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剑河(上)
□张中俞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红色信仰,用好红色资源,纪念长征过剑河89周年,特作此文,以期抛砖引玉。本文讲的长征红军指1934年12月中下旬征战剑河的中央红军,不含同年9月下旬(不在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长征时期内)征战剑河的红六军团。
红军长征到剑河
纵队过剑河。因“左”倾错误领导和敌我力量悬殊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领8.6万多人开始撤离中央苏区,离开江西去湘西。却因“举国大迁移”而前行缓慢。到12月上旬,中央红军虽相继突破敌军几道封锁线,但已减至三万多人。1934年12月12日,党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军事紧急会议,决定西进入黔。随之,红军西行奔黎平。15日,红一军团攻占长征入黔第一座县城——黎平城。17日至18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长征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从1934年12月17日起,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从锦屏县河口、黎平县高洋、榕江县朗洞进入剑河县南加、南哨、太拥等地。12月27日,负责长征殿后的红五军团离开剑河县境。中央红军在剑河共计征战11天10晚。
长征之初,军委、总司令部、军委电台、干部团等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党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后勤机关、卫生部门、总工会、共青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野战纵队。1934年12月14日至19日,军委发布电令,对红军进行了长征后第一次大规模休整和改编——黎平整编。其中,将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并入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从15日起用此名),下辖三个梯队。在长征初期,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编在军委第二纵队第一梯队的中央队。黎平整编后,毛泽东等人所在的中央队编在军委纵队第一梯队长征。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长征过剑河县共计5天4晚,具体的行程如下:
1934年12月22日,毛泽东从锦屏瑶光出发,沿清水江而上,经河口、南加、里格、南孟、柳霁、南旁、南寨等地,到柳寨宿营,行程约60里。23日,毛泽东从剑河柳寨出发,经岔路、洞坎上、猫鼻岭、下革东等地,到返排宿营,行程约36里。24日,毛泽东从返排出发,经南埃、野拢、乃寿等地,到剑河县城柳川宿营,行程约30里。25日,毛泽东从柳川出发,沿江而上,经中都、南脚、斩江等地,到台拱革东宿营,行程约50里。26日,毛泽东从台拱革东出发,经稿午、八郎、宝贡、猫坡、巴拉河等地,到施洞石家寨宿营,行军约65里。
陡寨送毛衣。贵州黎平,红军总政治部(以下简称“总政”)号召指战员每人备好一件东西,给少数民族群众作见面礼。于是,大家纷纷拿出自己不多的一点东西送给民众。据廉臣(陈云的化名,军委纵队政委)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载:“赤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如赤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并叫赤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据随红军长征的教育家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载:“红军总政治部命令全军加强群众纪律,并号召每个指战员给苗、侗族人民一件礼物。”据时任中华苏维动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通讯员的许长庚的《长征中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载:“黎平休整时,红军开展‘向群众捐献一件礼物’的活动。”据当时在中央军委做译电员的戴镜元的《难忘的岁月》载:“……红军总政治部号召,每个同志送一件物品给苗族兄弟,作为我们第一次到贵州送给苗族兄弟的礼物。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拿出自己穿用的衣服、毛巾等物送给他们。他们得到了这些礼物时,眼睛里都放射出感激的光芒。”
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还有毛主席于1934年12月25日上午在贵州剑河给苗族老妇、童子“送温暖”的记载:“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此事发生在今剑河县镇江村陡寨(原属中都村)。毛泽东从柳川出发,走约15里后到此。据毛泽东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老妇、童子是祖孙俩,送两样东西:“这位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在前几天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了兵。她没法儿活下去,就和儿媳妇分两路四处讨吃。”“主席听这么一说,立即从身上脱下了他那件毛线衣,让我们又拿了两条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了那位老妈妈。”
处理民族关系
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因统治者实施反动政策而造成历史隔阂,加上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使得长征沿途的民族群众对党和红军基本不了解,远离、疑忌、敌视甚至袭击红军。据开国上将彭绍辉日记:“有时我们正通过村庄,他们用砍刀、匕首从窗口、房上砍下来杀伤我人马。”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张绩之在长征中任红一军团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因筹粮而牺牲在剑河。因此,能否顺利通过民情复杂的地区,是对党和红军的严峻考验。面对这样的难题,党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成功争取到各族民众支持。
