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创立阳明心学，终成一代圣哲。

王阳明与龙场悟道

□高 勇

龙场悟道诞生阳明心学

　　王守仁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现代人习惯“王阳明”的称呼，但在明清两代的记载中写的都是“王守仁”。“守仁”这两字取于《论语》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意思是靠聪明才智得到，仁德不能守住，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丧失。其实，当时的王守仁并非因为学术思想而出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职场经历，尤其是颇为传奇的平定江西匪患和宁王叛乱，《明史》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此后，随着对其学术思想研究不断深入，其中蕴含的价值慢慢被世人发现，现代人给了他“明朝一哥”“千古圣人”的美誉。王阳明的学术思想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单说来，博大精深的阳明心学可浓缩为三要素——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是基石，知行合一是途径，致良知是核心，这三要素支撑起阳明心学的思想体系。

　　我们先说说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并不是字面上简单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是指良知(并非理论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行关系是道德修养和道德践行的关系。知行合一就是强调道德的自觉性，人要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自省自悟;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而人的内心往往被欲望所遮蔽，自然无法去人欲、存天理。知行难以合一，自然导致致良知成为不可能。

　　再说说心即理。刚才说了，心即理是阳明学说的基石，那如何理解心与理这两个普通概念?举个例子，心若是宇宙，理便是宇宙中的规律，两者是共生关系。心之所达，理随心至。心离开了理，便无法存在，理离开心，便无所依托。所以，心即理是心学研究者必须先弄清楚的问题。正因如此，后人也称阳明学说为“阳明心学”。

　　说起心学，必须提到朱熹。朱熹是伟大的哲学家，宋明理学标志性人物，毕生都在追求这世上最为神奇深邃的一种东西。这东西之所以神奇，是因为它无影无踪，却无处不在，吃饭时睡觉时读书时干活时都在，就是没人抓得住它。要是抓住了，恭喜你，你就能看透所有伪装，通晓所有知识，天下万物尽在掌握之中，你就是圣人!这东西叫做“道”，老祖宗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就在其中。通俗点说，道就是所有规律之总和，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原则。王阳明龙场悟道，悟的就是这个“道”。“道”字还有另一种称呼，就是“理”。不管是“道”还是“理”，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几百年来，人们前仆后继一直在苦苦探求，就想看看它存于何物。

　　朱熹虽是宋明理学标志性人物，但盛名之下的朱圣人也没把理研究透彻。和其他人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不同，朱熹比较厚道，虽然没找出理在何处，却用“格物穷理”四个字，为后继者指明了找理的方向。朱熹认为，只要你使劲地格，用心地格，加班加点地格，心无旁骛地格，就能格出道理来。

　　哲学问题就是玄乎，但又充满无穷魔力，让很多人穷极一生舍弃所有，也要去探个究竟，王守仁就是其中之一。还在读私塾时，少年老成的王守仁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唯一目标——做圣贤。“圣贤”之类终极称谓都是后人给封的，没有谁会站出来称自己是圣贤。要是某天有人称自己是圣贤，你得慢慢观察。如果是父母没文化，取个这样的名，得告诉这人赶紧改名。除此之外，估计就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不懂事的孩子，要么就是疯子。如果都不是，根本不用做酒精测试，就可判定这人喝多了。当既不是孩子也不是疯子，更没有一点酒气的王守仁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告诉父亲大人时，迅即得到明确的答复——一记响亮的耳光。

　　父亲王华是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还给明朝第九位皇帝朱祐樘当过老师。《明史》记载，(王)华有器度，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身居高位，又得到皇帝学生的眷爱，老爹的社会影响绝对是杠杠的。儿子想做圣贤这事要是传出去，别人会笑掉大牙的，还会取笑我教子无方，要是再不管教，自己的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小子手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王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给儿子谈一门亲事。只要这小子结了婚，有了老婆孩子，就不会瞎胡闹了。

　　小王没有违背老王的意愿，高高兴兴把婚结了。这一回，王华失算了。娶了老婆的王守仁依然不死心，还在做圣贤梦。弘治二年(1489)，倒插门的王守仁带着新婚妻子从南昌回老家余姚，在上饶顺道拜访了著名的理学家娄谅，闲聊中小王道出了自己的苦闷(有理想，但找不到路径)。听到这儿，娄谅作沉思状，沉默很久后从嘴里冒出四个字——格物穷理。就在这一刻，小王终于找到了成就梦想的星光大道。这一年，他17岁。

　　从此，格就成为王守仁的主要工作，早上起床就开始格，晚上洗漱完躺在床上还在格，各种格，不停地格，磨破脑袋地格。曾经为了格出竹子中蕴含的做人品质，他搬了张椅子放在庭院中，坐在那里整天对着竹子格。格了七天七夜也没格出个所以然，却病倒了，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要说王守仁的智商，绝不是白给的，就这么折腾了好几年，也没耽误正事，考中了进士，当上了兵部职方主事。大伙都知道兵部相当于国防部，职方司兼有参谋部门和政工部门的职责，既管作战地图，还负责武官的考核、赏罚等等。主事官品不大，就是六品官员。当官也不影响志向，此后王守仁的生活中还是各种格。格久了难免产生过怀疑，也调整过方向，但从未放弃。

　　也许是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为受打击的戴铣等二十多位文官打抱不平，王守仁得罪了大宦官刘瑾。(刘)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这一去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见到父亲，王守仁就在家里天天伺候着老爹，希望多尽一份孝心。养了这么一个儿子，老人已是心力交瘁，该说的都说了，只希望儿子好好活着，别再捅大娄子。

