1896年6月12日，时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上疏《请推广学校折》，奏请建立京师大学，后获光绪帝的批准，使京师大学得以快速建立。李端棻的这份奏折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文件，其中“中学为主为体，西学为辅为用”的教学纲领，充分显现了李的科学思想，今天北大校史陈列馆的第一馆便是“李瑞棻”馆。黎渊，字伯颜(1880——1935)，祖父黎庶焘与散文家黎庶昌是同胞兄弟，其父黎尹融为光绪庚辰(1880)进士，分发吉林补农安知县，后升为直肃州知州。黎渊4岁时母亲蹇氏客死吉林，留下了他与弟弟黎迈。黎渊14岁时祖父去世，他随父丁忧回到黔北沙滩。真是祸不单行，1898年12月17日，年仅39岁的父亲又溘然病故，黎渊兄弟沦落成孤儿，然而黎渊在悲痛之余，潜心苦读。据他的孙子黎国华(现居北京)口述，当时黎庶昌利用自己在政坛的关系，于1890年，给黎渊争取到利用四川省公费留学日本。黎渊横渡东瀛时，大清正值内忧外患，大好河山满目疮痍，他慨然写下“此行不为求仙药，要觅奇方起国孱”的诗句，可见他振兴祖国的赤胆忠心。黎渊在日期间，考进了日本东京稻田大学攻习法学，主攻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等科。并于19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博士。随后他奉诏回国，受命筹办北洋法政学堂(即今天津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校址在今河北区志成道33号，占地4200平方米，校舍为中西合璧式建筑，时26岁的黎渊便成为该校的首任校长。

　　北洋政法学堂创建后，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为学堂立下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校长黎渊不囿于“五项”宗旨，以新型模式办学，学制大量吸取日本办学思路，要求学生要掌握两门外语，无论说话写作都要精通。在6 年的学制中，前3年以外语为主，首选语种为日语，其次学员可任选英、德、法语。同时，学堂还是一所学术自由的开放式学堂，用人也少有门户之见。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共产党员、法学专家张友渔、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等相继在校任职任教。在这些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下，全校学生思想进步，政治空气十分浓烈，使该校成为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如“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朱纪章、庄金林曾参加领导天津市学联、全国学联工作，其中阮务德、王民生、王守先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英勇捐躯。就连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也于1911年考入法政学堂，他在最先接触到资产阶级革命政纲，使他最终成为名震中华的抗日民族英雄。李大钊先生也是天津法政学堂的首届学生，他于1907年夏天，毅然放弃了天津银行专修所的录取而考取了法政学堂。在校期间他被推选为“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担负主编会刊和编译书籍的重任，创办了《言治》杂志，主持编译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和《蒙古及蒙古人》两部震惊海内外的著作。1912年至1913年，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还写下了《隐忧篇》和《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及人民的苦难。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黎渊辞去法政学堂校长一职，先后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北京政府国务院法制局参事等职。1913年，李大钊毕业后奔赴日本留学，考入黎渊早年求学的东京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1916年归国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和组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同时，还参加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杂志《新青年》的编辑撰稿工作，在上面发表影响深远的《庶民的胜利》、《布尔维什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又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为实现国共两党首次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而声名鹊起，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1925年，是北洋法政学堂18周年的校庆，时任校长的李秀夫特邀黎渊去观礼。当时黎渊以辞教从政13年了，不禁思绪联翩，赋诗一首以寄感慨。他在诗作“门前桃李见孙枝”一句中自注云：“门人白兴五，李季常，夏敬民诸人皆有声于时，门下受(授)业者甚多，故云”。黎渊在注中所提到的李季常便是李大钊，注中“有声于时”的记叙，充分流露出了他为有李大钊这样的学生而陡增荣耀。同样受邀请参加母校18周年校庆的李大钊，在当天的讲话稿中高度评价法政学堂，他写道“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是重要”。可叹的是两年后，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于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天津北洋法政学堂自光绪32年(1906)创建以来，历经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到解放初期的院校调整，曾先后6次易名：1911年改称“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6月，直属省立当局决定将保定法政专门学校、天津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并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改称“直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国民政府又改称“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同年8月，学校升为大学，原有的各科改称学系，1937年2月，由于学生参加抗日运动，被当局强制封闭和解散，1947年才得以恢复。建国初期，“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的法、商两系还分别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和天津南开大学。1998年2月，在国家领导李瑞环、姚依林等的关心下，经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将“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改称“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并在院内建立李大钊烈士纪念馆，老一辈革命家彭真还题写馆名，成为天津市政法干部的培训基地和法学教育的摇篮。

　　“北洋政法学堂 ”自创建到今天的“天津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历经沧桑，出生于黔北沙滩的黎渊为了筹建工作可谓费尽心机。虽然只任职该校首任校长6年，也培育出中国近代史上几位可圈可点的人物，其扮演的政治角色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更是难以估量。可是世事无情，更迭无常，这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法学先导，后来倍受冷落，大隐于市，只留下《山居集》、《吴帆集》等古诗集。更让人长叹的是，1935年，正当他的学生李大钊参加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所统率的工农红军，开始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时，黎渊不幸辞世，享年55岁，葬于北京四王府，至今却连一堆坟茔也无法找到，就连他倾心创建 “北洋法政学堂”的历史也逐渐被人们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