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乡里的红色记忆

□文/图  廖尚刚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先后经过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15个省份。所到之处，红军严明的军纪和统战爱民的情怀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至今，在贵州黄平县仍然流传着许多红军长征经过苗乡时遵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动人故事。

一

1934年9月29日至30日和12月24日至29日，红军曾两次经过黄平谷陇。

第一次经过是任弼时、王震和肖克等人率领的红六军团西征至此。1934年9月29日下午，红军由平寨出发，经脚板坳、大寨进入谷陇街。当天赶场的人多是蛰处僻乡的苗族百姓，突然见到许多背枪的军人来到街上，都感到害怕，四处逃散。当时谷陇区长史永华见状后也胆战心惊，不知所措，慌忙带领区丁向岩英电方向逃跑。红军在谷陇街扎营后，立即在区公所门前砖墙上张贴布告，“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让穷人过好日子。”布告上还署有任弼时、王震、肖克的名字。

红军在谷陇街侧沙坝头的一间破烂茅屋内，看到杨多贵（十八岁）母子二人衣衫褴褛，家里一贫如洗。一位红军首长关切地对杨家母子说：“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带领大家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分田分地，让穷人过好日子。”杨多贵在首长的宣传和鼓励下，毅然表态想去参加红军。杨大妈回想过去曾受国民党反动派官兵的欺侮，那种凶恶的嘴脸与红军和蔼可亲的态度截然不同，感到红军亲如家人，也同意儿子参加红军。首长很高兴，随即给杨大妈几块光洋作为生活补助。第二天，杨多贵就跟随红军走了。

1934年12月24日，红一方面军大部队从台江施洞口渡过清水江，迅速向谷陇方向开拔而来。当时，正在街上赶场的谷陇青年刘祚成闻讯后，担心“红军来了要共产”“杀人越货”，就连忙回家叫上父母，草草收拾一些物品，逃往附近山上躲藏起来。刘祚成70多岁的祖母因脚患风湿病行走不便，只能留下5岁的小妹在家陪伴祖母。

据刘祚成回忆，红军到达谷陇后，队伍前前后后在街上住了五个晚上。刘祚成一家回想十年前，滇军士兵住在他家时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家中的物件，他们不问一声就拿走，要是多说一句，就要挨骂挨打，所以十分担心这次又要遭殃了。红军来到他家时，刘祚成的祖母与小妹还藏在房间里不敢露面。红军发现祖孙躲在屋里后，就轻言细语地安慰她们，并说：“老婆婆，你们别怕，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为人民解除灾难的革命队伍，要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大家都能过平等、幸福的生活。”祖孙俩才慢慢放下戒心出去与他们见面。红军进入刘家借宿后，对老人十分敬奉，炊事员每餐都要送来饭菜。一些红军战士见刘家的小女孩天真活泼，还经常逗她玩，并送给她铜元数枚和一小本拓印的民歌。书中有各种民歌，如：

我今不讲你不知，共产主义没共妻。

只要两人都情愿，自由结合配成的。

红军原是子弟兵，为着穷人大翻身。

土豪劣绅杀干净，军阀官僚一起平。

红军离开后，刘祚成与父母才从山上火急火燎地回到家，见到祖母与小妹安然无恙，这才放下心来。祖母还端来一大碗红军留下的糯米饭分给大家吃，高兴地说：“这几天红军对我很好，每天早晚都送饭菜来给我吃，说话客客气气，这样好的军队，我活到70多岁，还是第一次见到！”

红一方面军在谷陇的几天中，在街边写下了“活捉王家烈” “打倒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红军是人民子弟兵”等很多标语。

红军曾遗失一叠油印讲义在刘家。当时，刘祚成听同学史道美（后被刘伯龙杀害）、史永富（后分配到鞍钢工作）说“国民党政府正在搜查红军的各种文件”，无奈只得把这些材料毁掉。

谷陇落英屯有一老佃农叫杨垢里，家中有些存米，因受反动谣言影响，也逃到别处躲藏。红军离开后，杨垢里回家察看，发现香炉下露出一纸包，纸包里有二块大洋，并附有字条，写着：“老乡，我们向你家购买一挑大米作军用，照价付给光洋二元，望莫多心，以后我们与老乡们是会再相见的……”杨垢里大为感动。

二

红军在黄平期间，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分子，对贫苦老百姓关怀备至，并同老百姓拉家常、交朋友。

黄平县城世代以教书为业的彭冠杰家，工薪微薄，家境一般。红军攻打黄平前，彭家有力气的人都跑到乡下躲避，年迈的老母亲由于腿脚不便就留守在家。红军进城知道他家的情况后，一位首长上门安慰彭母说：“红军对教书先生是尊重的，应给予照顾。”当即送给彭冠杰母亲一件灰布上衣，一挑谷子。由于红军十分重视人才，尊重知识分子，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从红军身上看到了希望，如卢兴国、张梅钦等后来纷纷走出家门，北上寻找红军，参加了革命。

