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百宜二三事

□罗登宜

1935年4月5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今贵阳市乌当区百宜镇，不仅在百宜镇境内与国民党中央军遭遇，发生了著名的“百宜阻击战”，完成了佯攻贵阳，威逼昆明，调出滇军，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实现安全战略转移的重大历史任务，而且在百宜镇境内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至今仍在百宜镇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

一

1935年清明节，红军经过百宜镇拐比村，在青杠山与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打了一仗，战斗结束后，红军从拐九村南明河边宋家渡搭浮桥过河，进入龙里县的洗马河境内。红军走后，国民党中央军控制了百宜一带的村寨、路隘。

这天，拐比村的穷苦人唐聋子，天不亮就扛把锄头出了门，往青杠山方向走去。青杠山离村子好几里，平时，这里很少有人去，而今又刚打过仗，唐聋子去那里干什么呢？前两天，寨子里来了一支队伍，队伍里的人脚穿草鞋，头戴八角帽，帽子上都缀有颗红五角星。这支队伍穿戴虽不整齐，但不像以往那些一凶二恶、欺诈穷人的国民党官兵，对穷苦农民嘘寒问暖，和蔼可亲，还派卫生员给唐聋子的母亲治眼病。让人解恨的是，他们把横行霸道、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班老三抓起来，当着众乡亲的面给“崩”了。队伍里的人说，他们是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专为穷人撑腰的。只可惜，红军在寨上没待两天，就离开了，说是要去北上抗日。

红军前脚刚一走，国民党中央军后脚就跟来了。他们集合起村子里的老百姓，恶狠狠地说：“红军被打跑了，红军丢下的尸体，谁也不准去收。谁去就要枪毙谁。”听到这些话，唐聋子心急火燎。心想：红军为自己家报了仇，现在有红军战士的遗体抛在荒野，自己能不去管吗？就是冒死，我也要为红军做点事。

唐聋子到了青杠山脚下，隐约看见山丫口上有两个人影在来回走动。他便悄悄摸上山，躲到一块石岩后面仔细看，认出是邻寨的穷人罗兰哥和王七哥。原来他们也是来寻找红军战士遗体的。三个人默不作声，趁天黑分头行动，先后在草柯里、树丛下、石岩脚，找到几位牺牲的红军遗体。他们含着眼泪扯下带着露水的青草，把牺牲的红军战士头上、脚上的血迹擦干净，然后将他们背到山凹后僻静处，选了一块青草茂盛的地方，挖了个又深又宽的坑把牺牲红军战士的遗体一个一个安放进去，又扯来野草和山花盖在烈士的遗体上，然后才铲土掩埋……

资料显示：1935年4月，“百宜阻击战”结束后，百宜镇冒着生命危险掩埋红军烈士遗体的贫苦农民还有高明俊、罗得芳、韦明芳、周云先、夏树清等人。如今，这些老人们都早已作古。但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埋红军烈士遗体的感人事迹至今仍被百宜镇的百姓记在心中。

1973年3月，中共百宜公社委员会将当年分别埋葬在拐比村青杠坡和百宜盐行街后面的红军烈士的遗骨，迁葬于百宜街后山的石关井。为了缅怀红军烈士的光辉事迹，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1983年4月5日清明节，中共百宜公社委员会、百宜公社管理委员会为红军坟树立了两面石碑，碑文为“一九三五年三月长征路经百宜乡与国民党部队作战光荣牺牲红军烈士之墓”， 碑眉为“永垂不朽”。

1984年10月，百宜红军坟被列为乌当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4月清明节，中共百宜乡委员会、百宜乡人民政府，又一次将红军烈士的遗骨从百宜街后山的石关井迁葬于地势开阔、风景秀丽的石牛山上，将红军坟由过去的土墓修建成石墓，并作为该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1973年以来，每年的清明节，百宜镇的机关干部、教师、学生都要到红军坟为红军烈士扫墓，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2007年至2008年，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又先后投入资金260余万元，在百宜镇基昌坝修建了红军烈士陵园，并将百宜红军烈士陵园作为乌当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8年8月，百宜红军烈士陵园被列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

