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秋：贵州乡试开科的千秋功臣

□高 勇

　　田秋(1494-1556年)，字汝力，号西麓，思南人，明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为官二十年，建树颇多，贵州乡试开科的首功之人，为贵州的人才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

明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从隋朝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后一次进士考试，科举制度前后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办法。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在明代，明代对科举之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超过了以往历代，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朱元璋。这位布衣皇帝没读过几天书，不识几个字，创业时期是个地地道道的草莽英雄，登基后却大有韬略，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是历任皇帝中少有的。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诏，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追逐名利)之人，夤缘(拉拢巴结)阿附(逢迎附和)，辄窃仕禄。其怀材抱道(持守正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通过纵向研究比较，朱元璋基本了解了历代科举情况。汉唐宋三代是重才学而轻德行和技艺，元代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一塌糊涂，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耻与为伍，便隐居山林。科举考试一定要改革，首先必须明确选什么样的人。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朱元璋对人才标准的界定非常清晰，选取的必须是通晓经学、品德端正、博通古今、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之才。那如何选人呢?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也就是说每三年各省组织一次大考，称为乡试，考中的就成了举人。第二年，各地举人再汇聚京城参加会试。如果会试再中，就得留在京城继续参加廷试，廷试也称为殿试。能参加廷试，意味着这一生的考试就到此为止了，也是无上荣光的事，因为参试者还有可能见到皇帝。皇帝主持廷试同样是朱元璋的主意，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志第四十六 选举二》)廷试就不劳大伙儿费心了，我来组织，根据成绩任用官员。今后啊，谁要想当官(武将除外)都得参加科举考试，别无他途，这事就这么定了!

　　选什么样的人、如何选人都明确了，那考什么呢?考试的内容都和儒家经义有关，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明史·志第四十六 选举二》)科举考试和科举入仕成为制度，一时间学儒尊儒蔚然成风，这对读书人来说绝对是利好消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人生因读书而改变，咱们就来看看读书如何改变人生。

　　人生识字糊涂始。父母送孩子进学堂私塾读书识字，就盼着他学有所成，出人头地。孩子一天天长大，首先面临的就是入学考试(即童试)。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考试地点不同，为方便记忆，你记住考生分别要在县里、市里、省里参加考试就行了。县试在各县进行，一般连考4-5场，通过后再参加府试，连考3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要是院试也幸运通过了，恭喜你就是秀才了。中个秀才都有这么繁琐的环节、曲折的过程，所以博取秀才名分的考生中白发苍苍的大有人在。

　　会试的主考官和副考官由皇帝委派，称谓也特有现代感，叫正、副总裁。会试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出贡的自然是欢天喜地继续留在京城，因为接下来就有廷试。没能出贡的，只能从哪来回哪去了。考虑到考生们来一趟京城不容易，廷试就安排在会试后不久，一般就在三月。在朱元璋带头作用的影响下，明清两代的廷试通常由皇帝亲自主持并提出问题，应试者著文答卷。如果皇帝公务缠身，也会委派大臣主持。

　　廷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不搞差额，参加的人均不落榜，只是按成绩排出名次，张榜昭告天下。廷试结果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明史·志第四十六 选举二》)

万马如龙出贵州

　　按照明朝的标准，乡试中了举人就可以叫做人才了。能否成为举人，靠的是天赋和勤奋，一个地方能出多少人才，则取决于师资水平和举人的名额。不管在哪里，师资水平都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举人的名额就只能听命于朝廷的安排。考虑到要在全国海选优秀人才，朱元璋给各地分配了乡试中举名额。京师行省各举乡试：直隶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皆四十人，广西、广东皆二十五人，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额数。(《明史·志第四十六 选举二》)上述地名中没有贵州。没错，因为朱棣当政时的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才建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好理解。那建省后总该有自行开科乡试的资格了吧，结果还是不行，贵州考生还得去邻近省份参加考试。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去世，长子朱高炽继位。次年即洪熙元年，朝廷召令贵州生员在湖广参加考试。朱高炽体胖多病，只做了十个月皇帝就病死了，长子朱瞻基登基，开始了宣德王朝。宣德四年(1429年)，贵州生员又改在云南蹭考。蹭考已经很憋屈了，偏偏云南考区的录取名额又是全国倒数第一。乡试之额……至正统间(1436-1449年)，南北直隶定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二十名为最少。(《明史·志第四十六 选举二》)这样的现实，不用脑袋也能想到对贵州人才培养非常不利。为摆脱读书人翻山越岭去蹭考的苦楚与尴尬，让贵州多出人才，弘治七年(1494年)贵州巡抚邓廷瓒上奏朝廷，请求自开乡试，未获允准。此后，朝廷再也没过问此事。

