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晚清第一功臣

□高 勇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香涛，出生于贵阳，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抵外辱、办实业、创办新式教育，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功臣。

山西治吏，京城侃爷变成铁腕官员

　　在史书和史学研究中，经常会在张之洞的名字前加上“南皮”两字，在一些信函中他的落款也是“南皮张之洞”，为叫起来方便，有人直接称他为“张南皮”。实际上，张之洞生在贵州长在贵州，黔山秀水养育了他，其父是直隶南皮人，所以说他是祖籍河北南皮的贵州人更准确。

　　关于张之洞的出生地，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后人的推测，依据都是其父张锳的任职地。张锳当过贵筑知县，也当过兴义知府，当时兴义府的治所在今安龙县，所以贵阳、安龙两地都乐见其成。2011年3月，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成立调研组，对贵阳市文物保护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调研组最终确定张之洞的出生地在贵筑知县官舍六洞桥，即今贵阳市博爱路。

　　张之洞禀赋聪慧，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四 张之洞》)道光三十年(1850)，也是道光朝的最后一年，13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参加科考，中了秀才。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今北京市，当时的顺天府属直隶省管辖)乡试第一名中举。第二年即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南京，当时北京的形势已很紧张，张之洞没参加会试，而是回到了贵州。可惜贵州也非太平之地，狼烟四起，张之洞跟随父亲奔走各地镇压起义。咸丰六年八月，张锳病死军中，三年守制期满后，23岁的张之洞本打算赴京参加会试，不巧堂兄张之万被任命为同考官，按规矩只能回避。第二年的恩科会试，还是同样的原因又没考成。直到同治二年(1863)，终于如愿参加会试，考中贡士，又在廷试中高中一甲第三名探花，进入翰林院，授编修，正式步入仕途。

　　同治六年(1867) ，张之洞第一次下到地方任职，当上湖北学政，三年时间里政绩平平。同治十二年，任四川学政，创建尊经书院，主张摒弃八股，传授科学知识。书院代代相传，成为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这是张之洞一生教育改革的起点，为中国高等教育所作的第一个贡献。

　　三年任期满后，张之洞又回到翰林院干起老本行。几年的闲散生活中，上班时间大多是看看报纸喝喝茶。张之洞特别能侃，而且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四 张之洞》)，属“翰林四谏”之一。光绪五年(1879)，在对待俄国侵占新疆伊犁问题上反对妥协，提出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等积极建议，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次年，张之洞被授翰林院侍读，再过一年又荣升内阁学士。

　　光绪七年(1881)，44岁的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当时的山西是百分百的烂摊子，民众普遍吸食鸦片，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四 书札一》)鸦片吸食率如此之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全省大范围种植鸦片，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对付这事，张之洞制订禁烟措施：一是帮助烟民戒烟。效仿李鸿章在天津设戒烟局的做法，大量购买戒烟药品免费发放。二是开展禁烟运动，斩断鸦片源头。实行各州县领导责任制，责任区内种植的鸦片自行铲除。一批有功官员受到嘉奖，不作为的官吏则受到惩办。山西绝大部分土地都停种鸦片，改种农作物。

　　收拾完鸦片，接下来的就是官场。衙门拖拉推宕、昏惰涣散之风盛行，这不是山西独有，放眼全国都是如此。要治此病，张之洞也有高招，这招对他来说就是起居习惯，对别人来说就是牺牲休息时间陪他上班。每天下午两点，张之洞就上床睡觉，到了晚上十点起床开始工作。有事的、被传见的下属都在夜半排队等候，要是和谁投缘，谈出感觉谈得难舍难分，后面排着的就得遭殃，有时候得等到天亮。当然也有不受待见的，这时老张就会低下脑袋闭上眼睛装睡着，如果对面的还不知趣，就会继续加码——鼾声大作，脸皮再厚也只得主动退出。

　　张之洞命令各级官员考察属吏，在半月之内将考察结果报上来。谁品行兼优、谁有名无实，谁有一技之长、谁又擅长贪鄙巧诈，都要写清楚，还要举出事实，不许敷衍了事，更不能诋毁污蔑。很快，从基层汇总上来的第一手资料让张之洞掌握了各级官员的详情。他先后保举廉明贤良的文武官吏59人，并委以重任。经过明察暗访、查证落实，也惩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自己扳不动的大员，上奏朝廷予以处分，山西布政使葆亨(之前曾代理巡抚)，冀宁道台王定安，驻扎山西的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贪官被充军或革职。又劝告一批年老体弱、糊涂昏庸的官员主动提交辞呈，以保全体面。在任期间，先后纠劾各级官员25人，每年平均超过10人，足见其整饬吏治之决心。尽管整肃吏治不留死角，但不轻易触犯高层权贵，牢牢把握“为政不得罪巨室”的原则，确保自己的官位不受冲击，此举既务实又滑头。

