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区从江的三次农民起义

□文/图  杨正贤  罗安圣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曾在黔桂边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1930年4月，红七军翻越榕江、从江、荔波、三都四县交界处的月亮山,长途奔袭贵州军阀王家烈囤积军需物资的后勤基地古州——榕江县城。红军指战员在穿越月亮山这些村寨时，传播革命真理，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百里月亮山区谱写了一曲曲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乐章。他们在从江县境内活动时播下的革命火种，让从江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奋起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其中有三次农民武装起义规模较大。

■“九洞”农民起义

黔、桂、湘三省交界的广大侗族地区旧时划分为“十洞”。

“九洞”范围是以今从江县往洞镇为核心的侗族聚居区。1941年成立从江县以前，这一带隶属黎平县第六区。

1934年8月增冲寨过吃新节，来寨老石国玉家做客的榕江车江人杨补和饭后在寨中鼓楼高声宣讲，朱毛红军在湖南分东家田地给穷人，天下要变了。黎平县国民党第六区区长张维扬得到报告，率兵丁气势汹汹冲进鼓楼抓人，杨补和幸得群众掩护脱逃；张维扬恼羞成怒，以包庇坏人之罪将石国玉投入黎平大牢。张维扬一贯欺压百姓，此事再度激起了民众怒火。

1934年12月14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黎平县城，解放了被关押的无辜群众。获得自由后的石国玉立即赶回家乡向九洞款首石庭用和郭金福（石庭用好友，地下党员，在九洞一带走村串寨以卖铁锅为掩护暗中宣传共产党主张）汇报。三人召集保靖队长贺绍章、寨老吴光明、陈之栋及石老发商议，一致认为组织发动九洞地区农民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秘密成立起事指挥部，共产党员郭金福担任总指挥。石庭用立即以九洞款首身份发布木叶令遍传九洞48寨。1934年12月18日，九洞各寨近5000名侗苗群众纷纷响应号召，聚集到平楼款场坪起义——史称“增冲起事”。

总指挥郭金福宣布张维扬肆意摊派粮款、欺压百姓、逮捕无辜等八大罪行，号召九洞民众共同“治张、抗兵、抗粮、抗款”，聚义群众齐声响应。张维扬闻讯逃往今黎平县口江乡，向到此躲藏的黎平县县长王仲辅报告增冲民变。

占领国民党黎平县第六区区公所后，为策应中央红军，起义部队又派1000多人包围了口江。王仲辅一面假装同意交出张维扬以拖延时间，一面暗中报告退守铜关、岩洞一带的黔军第四旅旅长周芳仁。周调动七团的两个营兵力由团长赵壁辉率领，取道天堂、几约，分兵两路切断起义军后路，并攻打驻守在上千二、千柒、新洞一带的起义军。又命令一团团长华俊带领两营兵力攻破包得、培岭等处起义军防线，占领曹滴洞、往洞、平楼、白岩坳，进入增冲区驻地。郭金福率部回援九洞，在大坳一带和黔军华俊、赵壁辉两部激战，郭金福和600多名战士英勇牺牲，吴光明等6名寨老和300多人被俘。起义军余部由贺绍章、陈之栋等率领，撤退到高培平天大山深处凭险固守开展游击战，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游击队夜间下山打击地主恶霸，为穷苦农民伸张正义，得到九洞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游击队一直和国民党县、区政府斗争到抗战前夕。

增冲农民起义是红军过境黎平后，党组织领导下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进一步激起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反压迫、反剥削，争取解放的斗志。

■加勉苗民“三抗”起义

1937年秋，在红七军地下党组织“荔波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下，榕江县定旦村苗民潘显高组织发动了“三抗”（抗拉壮丁、抗派款、抗派粮）斗争。下江县（黎从榕地区旧县名）四区加勉乡苗族青年梁老果、韦故水等20余人秘密前往参加斗争。

下江县宰便区区长欧连虽为本地人，但为官无道，倚仗手中权势，肆意盘剥民众，到处派款派粮，私自增加兵额，收取卖壮丁款中饱私囊，民间对他怨声载道。欧连获悉梁老果等人参加定旦“三抗”活动的事后，以为又抓到了盘剥苗民的大好机会，于是发出紧急通告，勒令加勉、蕨菜坪（今加勉乡寨坪村）寨老将参加定旦“三抗”斗争的苗族青年带到区公所接受惩治，同时每人罚银3000毫，限期十天办妥，否则追究两地寨老的“通匪连坐罪”。欧连派遣爪牙天天上门紧逼，激起了苗民的极大愤慨。

在红七军地下交通员钟德修和荔波地下党人的组织下，加勉苗民推举韦故胜、王故富为首领，率领苗民发动了“三抗”武装斗争，反官府、抗丁抗款抗粮。1938年11月21日拂晓，加勉苗族起义队伍千余人手执火枪、大刀攻入宰便区公所，打死义勇队长俞俄，活捉区长欧连并将其处死，兵锋直指国民党地方政府。

1939年1月，下江县长吴鼎尧调集各区义勇队和县保警队共500多人组成“剿匪”大队进剿宰便。起义军撤出宰便，利用山高林密、路陡沟深的有利地形，诱敌深入，多次设伏打败了吴鼎尧的围剿部队。吴鼎尧不甘失败，紧急向榕江县县长汪汉求助增援，组成两县联队围剿起义军。起义军在宰便一带利用有利地形多处设伏，主动攻击，多点开花，彻底粉碎国民党下江县政府的第二次围剿。 

