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桐君先生贵阳办学事略
□卫功立
20世纪前50年必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群星璀璨的半个世纪,蔡元培、梅贻琦、张伯岑、陶行知、晏阳初、傅斯年、黄炎培、陈鹤琴······就算远在祖国西南的贵州,黄齐生创办的达德小学、李端棻等筹资创办的贵阳师范、黄质夫先生深入苗侗之乡榕江创办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也把历史的痕迹刻进了高原儿女的心中。然而,在狼烟滚滚的抗战时期,一个柔弱的身躯却坚强地挺立在贵阳基础教育战线的天空,她就是被称为“不跪着办学的女校长”任桐君,在中国基础教育史乃至贵州教育史上,先生宛若一颗被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明珠,拂去尘埃,光芒璀璨。今天,八角岩下的贵阳市实验小学书声琅琅,已经成为名满黔中的现代化名校,每次走进校园,我都希望能在校园里看到先生的塑像,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到处寻找先生的照片,都未能如愿。手边唯一的资料,就只有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的先生自传《一个女教师的自述》,该书由严济慈、刘明水、斯霞作序,怀着敬佩的心情读完,作为一名教育的后来人,我才知道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有理由忘记先行者们铿锵的足迹。在任桐君手里,贵阳实验小学由一穷二白绘就成最美的图画,使官方为之叹服,黑暗势力敛迹,学童爱校如家,家长额手相庆。短短三年,贵阳实验小学竟然成为全市的楷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去追寻远去的身影。
从五四的江南走来
任桐君,1899年10月10日生于江苏宜兴一衰败大家庭。早年就读于江苏第一女子师范,时值“五四”运动爆发,先生在学校虽然不是学生会长、主席、代表,但学生会的会务都由她主持,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展演讲、读书、抗议等活动。先生在自述里这样总结,“在这一次事件中,我受到了一次革命锻炼,使我学到了不少对人对事的方法,尤其使我深深体会到的两点:一、压力越大,抵抗力也越大;二,团结就是力量”。先生因表现突出得到江苏女一师校长的信任,陶行知找女师校长为安徽女一师附小物色优秀教员,先生的第一份工作因此是在安徽女一师附小,时为1920年。之后,她又陆续赢得了俞子夷、陈鹤琴等人的信任。民国小学女教师要承受多少生活考验,这里不得而知,此刻唯一清楚的是,即便压力再大,任桐君仍能在专业上取得进步,并赢得郑晓沧等江南小学教育界精神领袖的认可。
贵阳牛刀初试
结婚后,先生成为几个孩子的母亲,当日寇的铁蹄越过长江,江南也是烽烟遍地。杭州沦陷,先生随丈夫两次来到贵阳。第二次来贵阳,她丈夫所在的“企业公司”决定办子弟小学,名建业小学,留美的谭博士为筹备主任,任桐君为副主任。学校办成后不久,公司人员反映孩子们过于淘气,课后常打群架,敲碎玻璃等事件时有发生,因此谭博士开会希望老师严加管教。任桐君本来就看不惯公司员工见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走路摔一跤,也要怪老师没照看好”,把老师看成“高等老妈子,毫不尊重”,便起身说:“小学教师的职责有没有范围?在校内,学生的学习、品性,应该教好管好,学生回到家里和邻居孩子吵闹,难道家长们冷眼旁观推说是教师的事?难道还要教师兼任家庭教师不成?”对于校内的职责,任桐君即使在受冤气的情况下也能做好。毕业考时,建业学生中,报考中央大学实验中学的有13人,仅一人落榜,考清华中学的有6人,全部考中。消息一传开,人们吃惊地说:“有这么一所好学校!我们的毕业生报考中大实中,连考两年都没考上一个。”一时间,整个贵阳城奔走相告。建业小学爆得大名后,公司董事长兼贵阳市长何辑五(何应钦三弟)想把建小收归市立,改建为贵阳实验小学,而且就让任桐君担任校长。她听到消息,甚是紧张,忙向公司总经理代为婉谢,因为她不会和官厅打交道。其他听到消息的人恭喜她能被何市长倚重,她却冷笑说:“我不是贵州人,怎会派到我。我顶多会教教书,哪会办什么学校。”但是委任状下来了,她一家又无法到他地谋生,只好接受,从此当上了实验小学校长。