　　官场整顿告一段落，接下来就得考虑出实招了，张之洞的招数特别洋气。在山西，他遇到了一位洋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此人一直在山西传教，还为前任巡抚曾国荃设计过洋务方案，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等措施，可惜未被采纳。张之洞对这些洋玩意很感兴趣，决定尝试办洋务。光绪十年(1884)五月，山西面向全国发出英雄帖——《延请洋务人才启》，招揽人才。就在准备放手一搏的时候，因中法战事张之洞被调往两广，山西丧失了一次经济腾飞的绝好机会，但他的洋务理想在湖广任上得以实现。

南疆抗法，软硬实力并举中国完胜

　　光绪十年(1884)，法国军队进攻驻扎在越南境内的清军和黑旗军，中法战争爆发。当时的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兄弟有难，大哥本该出手相助，更何况法国人就要打到自己家门口了。当时朝廷有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声音，主和代表是李鸿章，主战代表是左宗棠。慈禧和光绪完全清楚法国占领越南北部后的危险，但战火还没烧到家门口，都不希望直接与法军交火，所以一直摇摆不定。正是由于高层没有明确指示，桂军、滇军赴越援助接连失败，战火已经越过国境，再不出兵，法国人就可能长驱直入。到这份上，慈禧太后才下决心打一仗。那谁来带兵打仗呢?她想到了张之洞。

　　五月，张之洞从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首要任务就是防御边疆。上任不久，法军攻陷台湾基隆、福建马尾，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法国人正打算海陆并进大举进攻两广地区。打仗除了靠实力，还得靠脑子，水师拼不赢你，我还有陆军，你是两头作战，我在家门口打仗，就得牵着你的鼻子走。张之洞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因法船踞台北，乃倡议奏请攻越南以救台湾，为围魏救赵之计。(《张文襄公全集·二百二十八 抱冰堂弟子记》)朝廷准奏，围魏救赵的作战计划在中越边境开始实施。

　　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启用了三个人，胜负的天平顿时倾斜。

　　第一个是黑旗军的首领刘永福(1837-1917)，广西上思人。太平天国起义时，聚众参加广西天地会起义，他的部队用七星黑旗作军旗，被称为黑旗军。后来，在清军围剿下，刘永福率部退至越南境内。法国侵略越南时，黑旗军成了高档雇佣军。黑旗军在国内不咋地，换个地方却打出了军威，刘永福还被越南朝廷封为三宣副提督。在张之洞的撮合下，清政府授刘永福“记名提督”。这位提督虽只是挂名，但也说明政府承认了黑旗军的合法地位。由游击队、雇佣军一下变成正规军，黑旗军军心振奋士气大涨，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第二个是唐景崧(1841-1903)，广西灌阳人。张之洞上任后，荐举唐景崧新组粤军开赴云南，利用其与刘永福的联系，一个在云南，一个在越南，共同抗法。两支军队密切配合，西线战场捷报频传。云南和广西都与越南接壤，广西在东，云南在西。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攻陷了中越边境广西一侧的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好在法军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回，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

　　东线危机，得用大将。这位大将就是张之洞启用的第三人——冯子材(1818-1903)，广西钦州人。68岁的冯老将军受邀出山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今友谊关)，中越边境的敌我态势由此逆转。

　　此前长期据守中越边境，冯老将军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到任后立即在镇南关前隘口抢筑完整的防御阵地。二月，法军倾巢出动，凭借炮火支持，向镇南关发起一轮一轮的猛攻。清军据守城墙，和攻城的法军刀枪厮杀，丝毫不退。杀得兴起，冯老将军带着两个儿子冲出阵地，直扑敌军。看到主帅都不要命了，士兵们跟着跳出战壕，和法军在镇南关外展开肉搏战。就这样鏖战两天，法军弹尽粮绝，大败而去。冯子材乘胜穷追猛打，死死咬住敌人一路掩杀，势若破竹，连破文渊、谅山，率全军攻郎甲，分兵袭北宁，(《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六 冯子材》)法军全线崩溃。

　　打仗不要命是军人血性的最好体现，也是军人赢得尊敬的前提和基础。不要命的军队削山头、踏敌营，一路高奏凯歌，攻占了郎甲、北宁，拿下法军在北越的大本营河内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再乘胜追击，法国人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向南翻过长山山脉回到南越，另一条就是向东被赶进大海喂鱼。

　　这边形势一片大好，那边不忍放弃经年累月才换来的成果，权衡一番之后，法国请英国人赫德出面与李鸿章议和，提出归还基隆和澎湖列岛，条件是清军全部撤出越南。前方将士主张乘胜追击，而李鸿章主张乘胜缔结和约，朝廷采纳了李的建议，不顾张之洞的强烈反对，饬令防军如期停战，撤回边界，并仍整军严备以防不测，方为正办。此事关系重大，傥有违延，朝廷固必严惩。(《清实录·光绪朝实录 卷之二百四》)前方将士只能仰天长叹了，冯老将军更是气得捶胸顿足。

