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那抹“贵州红”

□姜清平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来到贵州，次年春在贵州组建了一支直属于中央军委的“红星”新兵连。这个成建制的、由贵州籍红军战士组成的连队，此后又划拨到赫赫有名的“开路先锋”红四团，在长征路上描画出一抹熠熠生辉的“贵州红”！

一位名叫林国兴的老红军，亲身经历了这支英雄连队从组建到改编的整个过程，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长征路上连队所走过的那段艰苦卓绝且光辉的岁月。

伟大的长征，已经过去了九十年。今天，让我们在老红军的讲述中，重拾起峥嵘岁月中这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红星”新兵连

老红军林国兴（1910-1988），江西省铅山县人，原湖南省军区副政委、顾问。

《历程——老红军林国兴同志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一书，实为老红军林国兴之子林建宏据其父亲日记、遗作等整理而成并公开出版。

该书的第三部分，即“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艰难险阻”，所载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前，红七军团十九师五十七团二营四连原连长林国兴因伤一直跟随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附属医院一起行军。遵义会议后，在休整期间得到“突击医治”的林国兴痊愈出院，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直属“扩红”小组，负责“红星”新兵连工作。

“……我们扩红小组，在遵义到土城这段路上，把’红星’新兵连扩大到200多人。”

也就是说，“红星”新兵连的兵员，主要来自“遵义到土城”沿线城乡。而其规模，则曾达到200人以上。当然，作为转战中新组建的连队，其指挥员多由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军事素质过硬的外省籍老红军担任。曾任连长的林国兴就是指挥员之一。

“我负责搞了一个多月新兵工作……”据林国兴回忆，入伍前，这些贵州新兵多吸食鸦片，但参加红军后“经过培训、行军锻炼，他们个个红光满面，行军如虎，没有一个掉队的，这批新兵既改造了思想，又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还把烟也戒了，送到部队受到欢迎。”

林国兴还回忆道：“新兵连是随军委直属单位行动，第一次西渡赤水随军委纵队一同来到扎西。”

红四团八连

按林国兴的回忆，直到中央红军“二次东渡赤水后”，这支新兵连才被划拨到一线作战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

众所周知，如果要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立下了最辉煌战功的一支团级建制部队，毫无疑问非红四团莫属。从血战湘江，到强渡乌江、攻占娄山关，又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再到突破腊子口，都是红四团一马当先、所向披靡。红四团为中央红军闯出了一条血路，为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光明大道。

林国兴回忆说，“二月下旬，上级要我将新兵连二百多名新兵送到一军团二师四团去，新兵补充到连队后，组织上分配我到红四团三营八连一排任排长。”

如林国兴所言，中央军委直属的“红星”新兵连，实际上是成建制地加入了“开路先锋”红四团战斗序列，在一线主力部队的战斗征程中接受了血与火的严酷考验。

随后，新兵连就参加了二占遵义后的追歼敌人战斗。林国兴回忆，“当年这场遵义战役确实打的很好，我们新兵连200多人，刚补充到红四团，就参加了追歼敌人的战斗。”

……惊慌失措地率部向南溃逃，敌方成了一盘散沙，早已溃不成军，纷纷向乌江边逃窜。于是我们执行迂回任务的红四团即从错落不齐的、高高低低的山里冲到大马路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猛追逃敌，这时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部队正在马路上勇猛地追击溃不成军的敌人……

从林国兴的回忆来看，在后来一昼夜长途奔袭240里飞夺泸定桥的路上，新兵连（三营八连）在“禾连湾”隘口侦察、夺关战斗中冲锋在前，其本人也因此负了伤。

此后，尚可见这支新兵连的行军战斗轨迹。比如，进入藏民区时，新兵连就曾负责为部队过草地筹粮。林国兴回忆道：

为了继续筹借过草地用的粮食，部队不久开进到“波萝子”的地方。准备向藏民借一批粮食，把青稞制成炒面粉，过草地时食用。一天团部交给我们八连向藏民借粮食的任务，黄林连长从团部接收任务回来，向我们各排排长做了传达，同时规定今后以班为单位做饭吃，这是因缺粮，连队无法开伙。会上要求我们各排排长当天晚上向战士们传达做好划小伙食单位的各项准备，并说，第二天吃过早饭后，连队出发去筹粮……

藉此，我们又可获知当时这支新兵连（红四团三营八连）的连长为黄林。

毛儿盖改编

林国兴日记、遗作整理而成的《历程——老红军林国兴同志回忆录》一书，对这支贵州籍红军连队记述甚详。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有可考的战斗历程，且为其亲身经历，故所记十分可信。

1935年7月，在毛儿盖，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二九四团（团长张仁初，副团长魏大全）合并到红一方面军二师四团，编为三营。而四团原三营，则编到一营、二营。

也就是说，由贵州籍红军战士组成的八连，自此亦随原三营编入了一营和二营，意味着这支有建制的新兵连也正式成为了历史。换言之，从黔北组建，到毛儿盖改编，这个连队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战斗序列中成建制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有趣的是，1950年知识书店印行的一本青少年读物《二万五千里长征》，署名作者“辛克”在书中述及突破腊子口一战时，曾写道：

……于是重新下了命令组织奋勇队：在贵州省，曾有很多苗民们参加红军，他们爬山爬得熟练，于是派他们从右边的石壁爬上去，绕到把守腊子口的敌人背后，前后夹攻。

众所周知，突破腊子口一战能出奇制胜，关键在于“天降神兵”。而攀爬绝壁、出敌不意的“神兵”中，或许就包括有已经改编到红四团一营和二营的这批善于爬山的贵州籍红军战士。

“黔字”红飘带

中央红军长征过贵州时，众多贵州儿女纷纷加入红军队伍，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征研究专家费侃如生前就说过：“当时贵州大约有一万人参加了红军；这些战士，大多在历次战斗中牺牲，还有很多没留下姓名……”

其实，当年追随中央红军走过长征路的众多贵州籍战士，多混编在各部队战斗序列中，红色文献对此刊载不多。而由贵州籍红军战士组成的、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战斗序列中存续时间较长的整建制队伍，则更是少之又少，尤其鲜见有记载。

因此，最初中央军委直属的“红星”新兵连和后来的红四团新兵连（三营八连），绝对算得上是个特例。

时隔四十多年后的1981年10月，聂荣臻元帅曾为红四团写下了这样一段赞语：“这个团在漫长的征途中经常担负先头团的开路任务。当然，这些任务比较艰巨，如果完不成对整体的影响很大。而红四团总的说都完成得不错，尤其是抢渡乌江、飞夺泸定、越过草地、突破腊子口等对全局有重要影响的战斗和行动，任务完成得很好。”

开国元帅对红四团这支英雄部队的赞语中，或许就应包括有对贵州籍红军战士的一份历史性肯定。

从闪闪“红星”，到走向胜利的“红飘带”。虽然，至今尚未可考见这支红军连队中占绝大多数的贵州籍指战员名姓，甚至无从获知他们的具体籍贯和最终归宿，但这一抹尘封在历史深处的“贵州红”，却曾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在血与火的征程中，浸染出带着“黔字”标签的一抹红色飘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