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瓒和张鸿藻——安龙历史上的两位标志性举人

□文/图  王先启

安龙建城已有六百多年，是贵州省历史文化名城。城内古迹众多，古街巷中沉淀了不少才子佳士的动人故事，弥漫着厚重的人文气息。这里要说的，是安龙第一个举人和最后一个举人。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为巩固西南的统治，派大将率领来自江西、湖广、江淮和中原一带的官兵南下，沿着横贯云贵高原的咽喉要道、坝子、重要城镇次第布防。安龙作为通往广东广西的要道，在1390年设守御千户所，驻扎官兵千余人。1404年，建守御千户所城，时称“安隆”。同时，“调北填南”政策的实施，让江西、湖广、江淮和中原一带的不少汉族百姓也来到安隆定居。这些军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理念，孕育了安隆的尚学风气。

受条件所限，当时的安隆城，教育十分落后，连私塾也鲜少得见。有钱人会专门聘请先生到家里教授孩子，一般平民百姓只能望学兴叹。尽管如此，却也有一些不甘于现状的贫寒子弟脱颖而出，攻读举业以改变命运。

在城北门外，住着一户张姓人家。小孩名叫张瓒，打小父母双亡，与年迈的祖母相依为命，靠着祖母到城内富裕人家做活计艰难为生。

祖母出生于大户人家，能断文识字。见张瓒年已9岁，尚无钱请先生教授，遂自己当起了老师，教张瓒读《三字经》和《百家姓》。

张瓒很聪明，也很刻苦，看过的文章往往过目能诵，买不起纸砚，就用竹片蘸水在桌上写字。一年下来，祖母感觉再无东西可教，思来想去，只得带着张瓒来到一私塾先生家，恳求先生先将张瓒收为弟子，日后自己再想办法筹备学费。了解到情况后，私塾先生心有不忍，将张瓒收入门下，让他一边帮助自己整理一些杂务充当学费，一边跟自己学习。

转眼四年过去，张瓒的诗词文章在城里小有名气，先生感到十分欣慰。

为让张瓒的学识更上一层楼，先生特意修书一封，让张瓒带到普安州（今盘州市）、曲靖府（今曲靖市）一带找自己的同窗求教。于是，14岁的张瓒背起行囊，在祖母不舍的目光中，踏上了外出游学之路。

两年后，张瓒在普安州考中秀才，又辗转到曲靖府继续访名师，备战乡试。期间，张瓒均靠着到店铺当伙计或是给大户人家子弟当伴读维持生活，受尽冷眼，饱尝辛酸，他咬紧牙关以过人的毅力换来了文章的日益精进。

明弘治八年（1495），张瓒远赴昆明参加春闱，以贵州定中额十三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举人。

一朝金榜题名，张瓒从此开启崭新人生。他被朝廷选为南京上元县知县。消息传来，安隆城一片欢腾，父老奔走相告。不容易呀，如此“南荒”小城，终于出了一位举人，还当上了县太爷，怎么不令人兴奋！

张瓒赴任那天，父老乡亲敲锣打鼓相送，直到出了城门方才依依作别。

“生子当如张士玉”（张瓒字士玉）。从此，张瓒成为了士子的偶像，民众教育子女的典范。张瓒所居住的街巷因此被称为张家塘。

南京是明代“留都”，达官显贵众多，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张瓒不屑于攀附权贵，坚守为官之本，清廉做事，勤勉为民，把上元县打理得井井有条。

朝廷赏识张瓒的才干，提拔他担任“江南七府”（松江、苏州、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之一的松江府知府。松江府在当时属于全国16个大城之一，人口众多，鱼龙混杂，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张瓒始终秉承公心，体恤民情，大力推动棉纺织生产，繁荣了府城商贸，赢得了民众的信赖。直至年满八旬，张瓒方告老还乡，回到安隆城安度晚年。他的故事，至今仍在安龙广为流传。安龙人为了子女读书而不遗余力的传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张瓒之后的四百多年时间里，安龙曾迎来科举考试的辉煌时期，受到世人所瞩目。走出了如景其濬（安龙本地人，清咸丰二年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张之洞（少年时在安龙读书，清同治二年探花，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鹿传霖（少年时在安龙读书，清同治元年进士，官至军机大臣）等有名的朝臣。《兴义府志》用“士攻举业，俗尚俭约”“仕宦者文多能吏，武多奇勋”来反映当时的盛况。

自清咸丰四年（1854）开始，贵州局势愈加动荡不安，安龙的举业受到影响，逐渐走向低谷。1893年以后，安龙更是数年榜上无名。直至1902年18岁的张鸿藻以第十六名的成绩高中举人。

