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还赖此心存
——《龙场悟道 心学之旅》序(节选)
□王晓昕
《龙场悟道 心学之旅》
修文县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修文县政协文化文史学习教卫体委员会 编
团结出版社
友人光胤嘱我为《龙场悟道 心学之旅》一书作序,我是十分乐意的。与此同时,受贵州省文史馆文研处同志之邀,我正准备一篇有关阳明心学之道创设全过程的讲稿,故有意将其中部分内容接引至此序之中,以忠所托。
在阳明心学之道的整体创设过程中,实际渐次开展为了若干不同的环节。不同的环节表现为不同的阶段,我们最起码可以将其归结为:求道、悟道、证道、体道和弘道等多个不同环节或阶段。
求道的环节是漫长的。按照王阳明自己的说法,大致经历了二十六年的蹉跎,从他幼年时的“人生第一等事”之问起,直到踏入贵州时最初发出“穷途还赖此心存”的感叹。这个时候,他的求圣之道还未必敢称之为心学之道,在经历了“溺于辞章之习”“循序格致之教”“耽于佛道二氏”的所谓“学有三变”后,他处于依违往返,且信且疑之中,面临内忧,加之外患。这时,他来到了贵州。
贵州修文龙场,是阳明的悟道之地,他的人生历程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悟道这个环节虽然只经历了极其短暂的一瞬间,但却是极为重要的质的飞跃,到此我们方能够说,阳明的求圣之道才真正称得上是心学之道。关于阳明悟道,人们的谈论已经很多,其中细节人云亦云,在此不必缀及。
如何根据文献记载来讨论阳明证道这个环节,以及为何要证明,如何证明,都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
阳明的证道,非证他者之道,乃证己悟之道。这是证道的内容。如今看来,尚有多方面内容需要厘清:证道的根据、证道的时间、证道的地点以及证道的结果。我先引段文字。
《朱子晚年定论序》这样说:
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
先讨论一下证道的根据。上面的引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五经》和《四子》。《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四子》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当然还包括朱熹等先儒们的教导,是阳明证道首先要依据的理论根据。只不过,阳明后来亦然将证道之根据作了大大的扩展,他用“知行合一”“致良知”来拓展这个根据。这是后话。
再讨论证道的时间。证道是紧接着悟道之后开启的,这点不应有疑问。我们可以通过文献所记阳明在黔居住的时间,以及阳明写作《五经臆说》的时间,来推算悟道发生的时刻。阳明在黔居住的时间实际上是二十二个月。正德三年九个月,因为这年他是春三月到达的,根据的是钱德洪《年谱》和相关文献。正德四年他整整呆满了十二个月,至此没有疑问。而正德五年呢,算下来他最多呆了一个月,有的说还不足一个月。人们常说阳明在黔三年,实际是跨了三个年头,满打满算加起来,也就二十二个月的时间。根据上面所引资料,阳明写作《五经臆说》,共经历了十九个月。他在《五经臆说序》中明确告诉人们“期有七月”,一“期”乃一年,即十二个月,“期有七月”,就是十九个月。这一点,他肯定告诉过钱德洪,所以后者才说“阅十有九月”。由此可见,阳明悟道的具体时间,就在他到达龙场后的第三个月,然后他在龙场用了十九个月的时间写下《五经臆说》,以证其所悟之道。很快他离开了贵州。
他最初证道的地点,实际就是悟道的地点,即光胤在书中第一条所讨论的所谓“玩易窝”。这个狭小潮湿的小洞穴并非一开始就有“玩易”这一讨喜的好名称,在阳明中夜大悟之前,这里着实为一甚为不堪之所,不过被他比作“石椁”而已。到底是他将这个洞穴比喻为石椁,还是他制作了一抬石椁,今人歧说不一,这似乎是一个关于天然抑或人为的讨论。不过在我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瘦弱的阳明先生哪来如此大的体力,去敲打大而坚硬的荒野之石?但是他的精神的力量却是十分强大的。大悟之前令人恐怖的石椁,却在大悟之后一变而为超越了普世境界的证道之所——玩易窝。从“石椁”到“玩易”,前后之反差不可谓不大,阳明由郁闷到欣喜,他的心态全然由消极转化为积极。一般来说,人们对《易》的态度,大致可分为由低到高三种:一是“学《易》”,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其在中年时对《易》的态度确也低调;二是“研《易》”,这已经是孔子晚年所做的事情了,他创作了“十翼”;三是“玩《易》”,这是关于《易》的最高境界。由此我们可以确证,《五经臆说序》和《玩易窝记》都是阳明在大悟之后心得的记录。《五经臆说》原文虽大部“付诸秦火”,但精心留下来的《恒》《遁》《晋》三卦,的确是他“玩易”的心灵结晶,称“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为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
通过历时十九个月的第一阶段的证道,王阳明得出的最初结论,一方面是“乃以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后又说“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结论;同时另一方面也有教训,“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甚而与先儒之言“竟相诋牾”。在阳明看来,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都是值得记取的,他并非拘泥于一时一地的结果,非局限于古人经典,而是不断实践、不断开新,正如钱德洪所述“既后自觉学益精,功夫益简易”。按照老师的话:“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说,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
面前的《龙场悟道与心学之旅》一书,共列三十九条,除最后三条为人物介绍外,其三十六条可成为阳明心学之旅在贵州必知必至的重要打卡点。那里留有阳明先生当年的足迹,也曾是他或求道、或悟道、或证道、或体道与弘道的所在。也有后人为纪念他而修建的“碑”,比如贵阳扶风山的阳明祠和修文的中国阳明文化园。这两个打卡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由地方民间人士出资捐建。扶风山阳明祠建成于清嘉庆十九(1814)年,祠内碑墙处刻有几乎所有捐资人的姓名与捐资数。修文的中国阳明文化园虽然也是民间出资,却并没有像阳明祠那样留下有关出资的记录。它的《记》刻在一个较为偏僻之处,往往不为人所关注。本书并没有将“中国阳明文化园”作为独立一篇,作全面的展现,而是拎出其中若干局部介绍。“知行合一广场”就是其中之一。广场的名称应当是取于广场中央那个巨型石坊上方正面由沈鹏老先生所书“知行合一”四个大字。最初考虑其上所书内容时,曾经有过不同的方案。有建议书“心学祖庭”者,有建议书“王学圣地”者,有的认为不应带宗教色彩,故前者不被采纳,后者则在修文阳明大道北端已有矗立,为避免重复,亦不采纳。最终统一意见为“知行合一”四个大字,则各界皆能接受。这些故事,或本已由史载录了。
(作者系贵州省阳明学学会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