红军所到之处，都会向沿途群众送粮、送衣、送糖、送药、送钱及日用品。一天，几个红军战士进到四屏镇街上谭益科家，得知谭益科母亲有病时，急忙找来医生问诊开药。生活在苦海中的黄平各族人民，在红军的身上体会到了亲人般温暖。

旧州镇上的杨大妈从女儿家回来，正好碰上红军驻扎在寨上，几个战士争先恐后帮助杨大妈挑东西，杨大妈不禁感叹：这些兵与过去看到的太不一样了。杨大妈听说红军要在这里住几天才走，便强烈要求战士们来她家来住。杨大妈一是想听听战士们讲些从没听到过的新鲜事，二是由于自己没有儿子，想借此机会认一个干儿子。战士们了解到大妈的心事后，都争着给她当干儿子，于是杨大妈认了一个叫杨再明的红军战士做干儿子。杨大妈为了表达对红军的情意，还把邻居家几个妇女组织起来，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裤子、做鞋子。杨大妈的行动也深深感动了红军战士，于是大家将凑出的3块银元悄悄放到杨大妈家碗柜里。当杨大妈送走红军回家发现银元时，感动得直掉眼泪，找来一块布把银元小心包好放入衣柜里。此后，不管家里日子多么艰难也舍不得将红军送的这几块银元花掉。

三

红军在黄平期间，买卖公平，事事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买东西不让老百姓吃亏，不经老百姓同意，绝不强买，与国民党匪兵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百姓对红军严明的纪律赞不绝口。

红军即将到谷陇之前，乡、保长和有钱人就到处说红军的坏话，弄得人心惶惶。除了少数大胆的人外，大多数人都拖儿带女跑上山去躲避。当时谷陇大寨的苗族贫民雷垢沙没有跑，红军来后，一些战士住在他家。战士们要用他家的油点灯、酒擦伤口，都公平地付钱，雷垢沙不收钱红军就不要东西。晚上，红军战士同雷垢沙交谈，讲了“红军是工农的队伍，专门打富济贫，以后还要分田分地给贫苦农民”等革命道理，雷垢沙深受感动。第二天，天还没亮雷垢沙就起来，把家里喂的两只母鸡杀来招待红军。红军首长知道后，硬拿两块银元给雷垢沙，他推辞不下，只得收下。

黄平县城飞云崖旁边的东坡街过去是湘黔驿道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军队经常路过这里。他们逢屋就钻，见饭就吃，不但分文不给，稍不顺意还对百姓拳打脚踢。街上有个叫常素荣的妇女在家开起一间客栈，靠接待来往的客商维持生计。1934年12月26日，红军从施秉来到东坡时正好是中午。常素荣想跑也来不及了，况且6升米刚蒸在甑里，只好听天由命了。谁知红军到后，个个和蔼可亲，规规矩矩，不乱拿群众一针一线。原先她还以为这6升米饭铁定是白为这些当兵的煮了。可是出甑后，红军动也没有动。一位红军首长知道她家是歇客卖饭的，就走上前来和气地向她买饭。由于心里有些害怕，常素荣打的饭比往常的多。红军首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他得知常素荣煮的是6升米的饭，估计所收的钱才够买4升米时，为了不让常素荣吃亏，就主动开了8升米的钱，多的两升就作为柴火和劳工费。红军的行动，使常素荣久久不忘，逢人便说红军好。

四

位于黄平县黄飘乡白堡坡北面的团仓寨自古以来就是剑河、台江等县到黄平的主要交通要道，客商过往频繁。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的苗族群众就利用本地独有交通优势，在寨边搭棚出售酒食给过往的客商，尤属张宛金的狗肉摊点生意特别兴隆。1934年10至12月，红军先后两次经过团仓寨，红军战士在这里休息时，还为张宛金等人打扫摊子周围的环境卫生，并清理了寨头井中的淤泥和杂物。张宛金被红军队伍关心贫苦百姓和严明的纪律作风所感动，就将所有的狗肉用来招待过路的红军队伍。红军队伍离开时，他们把超过等值的银元送给张宛金，他死活不愿收下，红军战士只好将银元悄悄地塞进桌子抽屉内。晚上，张宛金在收摊时才发现红军送的银元。

红军北上抗日后，张宛金经常给过路的人们讲述红军在这里留下的故事。后来为了纪念这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团仓寨的苗族群众把红军给群众清扫过的寨头井改名为“红军泉”。

黄平旧州古城且兰城楼（1934年10月2日凌晨，红六军团从东门城墙一举攻下旧州古城）

团仓红军泉

写在谷陇农户板壁上的红军标语：农民暴动起来，武装起来，实行打土豪分田地

 （作者单位：黄平县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