1935年4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百宜阻击战”后经拐九村后寨、大塘沟、关翁、新田等自然村寨，进入龙里县洗马河境内。这一天，拐九村村民张文英给红军带路归来，看到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病倒在他家门口，他二话不说，便将红军战士背进家去，藏在土房的楼棚上。张文英将家里仅有的一点白米熬成稀饭，唤醒昏迷的红军战士，将稀饭一勺一勺喂到他的口中。张文英亲切地问：“老哥，你叫啥名字？”当他听到红军战士说，自己叫钟仕洪，又与他同年，便爽朗地说：“嗨，咱们还是同龄兄弟呢！”第二天，张文英听说国民党中央军要来“清乡”，当天晚上，趁着月色，他带着绳子，把钟仕洪背在背上，朝着大河边悬崖上的岩洞——猫耳洞艰难地走去。来到悬崖边，他手抓崖上的藤条、树根，脚蹬岩石，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岩洞攀爬，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岩洞里。张文英连夜割来茅草，搭好草铺，把山泉水放在红军战士身边。临走时，他又扯来许多茅草、藤条，把洞口隐蔽起来。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果然来“清乡”了。他们一进村，就如狼似虎地四处搜查。他们将张文英家的土楼翻了个底朝天，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便抢走了村子里百姓的鸡、猪和粮食悻悻而去。

自从将受伤的红军战士藏到猫耳洞后，张文英每天清晨都要上山挖草药，回家熬好后，连同煮好的饭菜一起装进竹篓里，假装放牛带上山去。他从猫耳洞的山顶上把竹篓用绳子慢慢地吊到洞口，送给藏在岩洞里的钟仕洪。就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休养，钟仕洪终于恢复了健康，走出了猫耳洞。

据《红军过乌当纪实》记载及实地走访群众获悉，那位被张文英营救的红军战士钟仕洪康复后，他所在的部队——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早已离开贵州，进入云南境内。后来经人介绍，钟仕洪留在当地一位刘姓地主家的造纸作坊里当造纸工人。与钟仕洪同在刘家纸厂做工的还有一位红军失散人员，叫廖云洲，是红五军团的战士。在刘家的保护下，他们直到解放以后才离开拐九村刘家，一同到水田坝定扒村定居。解放后，经当地人民政府调查核实，确认其红军失散人员身份，给予享受老红军政治经济待遇。

三

1935年4月4日上午，躲在村子后面林子里的红旗村蜡鲊寨的邓丙寅看见红军主力部队从白腊塘方向来到村子里，他们有的在百姓家院子里做饭，有的给当地百姓担水，有的在百姓的墙壁上书写宣传标语。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红军才离开红旗村，朝百宜方向前进。邓丙寅从山上回到家里，看见自家碾房墙壁上写着“红军绝对不杀敌方投诚官兵”宣传标语。又听村子里的人们说，红军不是“共匪”，是好人，是打富济贫的队伍。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这条标语，让更多的人知道红军是好人，是穷人的队伍。

红军离开红旗村的第四天，国民党中央军来到蜡鲊寨子里四处“清乡”搜查，当他们发现邓丙寅家碾房墙壁上的红军宣传标语时，两个国民党士兵便用刺刀威逼邓丙寅，要他擦掉墙壁上的标语。在国民党士兵的威逼下，他东抹抹，西擦擦，只擦墙壁，不擦标语。国民党士兵离开后，他立即搬来稻草，将标语遮盖起来。

几个月后，稻草被用来喂牛，标语又露了出来，被伪保长发现，向乡公所报告，说邓丙寅同情“共匪”，有通共嫌疑。乡公所派来几名乡丁将他抓到乡公所毒打一顿，并要他限期将红军留下的宣传标语擦掉。邓丙寅回到家里，并没有将标语擦掉，而是从山上砍来许多柴禾，堆放在写有标语的墙壁处，将红军的宣传标语又一次遮盖起来。就这样直到解放后，红军标语得以保存下来。

1993年，邓丙寅老人不幸病故，临终前，他还再三嘱咐儿孙，一定要保护好红军标语。1997年，邓丙寅老人的儿子邓月明准备改造年久失修的旧碾房。百宜乡人民政府将这一情况向区文化局报告后，将红军标语切割移交给乌当区文管所保存。2021年7月，经过省里的专业技术人员采用科技手段进行修复后，该标语作为红色文化文物陈列于百宜红军烈士陵园陈列馆，供游客参观学习。

百宜红军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