张鸿藻于1884年出生于兴义府城北大街，打小就以张瓒、张之洞等先达为楷模，醉心于攻读举业，诗词文章为同辈翘楚。可惜他生不逢时。1905年，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极力主张下，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张鸿藻无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空留安龙最后一位举人的科名。

当时，“维新变法”思想在兴义府影响日盛，学堂成了士子们议论时弊、探索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集中地。身处这样的环境，张鸿藻的思想也非常激进，眼看科举无门，便趁着留日的热潮，参加了选拔留学生的考试，取得官费留学资格，成为安龙历史上第一位留洋学生。他东渡日本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政。期间，接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开启了别样人生。

说起来也是讽刺，清政府推行“新政”，公费选派大量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却造就了不少反抗自己的革命党人。张鸿藻作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回国后即与志同道合的张百麟、周培艺等人筹建贵州自治学社，开展革命活动。成立大会上，张鸿藻在讲演中慷慨激昂，宣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提出“个人自治” “地方自治” “达国家自治之希望”的主张，被推选为社长。

贵州自治学社创办《自治学社杂志》和《西南日报》。张鸿藻撰写了《国家与国民》《对于自治学者之希望》《白话法学通论》《对于法政学者之希望》等文章，揭露、抨击时弊，清醒国民头脑，强调培养法政人才的重要性。

同时，贵州自治学社借立宪之名，兴办法政学堂，培养法政人才，在学校、会党和新军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壮大组织。张鸿藻除在法政学堂讲课外，还与兴义府的进步青年联系，在安龙组建了贵州自治学社兴义分社。

在张鸿藻等人的努力下，贵州自治学社社员发展到10余万人，分社达到47个。孙中山批准该社为同盟会在贵州的分会。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后，在张百麟、张鸿藻等人的组织领导下，贵州自治学社联络驻贵阳的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一举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建立了贵州军政府。

消息传来，兴义分社加紧行动，争取到安义镇（清朝绿旗兵驻防贵州西南的军事机构，总兵署在兴义府城）中营管带秦安邦的支持，率兵击溃府城顽固势力。兴义府知府方荃和安义镇总兵祁以德见大势已去，仓皇出逃。清廷对兴义府的统治宣告结束。

看到革命如火如荼，军阀刘显世曲意投诚，率军到贵阳驻扎，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1912年2月2日，刘显世露出本来面目，与宪政党、耆老会精心炮制了“二·二”事件，对自治党人进行屠杀。此后，刘显世又引滇军唐继尧入黔，夺取革命果实，对自治党人、新军、耆老会分子和贵州人民进行镇压。

身在贵阳的张鸿藻看到自治学社内部的不团结和军阀尔虞我诈、反复无常、争权夺利的嘴脸，满腔革命热情降至冰点，于1913年年底辗转回到安龙（此时兴义府建制撤销，兴义府城所在地安龙改设南笼县），弃政从教。在县城开馆授学，为家乡培养人才，并结合社会现实针砭时弊，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

张鸿藻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言语之间时常抨击地方土豪劣绅的恶行，揭露他们为富不仁，欺压、剥削民众的本质，被土豪劣绅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但这些土豪劣绅又惧怕张鸿藻的声望，不敢明着来，就处处设井挖坑，在暗地里极尽诽谤、攻击和排挤之能事，让张鸿藻举步维艰。

1916年，鉴于自身的处境，应贞丰县各界人士的盛情邀请，张鸿藻不得已离开安龙，到贞丰县任教。

后来，张鸿藻曾一度回到安龙，终因地方土豪劣绅所不容而又返回到贞丰定居，直至1938年病逝。

在今天的安龙县老城北大街上，张鸿藻的故居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张瓒、张鸿藻都是安龙的才子佳士，他们一前一后，见证了科举制度在安龙兴起和衰亡的过程。所处年代的不同，也造就了他们不一样的人生。

明孝宗朱祐樘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明朝出现少有的和平时期，被史学家称为“弘治中兴”。这样的背景下，张瓒通过科举入仕，有了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才干的平台和空间，成为清廉贤明的官吏，《兴义府志》评价他“有清惠声，民胥爱戴”。

张鸿藻身逢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社会动荡不安的乱世，虽有远大抱负，却不得不被残酷的现实所扼杀，甚至连只想为家乡教育事业做一点事都成为奢求，落得客居他乡。《安龙县志》用“晚景凄凉，生活困顿”来概括他的结局。

其实，张瓒也好，张鸿藻也罢，都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过客。了解他们，对于研究科举制度有一定的意义。而后人所敬重的，则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品格。他们留下的一段段佳话，也为安龙古城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

《南笼府志》“选举志”张瓒中举记载

张鸿藻故居

 （作者系安龙县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