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贵阳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城区人口仅10多万。抗战爆发后，随着沦陷区增多，位于前线的大批机关、学校、工厂、文化团体、新闻单位等内迁贵阳，一大批文化人士来到贵阳。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贵阳成为国内一些地方到重庆的重要中转站，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贵阳也成为了大后方连接滇缅公路的主要通道之一，且此时连接湘、川、滇、桂的公路逐渐修通，因此贵阳城区人口在短短数年间猛增到30多万人，报纸产业也因之而蓬勃发展、影响深远。

抗战时期贵阳报业发展概述

□胡平原

一

据史料记载，1938年，湖北武汉的《武汉日报》迁来贵阳出版发行，后更名为《中央日报》（贵阳版）；1944年湖南的《力报》《大刚报》《大华晚报》搬迁来贵阳；紧接着南京的《朝报》也迁到贵阳，更名《民报》出版发行；贵阳地区也陆续办起了《贵州日报》《贵州商报》《力行报》《南明晚报》《国民画报》《火柴头画报》《诚报》等多家报纸。据统计，抗战时期贵阳出版发行过的报纸总数在25种以上。

从报纸的发行情况来看，抗战前夕，《革命日报》《贵州晨报》虽是全省性大报，每种发行量也仅2000多份，其他报纸则在500—1000份之间。发行范围主要是省城贵阳，读者多为公职人员、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大学生。抗战期间，单是《中央日报》（贵阳版）就发行约18000份，最高达22000份；《贵州日报》发行量约10000份；民营报纸中则以《大刚报》《南明晚报》《民报》（晚刊）发行量也较大，约5000-10000份。《贵州日报》和《中央日报》（贵阳版）除在省城发行外，还在遵义、安顺、铜仁、毕节等地设有分销处及代销点。同战前比较，以上报纸的发行范围已遍布全省重要城镇，发行量增加了五至十倍，读者已从知识界扩大到普通市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在贵阳出版发行的报纸外，从1939年起，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贵阳开设了分销处，每日分销400—600份，对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像《大公报》等全国性大报，在贵阳也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

二

《革命日报》于1935年2月10日创刊，由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的“围剿”（围攻工农红军）第二路军总部官员方学芬、王力航等主办，王力航为首任社长，以后叶浩如、李大光相继任社长。该报于1936年3月改由贵州绥靖公署接办，余鲲任社长。8月，绥靖公署改组，乃由贵州省政府接办，以黄晋珩为社长。社址初设于贵阳永乐路131号，后迁弯弓街13号，再迁三山路27号。报纸初为一中张，1935年3月扩充为一大张，9月扩充为两大张，该报出版至1939年12月31日结束。

《贵州日报》于1940年1月1日由《革命日报》改名，在吴鼎昌主黔后期及杨森、谷正伦主黔时为贵州省政府机关报。先是金诚夫、严慎予负责社务，后方秋苇、胡兰畦、向雷锋、胡骑、张宣泽相继任社长。日出一大张，共四版。第一版为报头及广告，第二版为国内新闻及社论，第三版为国际新闻及省、市、县新闻，第四版为副刊及广告。该报刊登的省市新闻较多，对贵州各县也常有特约通讯稿。1945年3月起增出《贵州日报》（晚刊），1949年11月中旬停刊。

《中央日报》（贵阳版）为国民党中宣部管辖的报纸，它的前身是1929年6月10日创刊于汉口的《武汉日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奉命搬迁，于同年12月1日在贵阳复刊。社长初为王亚民，总编辑丁守镇，主笔陈逸坛。1947年7月该报社改组为公司，董事长张廷休、社长丁守镇，后期总编辑庞伯鸯。社址设在贵阳三山路，1939年贵阳“二·四”轰炸后改设于环城北路。该报每日一大张，四版。其新闻报道、社论、专论等，无一不以国民党独裁专制需要为出发点，1949年11月中旬停刊。

《贵州晨报》于1935年8月15日创刊，是国民党在贵州办的报纸。肖蔚民、周达时先后任社长，社址设在贵阳中华路27号，后迁三山路27号。该报初期日出两中张，1936年3月后扩充为一大、一中两张，后扩充为两大张。该报版面与《贵州日报》大同小异，1939年贵阳“二·四”轰炸后停刊。

《贵州商报》于1940年12月25日创刊，是贵阳市商会主办的报纸。初为周刊，四版。发行人陈职民，社长赖永初。1946下半年改为对开版日报，发行人改为赖永初，继任社长张荣熙、副社长冯程南。社址先设在贵阳打铜街商会内，后迁至富水中路88号。该报除报道新闻外，侧重于商业消息，每日有贵阳市主要商品行情，报纸开设过《筑声》《文澜》等栏目。1949年10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勒令停刊。

《力行报》于1941年12月25日创刊，是“三青团”贵州支团办的报纸，发行人张景行，日出对开四版一大张。社址设在中华南路36号，发行数月后改名《时事导报》。由于它是追随国民党的报纸，政治色彩较浓，读者不多，1943年3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勒令停刊。

《大华晚报》于1942年11月5日创刊，为民营的对开四版小报纸。原在湖南出版，抗战后期搬迁至贵阳继续出版发行。发行人张名世，社址设在中华中路161号，1946年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勒令停刊。