　　此后，中国承认法国吞并越南，西南门户洞开。

经世济国，欲挽狂澜可惜回天乏术

　　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四 张之洞》)中法战争是张之洞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兴办教育和实业上，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还没上任就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从卢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朝廷准奏，南北分段修筑，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

　　要想修铁路得先有钢铁，接下来张之洞干的事就是筹建汉阳铁厂。光绪十九年(1893)，汉阳铁厂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十个、炼炉两座，成为东半球最早最大的钢铁企业。之后，又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四 张之洞》)有湖北学者统计，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的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到了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位居第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张之洞造就了武汉。新中国建设初期，百废待举，毛泽东曾感叹道：“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光绪二十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因甲午战争奉诏北上主持军务，张之洞暂时代理两江总督，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坤一去世，继续代理两江总督，两次代理累积17个月。张之洞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和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进入康有为的视野。早就明晰张的政治主张，康有为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邀请张参加强学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康有为到南京拜谒张之洞，恳请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上海强学会会长，张欣喜答应。等到上海强学会成立时，张之洞的态度逆转，不当会长更没出席，只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五百两，拨公款一千两。什么原因让张之洞改变了初衷呢?其实很简单，慈禧的态度决定了他的态度。戊戌变法开始时，张是同情支持维新派的，认同其政治主张，希望借此走上强国富民之路。慈禧逼令光绪帝关闭北京的强学会，张之洞便看出了端倪，于是借口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和自己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中断了和康的联系。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的《劝学篇》问世，在维新派和守旧派中亮明自己的观点。《劝学篇》既批评守旧派的“守旧”“不知通”，又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试图在守旧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即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 设学第三》)从后续结果来看，这本书就是张之洞为自己的仕途危机开出的“一剂良方”。这一年的八月，慈禧颁布训政诏书，铲除维新派。(光绪)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四 张之洞》)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张之洞及时刹车，争取主动，最后全身而退毫发无损，不能不让人佩服姜还是老的辣。

　　光绪二十九年(1904)，清廷颁布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人奏拟的《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对学校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清廷诏准，从明年开始停止所有科举考试，存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成为历史。废科举、兴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功不可没。也在这一年，张之洞建议并监修的芦汉铁路历时七年终于贯通，正式命名为京汉铁路。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张之洞没有曾国藩那样战功卓著，没有左宗棠那样牛气冲天，也没有李鸿章那样位高权重，但令人称奇的是，在政局动荡、国势颓废、人心背离的晚清，他竟然一生都在升官，并成为慈禧临终的托孤重臣。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突然驾崩，第二天慈禧太后病死。慈禧临终前安排年仅4岁的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张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此时的张之洞已入古稀之年，垂垂老矣。

　　初掌国柄的载沣只有25岁，当时还有一位大权在握、权倾朝野的牛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视袁为自己掌权的最大障碍，载沣就想收拾袁世凯。事关国运，必须听取张之洞的意见。张之洞虽然看不起袁，但认为载沣刚刚掌权就清理旧臣，而且是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必然引发血腥内斗，坚决反对。了解了张的想法，载沣没有去硬碰硬，而是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清实录·宣统朝政纪 卷4》)

　　载沣和张之洞共同辅佐着年幼的宣统皇帝，堪称政治好搭档，但好景不长，在用人上二人产生重大分歧。袁世凯“回家养病”去了，载沣乘机剥夺了一些汉族官员的权力，任命24岁的六弟载洵为军谘管理大臣，22岁的七弟载涛为海军大臣，军谘管理大臣相当于总参谋长。就这样，以兄弟班底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掌握了国家军事大权，而地方督抚绝大多数是汉人，拥兵自重，如果引发满汉对立，江山社稷将彻底倾覆。力争无效后，张之洞愈发郁闷，身体每况愈下。

　　宣统元年(1909)十月四日，载沣看望气息奄奄的张之洞，没人知道他俩聊了啥。载沣走后，张之洞一声叹息：“国运尽矣!”正是在这一天，张之洞溘然长逝，身后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

　　宣统三年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灭亡。11月11日，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12月6日，载沣平和地辞去监国摄政王，在初冬的萧瑟中黯然离位。

　　作为最后一个皇朝的最后一位名臣，张之洞至死都在维护一个行将就木的腐朽政权，他的选择不能说明智，更不符合潮流，却足以体现“忠诚”二字。此外，张之洞还是大清官，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四 张之洞》)在无官不贪的晚清乱世，堪称出淤泥而不染的旷世廉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