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敌演剧四队在贵州

□文/图  胡平原

抗战时期，抗敌演剧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肩负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艺宣传使命。他们用抗战文艺宣传的形式，激励人民，鞭笞敌人，在文艺抗战宣传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上级命令：抗敌演剧四队撤到贵州

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政治形势下，1938年8月1日，在湖北武昌昙华林成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中国孩子剧团，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第三厅直接领导。当时，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则是周恩来，第三厅厅长是中国文化名人郭沫若，艺术处长是著名剧作家田汉，戏剧课长是著名作家洪深。每个演剧队的领导人都是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因此，抗敌演剧队等文化宣传团体，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敌文化宣传工作的战斗实体。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宣传的需要，抗敌演剧队被分配到各战区司令部开展工作。抗敌演剧一队被分到第四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张发奎），常驻桂林队长先是戏剧家徐韬，后是魏曼青。抗敌演剧队员入队，必须先经了解或经中共地下党员介绍，要求队员是能演戏、唱歌、跳舞的多面手。这支抗敌演剧队人数大概40人，是一支名副其实、艰苦朴素的文艺宣传轻骑队。

1941年，为了与战区番号统一，抗敌演剧第一队改为第四队。建队初期在队内负责党的工作的是陈原（女，共产党员，解放后还原真名孟启予，曾任中央电视台台长），队名更改不久后，她因身份暴露而离队，随即由音乐家、共产党员舒模负责党的工作。抗敌演剧四队的成员遍及全国各地，贵州的成员有魏岩、周克、伍曼君（女）、宋惜之（又名宋禹）、李孟林等人。

1944年底，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湘桂战役，桂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危在旦夕，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及所属单位被迫分批向贵州撤退。这次撤退比武汉失守、长沙大火的情况更加混乱凄惨。难民、伤兵呼天叫地争相逃难而去，火车虽然仅通至广西金城江，但人们也不放过代步机会，把车站挤得水泄不通。

当抗敌演剧四队行进至金城江与南丹途中时，突然接到了司令部通知。原来为了阻止日军追击，要将大塘公路桥炸掉，司令部要求队员们绕行黔桂交界处的广西南丹六寨。虽然接到通知，但队员宋扬还是被炸伤，由救护人员送往南丹抢救。其他队员在炸桥之前，都先后到了六寨。趁休整的间隙，全队同志在六寨镇小客店楼上召开队务会议，哪知却忽然遇到空袭，飞机嗡嗡震耳，爆炸如雷，房塌楼晃，火光冲天。紧接着人声惨叫，这一座大镇刹那间变成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好在抗敌演剧队队员对空袭已有一定常识和经验，纷纷跑到空旷地卧倒，万幸只有庞岳和蒋超受了点轻伤。

战区长官部命令抗敌演剧队开赴贵州安顺待命。第二天，全队分批向贵阳启程，经过7天长途跋涉，战胜饥饿和疲劳，终于到达了贵阳，而贵阳同样也挤满了逃难人群，市容破败不堪。

到贵州后：抗敌演剧四队的宣传活动

1944年12月中旬，抗敌演剧四队全体人员安全到达了这次撤退的终点——贵州安顺。安顺是贵州一个专署（市级行政机构）所在地，是西去昆明、南往百色的交通要道，这里商业繁盛，为黔中重镇。抗战爆发后，由于大量机构、人员撤退疏散到这里，因此城市变得特别热闹。

抗敌演剧四队到达安顺后，食宿有了保障，生活暂时安定下来，他们便一心扑在文艺宣传工作上。在贵州地方党组织和剧团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反映人民的苦难心声，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同时，也揭露社会弊病，抨击抗战后方国民党官员的腐败作风。

为了迎接1945年元旦，队里决定排演诗人周钢鸣、瞿白音、洪遒集体创作的反映桂黔撤退途中人民一路逃难的组歌——由音乐家孙慎和舒模谱曲的《岁寒曲》和《新年大合唱》及其他节目。这一台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歌舞晚会终于在元旦期间与四战区官兵和机关、学校、公教人员及安顺各界人士见面，共连续演出三场，每一场都座无虚席，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此次演出后，国民党军事当局决定撤退第四战区，司令部所属人员奉令到广西百色一带待命，于是，抗敌演剧四队今后的配属也成了问题。经与张发奎将军的秘书左洪涛（中共秘密党员）研究，决定由队长魏曼青先去重庆找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夏衍、阳翰笙商量去向问题，争取一个合法身份保证演剧队继续战斗。