严把教师质量关
既然当了校长,任桐君就得好好琢磨怎样干。“第一件事是物色教职员,尤其是一位得力的教务主任”,这样她可以“没有后顾之忧”,“抽出身子去和官厅周旋”。可还没等她想好,市长太太就打听到她在物色人,便来说,她有一个侄女,刚从贵阳女师毕业,幸好市长太太还算客气,多说了一句,人员若定好了,就算了,这才给任桐君堵住“后门”提供了机会,不然“贵阳有的是委员、厅长”,她只能坐等学校关张了事。但是自己去找教师也不容易,当时“个别学阀出于妒忌,把持一些人不让他们来实小教书,想封锁孤立实小”。有一位不错的音体教师都已经请来了,仍被其他校长拉走,好让实验小学在市府即将举行的运动会上拿不到名次。
外部封锁还不算,最让她头疼的是辞退校内不合格的教师,但任桐君决不服输,她找总经理及总经理太太论理,请出了“滥竽充数”的人,又想办法找到了几位老朋友和同学来任教。接下来,她准备“造宿舍,辟操场”。做这件事时,她在市府遇到了一位为人朴实的教育科长,姓王,北大毕业,得以不按惯例,自由招商,而且所有“官样文章”皆可以事后再补。宿舍、操场弄好,任桐君又得添置教具,与当地商人打交道。那时贵阳教育局还没有统一配置或指定商家,都得由校长自己定夺规格尺寸,并亲自出马一家一家去跑,才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教具。当然,若是想钻制度漏洞,从中捞点油水,便是另外一种操作了,但任桐君不会这样做,工作量因此加大,一番辛苦之后,实验小学终于可以张罗开学了。不过,等待她的却是一连串的麻烦。
市立实小无疑与官厅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作上的,管理上的,还有地方达官贵人的“寻租”,均会使任桐君陷入重重交往,而交往对象又并非都像市府王科长那样好说话,办学之难可想而知。确实如此,先是招生,任桐君决定考试择优录取,但一些自称很有势力的人想直接将子女送进实小。对这类人,任桐君当着他的面说,贵阳有势力的人太多了,学校收容不下,因此“对不起,没法遵命”。接着,两位称职教师考上了贵阳师范,任桐君为不耽误她们的前途,同意放人。市府秘书长太太及其他“大官员们”得知空缺,纷纷递来条子,但所荐之人尽是任桐君无法用得上的,因此全部拒绝,得罪了一大堆人。看来,她在贵阳教育界难有大发展了。果然,不久举行的“体育竞赛”,实小就遭到了“报复”,多亏找到市府教育科长要求“重审”,才拿回本该得的第一名。
教育实验的执着
既然是实验小学,就得实验新的教学法。在这方面,任桐君和教务主任商量决定实施三项实验:设计教学、识字教学和默读教学。而上面只给她一个月的时间,显然又是要“报复”她,让她把实验搞砸走人。但他们忘了任桐君决定做这三项实验,自然早就想好了一个月内也可以出成绩。任桐君努力了一个月,她甚至帮教师批改作业,处理杂务,好让教师全身心投入实验。实小可谓众志成城,那几个“心术不正”之徒怎能得逞?期限到了,任桐君决定把校园打扫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全校师生心里都在说,来吧,我们等着哩”。
至此,已不难发现任桐君的“办学本钱”:她的高贵人格与尊严、她在中大实小积累的教学经验、她的知人善用以及她依靠自身的这些本钱赢得的全校师生的爱戴与信任。所谓“人心齐,泰山移”,区区小人的报复算得了什么,况且当时的贵阳教育界并非都是不知好歹的“瞎子”,以至劣质的想法与行动可以肆意横行。任桐君何须害怕“不跪着办学”就会招来卷铺盖走人的后果。果然,到验收那天,一位私立校长站起来发难,说什么南京带来的默读教学法在贵阳根本行不通,这里的学生更适合朗读,况且诗歌或祭文只有朗读才能成诵。任桐君信任的教务主任一听,立即起身说了一段合情合理又温和动人的话:默读教学在这个地方提出来完全是实验性质,完全没有废除朗读的意思。我们看到目前一般小学无论什么文体,一律按既定的音律朗读,好似唱歌似的。我们认为这样不能增进学生阅读能力,才试行默读教学。事实证明,默读对于培养儿童阅读速度和理解力有显著效果。先生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介绍一些统计、测验的资料,我们共同研究。没想到,这么好的“答辩”却不能赢得评审校长们的一点共鸣,他们反而纷纷发言支持那位私立校长的观点。多亏“评审”主席、当地的一位“督学”是南京晓庄师范毕业的,陶行知的学生,他认为贵阳教育一向落后,应该改革,因此支持任桐君的实验,另一位主席即王科长也借机说,实验小学给那些“墨守成规和开学店混饭的人”上了一堂课。看来贵阳教育界得这两位有教育良知的人实属幸事,否则也和那帮校长一样,贵阳的基础教育岂不要被搞得乌烟瘴气?然而,从“位置”上讲,那些中小学校长是可以不需要对整个贵阳教育的质量负责的,他们实在是有“混饭”的空间,但任桐君是一个有良知的校长,她和督学、王科长等这些理应对贵阳教育质量负责的人一起维系了贵阳教育的“清流”。
