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三次入黔移民潮

□厐思纯

　　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重击下，统治中国八十九年的元朝再也撑持不下去，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此时天下未靖，元顺帝尚在塞外称帝，扩廓帖木尔远走甘肃，大夏政权的明昇(明玉珍之子)和盘踞在云南元残余势力梁王，仍对新兴的明王朝形成威胁。

　　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命徐达等击扩廓帖木尔，又命李文忠等击元顺帝。四月，徐达破扩廓，帖木尔奔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元顺帝在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病逝之后，明军相继攻克兴元、应昌，元昭宗北走。

　　次年，明将汤和、傅友德率军取蜀。傅友德自陕西南下进逼成都，汤和西进至重庆，迫使明昇投降。明军续克成都，平定全蜀。又迫使元辽阳平章刘益降。这时，除了在云南的梁王外，天下基本纳入朱元璋的掌控中。

　　为今后长治久安所计，朱元璋开始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的改革，定田赋额，编定役法，定卫所制度，诏天下府、州、县立学，定科举制度，定屯田法。卫所军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行钞法，造大明宝钞，每贯值钱一千文，四贯值金一两;禁用金、银、货物交易;税课兼收钱钞，钱三钞七，百文以下只收钱……

　　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徐达北击塞外，扫荡元军，乘胜追击，直至胪朐河(克鲁伦河)。随后其又制定了“先安贵州，后取云南”的策略，派傅友德南取云南，摧毁元军梁王残余势力。云南平定后，沐英受命率万余官兵留守云南，另有约二十万军队奉“就地屯田养兵，家属随后遂焉”的圣旨，戍守黔中各地，构筑屯堡，开荒辟地。明王朝之所以有此举措，其意图想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是戍守黔中，牵制西南，震慑西南反明势力;一是改变民族结构，组织大批汉族移民入黔，打破土司统治区夷民独大的局面，从而稳固明王朝在黔统治。

第一次入黔移民潮

　　军人及其家属是主力。明代先后进入贵州的官兵达二十余万名，加之后来的军人家属，总人数高达八十万人。这些入黔军人沿驿道一线和军事要冲戍守，“无事屯田，以资军实”，“有事则战，守土卫国”。这些“卫所军屯”，无疑为明王朝稳定西南的战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据《明太祖实录》中记述：洪武十九年(1386)二月，朝廷以白金锭赐江西等处军士戍守者千八百人，同年六月又赏江西袁州等卫队从征云南官军钞四万九千锭。另据贵州有关史料所载，贵州各府土司中江西籍士官占绝大多数，大都是洪武年间“有功”的军官。可以肯定，军屯中，有不少军士来自江西。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使庞大的驻黔部队及其家属自给自足，明王朝在贵州施行军屯、商屯、民屯政策。在这些屯民中，除了军人外，还有商人、农民和工匠。他们之中不少人来自江西。他们的身份有“军籍”“官籍”和“民籍”。这批入黔的军人、官员、商人、农民，是明代第一批汉族移民。

　　江西人为何移民贵州，这得从历史中寻求答案。江西自古农商兴旺，水陆两路畅通。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人口大批南移。到了元世祖二十七年(1290)时，江西人口升至一千四百万人，形成了地少人多的态势。明代初期，经历了元末战乱的中国广大地区，经济凋敝，田园荒芜，尤以湖广为最。当是时，江西人口达八百九十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四，人口密度是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三倍，而土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土少人多，贫富悬殊，导致了阶级的对立，增添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借助于农民起义而获得统治权的明王朝自然对此不会掉以轻心。为了长治久安、化解阶级矛盾，恢复湖广农村经济，缓和江西土少人稠的矛盾，明王朝把此作为治政驭民之急务，招揽移民耕垦，实行放宽赋税的政策，使更多的农民获得耕地，然后将多余人口迁徙到人口稀少、人均耕地多的湖广和贵州，从而改变当地落后的经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西填湖广”及“移民黔中”政策得以出台。

第二次入黔移民潮

　　“流民进云贵”发生于明代中期。当是时，皇帝、王公、勋戚、宦官无不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占夺土地。读者从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中不难看出，阶级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歌曰：“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控诉了官府的敲骨吸髓，贪得无厌，农民无法生存，坐以待毙。与此同时，地方豪强串通官府和里正，共同作弊，逃避赋税，而广大农民徭役沉重。在豪强兼并土地、贪吏盘剥农民的严峻现实下，广大农民选择了逃亡和起义之路。他们背井离乡，远走云贵和湘鄂西部山区。

