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地方文库联展及研讨会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会上，专家学者对贵州文献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梳理，对编撰出版的《贵州文库》进行了深入研讨，称赞《贵州文库》着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修典填补了贵州历史空白，为地域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贵州文库》盛世修典填补历史空白

□本报记者 曾 丹

黔地文献弥足珍贵

　　“黔地著述文献而流传至今者，始于明代。明以前既稀少且不获存。”省文史馆文献办负责人王尧礼介绍说，贵州早期的原始文献，除国史里的“西南夷列传”“蛮夷传”“南蛮传”之类外，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稍多，千余年累计不过寥寥万言。黔地文献匮缺，面目难清。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代。

　　“明代建立贵州行省，是贵州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事省地方志研究的张新民教授说，当时，明朝因纂修《天下一统志》，颁发修志条例，“分遣礼部职员，遍行诸司，搜访寰宇文献，缮写进呈，爰备述作”。贵州作为一个独立的行省，自得遵令依例行事，敦促各府县，“采辑山川风物，列款奏报”。

　　“明初朱元璋屯兵云贵，大量汉族遗民迁入。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大批流官宦游贵州，诸如‘黔南三迁客’——王阳明、张翀、邹元标在内的谪黔文人在黔办学兴教，这些群体或题咏山水，或发为专文、撰成专著，产生了一批黔地文献。贵州本土汉文化程度也随之提升。”张新民介绍说，贵州方志到清代达到鼎盛，官修私撰，种类众多，数量丰厚，超过前代。加之乾嘉学派大兴考据，许多著名学者如戴震、钱大昕、孙星衍等均参与过地方志的编纂，他们发凡起例，颇多创见，最终由章学诚集大成，使地方志成为专门学问。贵州在此风气的影响下，著名学者郑珍、莫友芝及客籍的邹汉勋等都受聘主持黔地的修志工作，成于道光年间的《遵义府志》《贵阳府志》《兴义府志》《大定府志》及《安顺府志》，梁启超誉之为“斐然可列著作之林”。

　　“黔地古旧汉文献量少且散佚多的历史命运，成为地方学者心中共同的遗憾。”有学者指出，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从汉代至清代两千多年间，贵州历史文献共有1966部，其中五分之四出现在清代。而这1966部中的大半是尚未刊刻的稿本，得以刊刻的又流传不广，最后只有极少部分留存下来。

先贤倾情整理文库

　　“贵州省域文献的整理，始于清代瓮安傅氏之辑《黔风》三录(即《黔风旧闻录》(六卷)、《黔风鸣盛录》(十八卷)、《黔风演》的合称)、铜仁徐氏之编《全黔诗萃》，独山莫氏兄弟、遵义黎氏叔侄、贵阳陈松山之纂《黔诗纪略》前后编，区域性的文献整理有遵义郑氏之辑《播雅》，均仅限于诗。”省文史馆文献办负责人王尧礼介绍说，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则始于民国。彼时为续修《贵州通志》而设立贵州文献征辑馆。每次修纂通志方志，都是一次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但并未编印传世，得而复失者非少。

　　“民国八年(1919年)，任可澄、陈矩、李国钊、杨恩元、王敬彝等先贤倡议续修《贵州通志》，同年八月得政府允可成立续修贵州通志局，以任可澄为总纂。”王尧礼介绍说，贵州上一部通志刊成于乾隆六年(1741年)，即今流行本乾隆《贵州通志》，两百余年未曾续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民国《贵州通志》自1911年创始至1948年刊成，历经三十年。令人遗憾的是，原拟编印27集276种1098卷的《黔南丛书》，终因战乱频仍，政局波动，经费支绌，出版68种218卷后即告停止。

　　“民国先贤的未竟之业，由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接续。”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因痛心于十年浩劫中文献的损毁、文化的断层，省文史馆在恢复建制的1979年即聘请李大光、徐泽庶、杨祖恺、申维翰等文化老人，点校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

　　“虽然未能出版，但首次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省文献整理的空白局面。”省文史馆文献办负责王尧礼说，在1981年的一次馆内学习会上，馆员何棣先等提出，组织一个点校组，继续点校民国《贵州通志》。1984年底，250万字的《贵州通志·前事志》完成了初步点校、勘注工作，并陆续付印出版。该书是二十世纪贵州古籍整理中最大的一部。随后，《贵州通志》之《人物志》《宦迹志》《学校志》《选举志》《金石志》《古迹志》《秩祀志》《土司志》《土民志》《舆地志》《风土志》出版。但由于人才凋零，该志至今未出齐。