绝不跪着办学
办学过程中,清流督学、王科长也不能一直在任桐君身边保护着她。不久,开始编制下一年预算,任桐君奉公守法编好预算,去市府找王科长批,偏偏王科长不在,主管小学经费的副科长,也姓王,对她打起官腔,云里来雾里去,支吾了半天,才批给50元,这数字在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连一张椅子都买不起。任桐君气得无话可说。回到学校,任桐君叮嘱会计把账算好,她准备辞职抗议。市府听到消息,派一位科员来说明情况,说都是王副科长搞鬼,王正科长那几天出差不在,现在他回来了,请你去详谈。任桐君去了后,王科长说,何市长认为实小办得好,要挽留任桐君,然后王科长又交代,以后要人要钱直接找他。就这样任桐君争取到了满意的预算,实小教员的薪金也因为任桐君的抗争而提高到了全国第一,贵阳其他小学的教员也因此受益,和实小的标准一样。
拿到经费,任桐君得以实施扩建校舍。开工后,任桐君才发现,主持工程招标的市工务局袁局长在当中作过弊,可市府验收也“合格”了,任桐君在无奈接受之余,不忘对袁局长冷嘲热讽一番,因此结怨于后者,之后她连续遭受几位督学的刁难,说不定就与得罪袁局长有关。再后来,陈鹤琴建议任桐君收购一块废地扩建校舍,也遭袁局长破坏,未能如愿。那段日子,任桐君曾四次兴建土木工程,校舍才勉强够用。不过,一到雨天,就只能把几百个活泼的孩子关在教室里,贵阳又是“天无三日晴”,任桐君“总觉得孩子们受委屈,是我们还没有尽到责任”。于是她翻学生家长名册,向贵阳政府要员、财主及社会其他人士发起了一次募捐,辛苦数月,差一点把命送掉,终于感动了许多人,一座可容纳五百学子的大礼堂得以建成,实验小学可谓蒸蒸日上,任桐君也因此成了“名人”。
落成典礼那天,“恶棍”袁局长或许觉得任桐君数月之后竟成了贵阳“一呼百应”的“名人”,也送来捐款10000元。任桐君见状,“立即两眼一瞪,使出全身力气,说出几个重而有力的字:谁要你的钱。”接着说:“马上走开,从此再不愿看到你。”小学女校长任桐君的伟岸姿态在边远的贵阳教育界树立起一座丰碑。
徐悲鸿赠画
贵阳实验小学礼堂落成的第一个春天,著名画家徐悲鸿从海外归来,路过贵阳,顺便举行画展。徐悲鸿和任桐君是同乡,任桐君同时又是徐悲鸿的学生。展览结束,任桐君便邀请徐悲鸿到实验小学参观,到礼堂时徐先生知道了任桐君办学的壮举,大为感动,当即表示送给实验小学十张画,要求每张售价不得低于一万元,所得全部用来办学。后来任桐君把七张画卖了七万多元,为礼堂增添了八根柱子。剩下的三张画在任桐君离任实验小学校长的时候郑重交给了继任者李家蓉校长。
省主席的孩子也不收
抗战胜利后,贵州省主席杨森的两个孩子想就读贵阳实验小学,坐着黑色的小汽车由穿西装打领带的秘书带着来报名。任桐君说:“招生简章尚未印好,印好给你们寄一份去。”秘书大声吼道:“杨主席的孩子进这里读书难道还需要考试吗?”任桐君正色回答:“是的,进我们学校没有不通过考试的。”杨森秘书带着孩子怒气冲冲走了,后来也没有来报名。任桐君知道得罪了这种政客会有不少麻烦,感觉自己也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了,于是向何辑五提出辞职,何辑五坚决不批准,任桐君去意已决,便恳请何辑五尽快批准。辞职最终如愿以偿。
后记
辞职后的任桐君随丈夫到了北京,解放后没有正式工作,但仍然积极主动参与街道妇女扫盲工作。并断断续续忙里偷闲写了《一个女教师的自述》,教育后昆。写完这篇文章,我在想,我们呼唤教育家办学的今天,何必远赴灵山求真经,忘记历史等于背叛,任桐君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济世情怀就是贵阳教育一笔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情怀在任桐君先生身上得到了最好诠释。这半年,笔者一直在寻找任桐君先生的遗照,希望有一天呼吁我们贵阳教育人为先生在实验小学塑一尊像,供后世瞻仰。
任桐君作品《一个女教师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