5月，独山专区保安副司令陈启昌亲临下江勘定“苗乱”，采取软硬兼施策略。一方面组织“县招抚团”，由县党部书记长欧阳春带领五区区长赵锦堂和地方知名绅士范炎昌、韦故文等到加勉招抚起义军。王故富严正拒绝了“招抚团”的无理要求，坚决维护苗民利益，谈判失败。另一方面，县保警大队长刘国龙率部秘密绕过义军防线，直接进攻蕨菜坪，见人就杀，见寨就烧，更加激起苗族群众的愤恨和反抗。韦故胜、王故富指挥各寨苗族群众轮番围攻保警队，孤军深入苗区的保警队仓惶逃回。

义军屡挫官军，声威大振，得到附近县乡群众的响应支持。6月，永从县（黎从榕地区旧县名）五区大洞乡青年廖振家、榕江县定旦村青年杨茂芝率数百苗民奔赴加勉参加起义队伍，义军力量得以扩大。

6月底，吴鼎尧因“剿匪”不力被撤职，刘汉昌接任下江县长。7月，国民党贵州省政府派遣王督练到下江督战，率400多人（枪）实施正面强攻。义军针锋相对，兵分四路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滚石头、放木柱打击国民党军，杀死王督练和100多兵丁，刘汉昌率残部逃回下江。

刘汉昌决定采纳下属的献计——卧底擒王。用两万毫“花红”买通广西惯匪夏建廷，夏率三十多号人（枪）假意投奔起义队伍。韦故胜、王故富不知是计，对夏建廷的“投奔入伙”喜出望外，任命他为副总指挥兼任突击队队长。之后不久，夏建廷设计将韦故胜、王故富捆绑押送下江县城，投入水牢。是年11月，韦故胜被杀害于下江，时年仅39岁。王故富幸免于难，后病逝于家中。在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加勉苗族人民“三抗”起义失败。

■月亮山农民起义

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起草并颁布了著名的《人民解放军宣言》，南方国统区人民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起义更加频繁。

中共地下党员徐惠文（贵州独山县人）决定从北平返回家乡开展“三抗”斗争，迎接贵州解放。1948年7月，徐惠文与在北平军官分校任上校教官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制民秘密潜回贵阳。联络袁怀德、肖鼎模、杨志华等进步青年来到黔桂边界的月亮山区发动当地的农民起义。

徐惠文等人先在独山、荔波两县交界农村组织了50多人、长短枪十多支的队伍，秘密开拔到月亮山从江县长牛苗寨的半山腰上安营扎寨。在长牛、白朵、加牙、白吉、新寨等苗寨及佳荣乡的拉易、徐家寨、大坪等水族村寨发动群众参加抗丁抗粮。11月初队伍增加到三百多人，遂成立月亮山农民起义纵队，胡制民任司令，张泽民任副司令，徐惠文任政委，并将部队编为三个支队，组织开展抗兵、抗粮、抗派款活动。同时，指挥部派员到宰便与在此教书的柳北地下党员文纵接头，向地方实力派人士莫御宣讲当前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莫御率部参加起义。

12月底，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派遣省保安八团团长陈维虞率两个营兵力由贵阳疾奔独山，与独山保安二团组成围剿联军。同时电令荔波、榕江、从江三县保警队从东、南、北三面联合进剿月亮山。面对强大敌人的合围，起义部队决定利用有利地形采取分路击破的战术。

接到榕江县保警队已到摆拉寨脚的消息后，起义军领导人决定在敌军主力到达之前集中全力消灭最先进犯的榕江县保警队。12月30日下午，起义部队全部人马由加牙出动，分三路连夜向指定地点——摆拉寨头进发，天亮时部队赶到指定地点。主力苗族支队埋伏在寨头的荒坡草丛中，负责正面打击，布依族支队、水族支队埋伏在寨子两侧。那天早上大雾弥漫，敌人完全不知已被农民起义军包围。

按原计划本该主力支队枪炮一响，各支队一齐开火打击敌人。但关键时刻主力支队的机关炮就是打不响，只能坐失良机。总指挥胡制民缺乏作战经验，一时慌乱，指挥正面进攻的主力后撤。其余支队不知主力支队撤退，于是主动发起进攻，敌人仓惶逃窜，正好赶上后撤的苗族支队。一阵乱枪打下来，起义军伤亡不小，初战失利。

省地保安联队和三县保警队已完成对起义军的包围，形势急转直下。为了保存实力，指挥部作出突围骨干、分散隐蔽的策略。胡制民、徐惠文率黔南籍战士突围到荔波、环江一带打游击；本地参加起义的战士由潘善文带领，分散回各村寨隐蔽；其余同志隐蔽在荔波、独山一带乡间。胡制民后来去了四川，徐惠文于1949年3月同徐行白、袁怀德辗转到达上海。

黔桂边区月亮山农民起义虽遭挫折，但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播下了革命种子，为迎接解放打下了坚实基础。绝大多数参加起义的战士，解放后成为了新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

今日月亮山

增冲村农民起义纪念馆

（供稿：从江县政协文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