《大刚报》于1937年11月9日创刊，初期为民营报纸，后期为国民党派系报纸。原在湖南衡阳出版，1944年9月迁到贵阳复刊。初期发行人毛健吾，随后改为耿修业，后期是文传声任发行人兼社长，副社长余国钦、王缓。社址设在贵阳龙井路，后迁都司路9号。日出对开四版大报一张，版面安排与贵阳一般报纸相差无几。报纸副刊名《阵地》，抗战胜利前后曾发表茅盾的《谈谈春暖花开的时候》、埃德加·斯诺的《伊朗——世界的十字路口》、徐迟的《美国的大兵》等名篇，拥有较广泛的读者。后期为国民党CC派系把持，成为贵州省政府社会处机关报，读者减少，销量大降，1947年底自行停刊。

《力报》亦为民营报纸，原在湖南长沙出版，1944年迁到贵阳出版发行。发行人先是雷锡龄，后为平刚，正副社长为李思齐、马怀麟。1947年7月报社改组，发行人李思齐，社长李晓天，总编辑顾希均。同年9月9日，报社被捣毁，李思齐、顾希均被捕，报纸被勒令停刊。社址初设于贵阳大西门外桂月路19号，后迁威清路38号。初期每日出对开四版大报一张，后改为半开版一张，改组后又恢复对开版。该报敢于抨击时弊，力主正义，接连发表《战争七月如流火》《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痛苦》《从京沪各报消息看最近战局情形》等文，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反响。

《民报》（晚刊）于1942年10月10日创刊，前期为民营报纸，原在外省出版，1944年9月1日在贵阳复刊。总经理谢鸣雄，经理屠石鸣，总编辑谢东平。抗战胜利后变为军统特务控制的报纸。1946年1月1日起由胡朴人任社长兼总编辑，后刘光识（市政府科长）接任社长，龚钦榆、李苏子相继任总编辑。社址设在贵阳环城路318号，后迁青年东路2号。初期为对开四版小报，后为对开四版大报。抗战时期该报内容五花八门，拥有较多市民读者。刘先识接办后，成为军统特务的喉舌，内容骤变，日趋反动，读者渐减，1948年6月自行停刊。

《南明晚报》于1944年6月18日创刊，是民营报纸。董事长曾俊侯，发行人社长包值，副社长陈疑，总编辑赵展。社址设在贵阳中华北路842号，日出对开四版小报一张，副刊文章精练。欧阳予倩、端木蕻良、于伶等著名进步人士曾为该报撰稿，报纸拥有较广泛的读者，1944年11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勒令停刊。

《国民画报》于1943年创刊，为民营画报，画家高马诗主办。该报每半月出版四开版一张，以抗战漫画为主，受到贵阳读者的喜爱，发行不久即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勒令停刊。

《诚报》于1944年6月创刊，亦为民营小报纸，发行人陈亚农。社址设在贵阳正新街38号。发行两个月，出版15期，受到贵阳读者的喜爱，随即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勒令停刊。

《火柴头画报》于1944年创刊，是民营画报，四开版。区锦汉主编，以漫画为主，间有版画，发行还不到一年即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勒令停刊。

《艺风》于1945年4月创刊，为民营报纸，发行人王家理。社址兼发行处在富水路414号。该报为五日刊，受到贵阳读者的喜爱，发行不久即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勒令停刊。

三

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贵阳各报社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把报道抗日战争的新闻刊登在报纸第一版显著的位置。每当抗日前线有打胜仗的消息，报纸都以大号字体（时有套红）予以报道；每当战事失利，报纸则有忧国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当时战局的发展成为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关注点，新闻报道的笔触与人民心情是一致的。这些报纸在动员人民投入抗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譬如《革命日报》就曾开辟《小小拳头》副刊，发表贵阳小学生的抗日文章，还曾针对少数群众心理状况，发表《铲除恐日心理》等文。报纸在揭露日寇暴行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1939年2月4日，贵阳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惨重。次日，《中央日报》（贵阳版）组织记者现场采访后，立即刊出《灾区勘察记》。2月16日，《革命日报》登载《敌机暴行两个统计》。这些报道把日寇的凶恶面目及犯下的滔天罪行揭露无遗。

抗战时期，贵阳聚集了一批进步文化报人，还有不少共产党员秘密在报社工作，他们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为抗日救亡运动呕心沥血，矢志奋斗，这就必然招致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但反迫害斗争也一直在进行着，许多进步的编辑、记者、报社工人、报童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满腔的爱国热情，写下了贵阳报业史上光辉的一页。

1944年9月25日，国民党贵阳市政府曾以“未经内政部颁发登记证”为由，一次就命令《黔灵晚报》《天下报》《诚报》《商情报》《立言报》五家民营报纸停刊。1944年11月，《南明晚报》出版未及半年，就因发表共产党员和进步作者的文章，被国民党所谓新闻检查所查封，总编辑赵展被判刑。《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共产党员，每天都要在摆脱敌人的跟踪、盯梢中，冒着被逮捕的危险，秘密分送报纸给读者，这种不畏艰险、斗争到底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抗战，助推了贵阳报业的向前发展，报纸，为贵州人民提供了精神食粮，增强了人民抗日爱国的热情，在抗战文化宣传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但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极力推行反共政策，实行所谓的新闻检查制度，导致兴起一时的抗日报纸先后停刊，但那些抗战爱国、积极进步的文章却影响深远，在贵阳的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中央日报》（贵阳版）。

《火柴头画报》上刊登的木刻版画作品。

《革命日报》新闻图片：日机轰炸时的人们。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