不久，第四战区就停发给养，吃饭问题随之而来。但抗敌演剧四队全体队员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面对困难没有动摇。一方面设法借粮借债及求援维持生活；另一方面自谋生路，将《国家至上》这出颂扬民族团结、爱国主义的好戏在春节期间公演，希望能够增加些收入来渡过难关。就在公演准备就绪之际，天气突然变冷，下起了鹅毛大雪，演剧队员的心也凉了半截，这样的鬼天气还会有人来看戏吗？可出乎意料的是，观众十分踊跃，竟场场满座，队员们倍感欣慰。这出戏的背景是夏天，演员演出需要要符合夏季装束，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大家克服严寒，取得了成功的演出效果，体现了艺术的真实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次公演，收入颇丰，不但还清了债务，队员们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在待命期间，演剧队一面坚持演出，一面加强学习，深入生活，寻找创作素材。经调查了解，安顺近郊有苗族聚居的村寨，演剧队决定先派搞音乐创作的宋扬去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素材，他在黔桂撤退时受的腿伤未痊愈，为此也可以休养疗伤。宋扬住进苗寨的一所小学里，校长正好是汉人，非常支持宋扬的工作，主动充当义务翻译，而且运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让宋扬得到苗民们的信任与合作。当时苗民经常受国民党军人的欺侮，一见穿军装的人就躲起来。演剧队的队员当时也穿军装，假若没有这位校长的帮助，宋扬恐怕连人也见不着。宋扬深入苗寨后，一边养伤，一边教小学生们唱抗战歌曲。同时，搜集苗族歌曲，并创作新的民族歌曲。通过刻苦认真的学习和艰辛的创作，用了半个月他就创作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歌曲《读书郎》和《苦命的苗家》两首歌曲。歌曲不但在安顺，而且很快在贵州及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一直唱到今天的小学《音乐》教材上。副队长舒模也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歌曲，譬如《凭良心》《你这个坏东西》《带刺的玫瑰花》《跌倒算什么》等，还协助宋扬写《古怪歌》、费克写《茶馆小调》等歌曲，这些歌曲均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上述这些新音乐题材，唱出了人民的肺腑之声，特别是《读书郎》和《凭良心》两首歌，引起国民党安顺党部的敌视，说这种歌曲是煽动群众起来造反的。因此，他们写信告到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该部国民党官员便下令禁唱这两首歌曲。此消息曾在重庆文艺界误传为舒模和宋扬在安顺被捕了，不久又流传到成都，使文艺工作者无不为之愤慨，特别是戏剧作家陈白尘更是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呼吁释放舒模、宋杨两位文艺人才。

几个月后，队长魏曼青从重庆回到了安顺，传达了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决定，将演剧四队暂配属驻贵阳的青年军205师。抗敌演剧四队到贵阳安定下来之后，立即开展文艺宣传活动，首先复排《蜕变》。为了扩大演剧队的影响和声望，大力宣传爱国抗日，除卖部分关系外，公演座票大都用来招待当地省市机关、学校与文化新闻界名流。这次公演，轰动了贵阳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单是演戏，演剧队对群众音乐文化活动也从未放弃过。在战地教士兵、在后方教民众大唱抗战歌曲，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宣传教育，鼓舞民众抗战到底。在贵阳期间，贵阳基督教青年会也来请演剧四队派人指导他们的歌咏队唱歌。因为青年会是个宗教团体，在当时不受军、警、宪、特检查，几年来未停止歌咏活动。抗敌演剧四队队员们借机教唱一些进步的爱国的歌曲，并借青年会的名义办了一个歌咏指挥班。这对培养群众音乐骨干、宣传抗战和促进民主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抗敌演剧四队虽然配属在青年军205师，在该师领取给养，但很少去演出。因为他们对这支国民党嫡系军队抱有戒心，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排戏和公开演出及开展群众性的音乐活动方面，为丰富贵州人民的抗日文艺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后期：抗敌演剧四队的宣传活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贵州人民欢声如海，歌声如潮，沉浸在欢庆的海洋中。抗敌演剧四队为了庆祝抗战胜利，通宵达旦创作和排练音乐节目。对外举行了《为胜利而歌》音乐会；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礼堂演出了《金玉满堂》《草木皆兵》《国家至上》等话剧；又在贵州城乡演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抗战才胜利，国民党竟向光复区派出了大批被人民称为“劫收大员”的“接收大员”。这些国民党官员抢夺地盘，大发横财，弄得怨声载道。抗敌演剧四队队员得知后非常愤慨，便以此创作了一出戏剧。最初定名为《胜利果》，最后定名为《迎春歌舞》，于1946年春节期间演出，再次轰动了贵阳。

1946年2月10日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较场口发动了目的为破坏政协决议、坚持独裁内战、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残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血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抗敌演剧四队全体演职员义愤填膺，坚决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抗议，决定举办一次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建国的音乐会。音乐组曲特请作家端木蕻良作词，小提琴家马思聪作曲，定名《民主大合唱》，全曲共分7个乐章，音乐会的全名称是《马思聪小提琴独奏与演剧四队联合音乐会》。前半部由马思聪表演小提琴独奏，后半部由抗敌演剧四队演唱《民主大合唱》，并由马思聪作钢琴伴奏，音乐家舒模担任总指挥。演奏和演唱的高超艺术水平，使广大观众大饱耳福和眼福，同时由于音乐会紧密结合了当时人民要求民主的愿望和呼声，得到贵阳人民群众的强烈共鸣。

这次演出之后，抗敌演剧四队却陷入了今后去向何方的迷惘之中。这时，队长魏曼青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召见部分抗敌演剧队队长及剧社代表之后的三点指示。第一，八年来抗敌演剧队在日寇的炮火下，在生活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完成了在武汉建队时交给的任务，成绩突出，应该总结一下；第二，抗日文艺宣传的任务是完成了，但今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仍需演剧队利用合法身份，继续坚持在国统区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第三，国民党是要打内战的，如果全面打起来，要严防政治迫害，拒绝去反共前线，拒演反共戏，应该想办法能够争取调到长江中下游的大中城市工作，占领文化阵地，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团结人民群众，配合中共引领的民主运动，希望提高警惕，坚持到底。中共党组织的关怀，使队员们感到欣慰和鼓舞，也明确了今后的奋斗目标。

1946年5月中旬，抗敌演剧四队离黔赴渝，又由重庆东下武汉，去开展新的文艺宣传活动，继续担当起党交给的文艺宣传工作使命。

抗敌演剧四队街头演出

马思聪演奏小提琴

抗敌演剧四队演出后留影

（作者系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