　　嘉靖九年(1530年)，还是因为贵州乡试附于云南，道里(路程)不便，给事中田秋建议欲于该省开科。(《明实录·世宗实录 大卷一百七十八》)给事中田秋的建议都写在奏折《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中，在贵州开科乡试的请求又一次摆在皇帝的案头上。在这儿，有必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给事中这一官职。洪武六年，朱元璋创立了“六科给事中”机构，职责就是对应监察吏、户、礼、兵、工、刑六部。六科的掌印长官是都给事中(正七品)，下有左右给事中为从七品，另还有给事中(从七品)若干。按规定，六部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文件诏书，要经过给事中复核，如有不妥之处，可退回重报。各地上报皇帝的奏章，也由给事中抄报相关部门。给事中虽然只是从七品小官，但相当于皇帝的政治秘书，是上呈下传的中枢，作用绝不能小觑。

　　田秋自幼受教于父兄，读书用功，聪敏过人，正德五年(1510年)16岁时乡试中举，4年后又考中进士。正因有当年远赴云南参加乡试的切身感受，深知贵州生员长途跋涉的艰辛，他的笔端流露的感情真挚而刻骨。这篇奏折也做到了通俗易懂，我就偷懒全文引用，在个别生僻词汇处做好注释。

　　第一段，说明了贵州未能单独开科的历史原因。臣秋窃为国家取士，于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惟贵州一省远在西南，未曾设有乡试科场，止附云南布政司科举。盖因永乐年间初设布政司(贵州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置布政使司，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教育未尽及也。贵州建省晚，又是偏远山区，老百姓所受教育不多，这些都是客观事实，我们认了，不能单独开考责任在己。点背不能怪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所有事情都自己扛，这是田秋的过人之处。求人办事，态度诚恳是必须的，最重要的是还得讲清楚自己的条件，接着就点明贵州已今非昔比，初备开科条件，提出开考请求。承皇上维新之化又八年于兹(嘉靖皇帝登基已经8年有余)。远方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所长，固非昔日之比矣。臣愚以为开科盛举，正有待于今日也。

　　现在的综艺节目里，不管哪条道上的都喜欢打悲情牌，铆足了劲比惨(还好，至今没听到惨绝人寰的)。要说打悲情牌，田秋绝对是鼻祖，讲完正事后，笔锋一转，心情沉重地讲起贵州考生远赴云南的艰辛与苦楚。且以贵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今四川省叙永县，当时属贵州)等府卫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瘴气毒雾)浸淫，生孺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今幸叨列侍从(今天承蒙恩惠作了侍从)，乃得为陛下陈之。文笔好，又有亲身经历，田秋把贵州考生赶考路上的种种遭遇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人看后泪眼婆娑。为了增强说服力，又以两广和云贵作比较，说明云贵分设考场后，可以多出人才。臣尝闻国初两广亦共一科场，其后各设乡试，解额(举人的名额)层增，至今人才之盛，埒之于中州(已和河南不相上下)……今设科之后，人益向学，他日云贵又安知不若两广之盛乎?

　　最后，还不忘继续要价。臣请开科之后，(云贵)二省各予旧额之上量增数名，以风励远人，使之激劝，则远方幸甚!([清]莫友芝《黔诗纪略》)本来是开考请示，顺便还夹带点私货——恳请增加云贵两省的举人名额。真不愧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做事讲究方法，知道灵活变通，拐弯抹角向皇帝讨价还价。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好在哪里。

　　如果按照一事一请示的行文规定，老老实实只提开考一事，皇帝批示时就不会太纠结，因为只有两个选择——同意或不同意。田秋的过人之处就在皇帝同意开考之后，继续加码——恳请增加名额，这是贵州多出人才的两个举措，属于一件事的层次递进，并没有违反规定，可归为擦边球技巧。增加名额这一请求信息量很大。如果同意开考，不用你提，朝廷也会配给举人名额，从无到有肯定算增加。这一请求实质上是冲着不同意开考去的，要是不成总得给点补偿吧，让我也有赚头，一句话这个请求是用来保底的。皇上，您多少给点哈!这时，皇帝就面临三个选项——同意开考、不同意开考但可增加名额、全盘否定。如果我是下属你是皇上，你会做何选择?估计选择第三项的概率很小，你会顾及下属的面子和工作热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泼冷水。如果你一高兴同意开考，那就太好了，谢主隆恩，皇上万岁万万岁!如果觉得开考条件还不成熟，那增加名额这种并不苛刻又有利于地方多出人才的请求不至于也给否了吧。选择了第二项，虽然我的核心愿望没能实现，但顺手捞到了其他好处，也有赚头。

　　为开发故乡人才，田秋不遗余力大声疾呼，还绞尽脑汁让朝廷看到了贵州人的委屈和诉求。后又有贵州巡抚王杏的鼎力支持，嘉靖十四年(1535年)，朝廷终于批准贵州开科乡试，中举名额定为25人。

　　两年后，贵州人翘首以盼的首次乡试在贵阳隆重举行，这对贵州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影响深远。从1413年贵州建省算起，历经9位皇帝124年，贵州读书人日思夜想在自己家里开科考试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史料记载，明代276年中，贵州中进士者，开乡试前的169年里仅27人，之后的107年中达到75人。明清两代，贵州人在科举场上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三状元一探花，以及成千上万学子走出贵州，走向全国，成为国之栋梁，此情此景如同清代大诗人赵熙在《南望》诗中提到的“万马如龙出贵州”。

　　开科考试，田秋为家乡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促进贵州教育事业发展的千秋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