　　在这场“流民进云贵”的过程中，落脚贵州的江西流民亦不在少数。我们可从明嘉靖《贵州通志》中得以佐证：“贵州土著蛮夷族类实繁，风俗亦异，大抵标枝野鹿。(语出《庄子·天地》‘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意为王者无在上之心，臣民温顺自由)，淳朴犹存。各军卫徙自中原，因沿故习，用夏变夷胥此焉。恃彼至愚无知者，或及见变于夷，以江右(即江西)川湖贩商流徙、罢役逋逃多，为奸诈，诱群酋而长其机智，而淳朴浸以散矣。”“蜀中江右之民侨寓于此者甚众，买田宅，长子孙者，盖多有之”。“贵竹司，旧人多出腹里中州，前代仕官经商流移至此，岁久遂家焉”。这一时期迁来贵阳的人，以四川、湖南、江西、湖北四省为多，也有少数其他省籍的。外省人到贵阳的主要是士兵、农民、商人、官员、和尚道士五类人。

第三次入黔移民潮

　　明末清初，由于经历战乱，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西南一隅的四川，经受张献忠屠川和吴三桂反清等重大事件，致使田园荒芜，人口锐减。为改变这种颓势，重振四川经济，清廷有了“湖广填四川”的应对措施。

　　清康熙年间，四川巡抚张德地上了一道奏折，提议迁移湖广民众来川。康熙十七年(1678)，清政府下令各省官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及“其他省民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入籍考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在此政策的感召下，江西无土少地的农民、山区落籍的客家人以及土著赣人，携家带眷，呼朋唤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史诗般的迁徙运动，朝着目的地四川不断地进发。

　　据有关史料统计：这批入黔的赣籍竟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无产业的农民，但有先进的耕作技术，怀揣新土地主人的愿景;或是自由移民，应在黔站稳脚跟的亲戚、同乡之邀，前往贵州淘金，主要从事商业或手工业。这批人因自身经济、技术条件不同，到黔后，有的落地生根，开荒种地，世代以务农谋生;有的南来北往，贩卖商品，成为商贾;有的开作坊，搞建筑，靠着精湛的手工工艺发家致富;有的替人种地，为人打工，整日为生活奔忙，然而对未来充满希望……

　　道光《贵阳府志》中记载了道光帝与贵州巡抚乔用迁的一段对话，皇帝问：“贵阳于四封无所介，俗何如?”乔用迁答：“是亦多侨籍，盖合吴楚之秀良，以聚族于斯土也，其民华。”

　　据史料所载，除了“吴楚之秀良”，还有川、滇、粤、桂、闽、陕、晋、冀、京、津的商帮、工匠、农民。他们入黔经商、做工、务农，为城镇建设和经济振兴付出了辛劳;他们建立商铺，经营百货，为城镇经济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他们修桥梁，建民舍，为城市建设竭尽心力;他们挑筐串街、摆摊设点、卖油、售布、打草鞋、制砖瓦，丰富了民众的生活;他们开荒垦地，种植粮食，使贵州的农业逐渐与中原同轨;他们开矿冶炼，发展矿业，丰富了贵州经济;他们抱团取暖，建立会馆，形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团体;他们在贵州的大地上安身立命，在“第二故乡”追求幸福。《黔南职方纪略》在记载贵阳府的情况时，再现了当时的情景：“于是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籴贱贩贵，相因坌集，置产成家者今日皆成土著。”

　　三次大规模的入黔移民中，江西移民人数多，比例大，加之其间的零星移民，数代繁衍之后，在贵州构成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极大地改变了贵州的人口籍贯构成。究其原因，可从江西人重视乡情、乡根、乡党传统中发现。大凡江西人在外立住脚跟或发达后，喜欢亲帮亲、友带友，结成利益的共同体。这样一来，整个家族、整个村落的亲友，闻知有人在外混得不错，于是拖家带眷前去投奔。久而久之，江西移民的人数大增。环顾黔中，今天生活在贵州的汉族甚至部分少数民族人士，问其来历，阅其族谱，祖上多为江西人氏。吉安府、南昌府、珠市巷等地名常见于祖籍江西的贵州人族谱之中。

当代绘制的明代贵州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