　　“1984年，省文史馆主管的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全省性、跨部门，旨在搜集、抢救、整理、研究贵州各民族历史文献的地方民间学术组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文献会会员主要分布在文化、历史研究、古籍整理、地方史志编写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地方史志办公机构。省文史馆和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共同构成了黔地历史文献古籍工作的主力军。

修典填补历史空白

　　“近年来，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在影印《四库全书》之后，编辑出版了《续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目丛刊》等大型古籍丛书，各省也开始纷纷编纂出版本省的大型文献丛书。

　　2016年3月，我省也启动大型古籍文献丛书《贵州文库》的编纂，时任及现任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顾问，分管领导任编委会主任、副主任，有关部门参加。学者盛赞此举是贵州建省六百年来，首次对本省古籍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工程，是六百年来未有之盛事。

　　“和周边的省份相比，贵州建省晚，是文献的小省。但贵州文献承载的贵州文化精神，却并不薄弱。”《贵州文库》总纂顾久指出，在黔中大地这片土地上，有一群人活出了精神气，他们的精神特质和文化特质值得传承和记录整理。

　　“譬如贵州乡贤丁宝桢，不仅是一位能吏，更是一名清官。他走出大山，心怀家国，体现了一种文化和精神的温度和厚度。”顾久介绍说，丁宝桢改革川黔盐政，成效显著，提倡洋务运动，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在收集整理的丁宝桢家信集《丁文诚公家信》中，他常告诫儿子，即使家中再缺钱粮，也“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做官讲操守，必须穷而益坚，分毫不为外物所摇夺，斯为真操守”“作官一事，原是讲求做事，立定脚跟，做人做事，方是大丈夫所为”。

　　与会专家学者补充介绍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家贫无法入殓，还是靠乡人“众筹”下葬。

　　“贵州文化精神的进一步挖掘，则有赖于乡邦文献进一步的整理。”顾久回忆了民国《黔南丛书》《贵州通志》的主持者任可澄在修志修书时的艰难历程，指出任可澄编印《黔南丛书》的目的是想与中原比较，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顾久介绍说，在旧中国民族危亡之际，像任可澄一样的一批贵州人站了出来，在文化领域争取和西方列强“齐驾并驱”。也正因为如此，在编撰《贵州文库》时，顾久将先贤任可澄的“挟长补短、并驾齐驱”八字精神，当作了《贵州文库》的修撰方向。

　　“既有汉文文献，又有少数民族文献，还有汉译外国贵州研究著作。”《贵州文库》总纂顾久介绍说，文库打造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回望前六百年，不负先贤;展望后一百年，无愧后人。”

　　“贵州本土历史文献，有了一个总的汇入端和输出端。” 在研讨会现场，专家学者指出，贵州文库》本着“精选精编精印”原则，系统发掘、整理贵州历史文化文献资源，重点收录贵州这片土地自有人文典籍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经典文献遗存，主要包括贵州籍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非贵州籍人士在贵州工作生活期间的代表作品以及其他设计贵州内容的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品，形成贵州历史文献的经典集成，填补历史空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8年12月，《贵州文库》第二批图书28种91册面市，其中点校本有2种3册，包括(嘉靖)《贵州通志》和《苗族调查报告》，两部书分别为现存贵州最早的通志以及首部苗学专著，极具史料价值;线装影印本有10种55册，主要有(明)马士英撰《永城纪略》、(清)田雯撰《黔书》、(清)郑珍撰《巢经巢诗钞》、(乾隆)《贵州通志》等，均为有代表性的善本、孤本、稿本等珍本;精装影印本则包括(道光)《安平县志》、(嘉庆)《黄平州志》等16种33册贵州历朝地方志书。

　　“《贵州文库》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环节中，大家以虔诚和敬畏的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勤奋工作。为的是把好事办好，我们不能等到一百年后被人诟病。”《贵州文库》总纂顾久介绍说，到2020年，《贵州文库》将完成整体400余种(册)的编辑出版工作，所有图书将通过“云上贵州”平台进行数字化改造，建立“贵州古籍数据库”，并按照国家古籍电子化技术标准入库，打破贵州古籍长期封闭的状态。待条件成熟之后，还将设立公益网站供广大读者免费使用，实现贵州古籍文献的交流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