　　得去上任了。离开京城时，王守仁万念俱灰，更可怕的是(刘)瑾密使人踪迹之，将置之死地。([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刘瑾派出的锦衣卫一路尾随追到钱塘江边。好在王守仁脑子好使，绝境中想出个金蝉脱壳的办法。佯装跳江自尽，靠着江边留下的衣服鞋子和绝命诗，骗过锦衣卫，得以保住性命。

　　从南京出发，足足走了四个月，辗转两千多公里，王守仁终于来到龙场驿，当上了驿丞，一心想做圣贤的王哲学家跌入人生最低谷。龙场驿在今贵阳市修文县，远离城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说是驿站，其实就是一间破旧的茅草房，再加上语言不通，无法和周围的人交流，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聪明的人到哪儿都不吃亏，学语言，学种菜，发动大伙盖房，一起提高生活质量。更可贵的是，他并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更不在乎别人是否开化。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

　　每天看着房舍和荒山，依然不忘初心，继续格物，也顺带打发时光。想想自己显赫的出身(王羲之的后人，父亲是状元，自己是进士)和曾经辉煌的仕途，现在这一切都与己无关。家族荣耀、荣华富贵非他所看重，有与无无关紧要。但是19年了，格物穷理!我一直在格!耗尽了年少光阴和聪明才智，理却依然不见踪影。痛苦挣扎之后依然无法突破，人必然会陷入极度焦虑与狂躁，王哲学家就是在极度煎熬中感觉自己快扛不住了!要崩溃了!!

　　极限之时，往往就会有极致发挥。就在一个漆黑幽静的夜晚，一阵阵大笑声打破了山谷的宁静，穿透黑夜，直刺长空，久久不绝。苦苦挣扎中格了19年的王守仁，终于在最为痛苦的一瞬间格出了答案——天地万物之理并非存于天地万物，也无须存于天地万物。天地万物本来就为一体，从未分离，更不会分离。理不在别处，就在心中!理就在心中，这句话浓缩成三个字，就是“心即理”。

　　这是载入史册的一瞬间，几乎所有的史书都用“顿悟”一词来描述这一瞬间。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哲学——心学，就此诞生。

　　这就是王守仁龙场悟道，悟出道的王守仁由此成为圣贤，受后人敬仰。

阳明学说的时代价值

　　为了叙述方便，这一节我们称其为“王阳明”。

　　龙场顿悟第一次提出“心即理”，以心即理为出发点，王阳明解开了知与行纠缠不清的死节，提出了“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精髓，它在心即理与致良知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打通了致良知的道路。良知就是道德意识，人人都有，即便坏透顶的人也有，只是被私欲所遮蔽而无法显现。致良知就是将自己心中的良知由少及多，让自己充满正能量。此外，还得将良知由寡及众，推广到芸芸众生、事事物物。当然了，提出致良知的时候，王阳明已不在贵州而在江西南昌。

　　顿悟之后，王阳明在龙场驿站首开龙冈书院，聚徒讲学，这是最早传习王学的地方。此后王阳明的大名传到了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耳朵里，席书便请他到贵阳主讲文明书院。王主讲相当敬业，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聼者以数百，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嘉靖十三年(1534)阳明书院开馆招生。嘉靖二十一年(1542)，贵州提学副使蒋信建正学书院，所提倡的“正学”就是阳明心学。他培养的门生将王学由贵阳带到四面八方。李渭主讲思南的为仁书院，邹元标主讲都匀的鹤楼书院，孙应鳌在清平(今凯里市)创建学孔精舍。此外，还有瓮安的花竹书院、铜仁的铜江书院、程番(今惠水县)的中峰书院、偏桥(今施秉县)的兴文书院、思南的大中书院等都崇尚王学、传播王学，王学由此呈井喷之势。先生逝世后，清嘉庆十九年(1814)贵阳人为表纪念，在贵阳城东扶风山麓修建了阳明祠。

　　哲学问题看似玄乎，实质却很质朴。王阳明思想的核心就是俩字——良知，与生俱来的良知人人都有，所以良知之学是大众之学，不管什么时代人们都可以从中吸取精华，现在也如此。比如，阳明学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知行的本体。人的良知天生自有，即便一时被利欲所遮蔽，也应该重新去找回良知、实践良知。这一点，可以唤醒现代人冷漠的、功利的、庸俗化的心灵，反抗当下社会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再比如，阳明学崇尚知行合一，强调真知真行。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书本上、课堂上讲的道理都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阳明学解释，这就是知行分离。知行分离在官场上的表现更为明显，很多落马官员台上讲政治、讲党性、讲奉献，台下却心无敬畏、利欲熏心、徇私枉法，置良知与法纪为无物。这样的知行已经不局限于分离，而是背道而驰。为官要讲官德，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良知在做人做官上的直接体现。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

　　思想家王阳明同时也是为官之人，他的良知之学也是为官之学，他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也贯穿于整个仕途。在他的为官警言中，我最喜欢两句话。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传习录·答顾东挢书》)这句话的意思是，以仁德之心施行仁政，即便是在茅草做屋顶、泥土砌台阶这样简陋的房屋中办公，也仿佛身处明堂;若以周幽王、周厉王的残暴之心来施政，即便是明堂，也只是产生暴政的场所。另一句是，人臣于国家之难，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为，涂肝脑而膏髓骨，皆其职分所当。(《王明阳集·卷十三 别录五》)作为人臣如遇国家有难，凡是能够想到、做到的事情就要尽力为之，纵使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也是职责所在。正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劳苦大众真心真意、尽心尽力，王阳明死后，军民无不缟素哭送者。(《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王守仁》)王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