1934年12月21日,总政要求:“加强纪律检查队与收容队工作,继续在部队中进行严肃纪律的动员,更加改革与居民关系,严厉的向一切破坏纪律、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明确的执行本部对苗、瑶少数民族的指示。”24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要求,总政在剑河发布《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 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红军长征入黔后颁布的首个民族政策),要求切实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最近我军经过之地,地瘠民贫,苗民甚多,各部队更应向战士详细解释,严格督促:(一)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二)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三)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扩红编成新兵连。扩大红军(扩红)旨在弥补兵员不足。红军兵员主要来源,是动员青年百姓参军。被俘的国民革命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经教育后而自愿入伍者,也为数不少。
长征扩红不容易:第一,时间没保证。红军席不暇暖,很难有时间休整,扩红工作只能见缝插针。第二,对象很难找。民众都躲起来了,难以宣传革命道理。据开国少将袁光回忆:“一路上虽然看到过几座苗寨,但寨子里空无一人。苗族同胞素有搬迁的习惯,过去我就听说过‘桃树开花,苗子搬家’,可是在反动派的欺压下,苗胞们只能向山高林深的地方躲避。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和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在苗山上,连个人影都找不到,又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呢?”第三,无群众基础。白区民众因少受革命影响,容易听信反动宣传,红军难以接近,沟通难度大。
即便如此,长征沿途仍不断有人参加红军。甚至有的向导、挑夫也转而当了红军,既壮大队伍,又带来熟悉地形、居民、习俗和语言的便利,作用甚大。1934年11月19日,总政在湘南发布长征第一个民族政策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
中央红军曾在剑河编建一个新兵连。据开国上将萧华的《艰苦岁月》载:“……苗岭位于崇山峻岭间,是苗、侗、瑶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这些兄弟民族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一看到汉人军队就有反感……经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和实际行动的影响,苗胞们和我们亲近起来了,主动当向导,抬担架,照顾留下来的重伤、病号和掉队人员。当我们离开苗区的时候,有的还跟着我们一起走,参加了红军。”据曾任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镕的《长征日记》载:“12月21日……按军团部通知,我们今天在剑河休息一天。军团政治部通知,各单位……还要注意扩兵工作……这里居住的亦多是苗族,人民性格憨厚,生活很苦,承受着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一经动员,到晚间就有168名苗族青年报名参军,由政治部负责将他们编成一个新兵连。”据曾任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处文书林伟的《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十二月二十一日……今天我军团在这个贵州苗族人民众多的剑河县城休息一日。军团政治部进行扩兵工作,经过宣传,就有苗家青年160人参加了红军,编成了一个新兵连。”
未达成的结盟。讲到长征中的民族结盟,首先想到的是1935年5月22日,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首领小叶丹达成的彝海结盟。其实,党在广西、贵州境内即已提出相关政策并达成民族结盟,如1935年4月16日,彭德怀、杨尚昆与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签订反蒋协定等,为红军穿州过府发挥了特殊作用。
随着不断向西转移,红军进入了民族杂居区、聚居区。党和红军以民族平等为基准,采取针对性举措。如在团结少数民族头人(上层人士)过程中,采取灵活的策略方式,尽可能减少长征阻力。
据赵镕的《长征日记》载:“12月22日……下午4点多钟,我们进到松琴镇宿营,行程约85里。松琴镇是苗族人民聚居的一个大市镇,全镇约有500多户人家。这里有一个姓刘的苗族秀才兼任本地民团团长,他家里很有钱,堪称此一带大地主、大土豪、大劣绅。平素,他常常以挑拨离间的手段,唆使苗人之间不和,甚至发生械斗,事后他又冒充正人君子出面调解,从中索取钱财。此人极为反动,以‘保乡土、保家国’为名,强抓团丁,其民团现有1000多人,300多支枪,据说还配有两挺重机枪。我军来到前,他即率领全部团丁开往南门寨,据险扼守。南门寨地势极为险要,只有一条可以通过的羊肠小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重地,是苗家抵御军阀入境的城堡。我红军路经此地,本无心与其纠缠,可这个挡路虎挡住了我军团明日进军的路线,经多方侦察,欲去镇远必须经过南门寨,除此再无它路可通,只好好言相劝,借路通行。为隐蔽军机,军团首长决定叫黄魁、陈蒙二位参谋,佯称红四军军长、政委,由郭参谋长起草了一封信送给刘秀才,希望他让路给我们通过。”“12月23日……松琴镇离南门寨只有30里路,昨晚以40元大洋雇用的送信人员,至今日黎明时还没有回来,引起了我军的警觉。我们须按时赶到镇远,时不可待,拂晓便毫无迟疑地出发了,司令部通报全军团,途中必须随时准备战斗,并部署侦察连、宣传队为先头部队,八团跟进……当通过南门寨时,未发生任何情况,也未见民团的踪影。我们于下午5时安全抵达金铺镇宿营,行程85里。”
红九军团与刘秀才没达成联盟,因为作用只是暂时的,毕竟道不同不相为谋。据林伟的《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通过南门寨时未发生任何情况,一路无事。我们经过南门寨时巡察了这里的地势,确实险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折叠式坡形上山,如有守兵确实很难攻取。但不知道这个苗族秀才、猾奸的老家伙,不知为何弃守撤逃,也未回信。中午时分我军已顺利经过了这个著名的险地……”据赵镕《长征日记》:“12月24日……没想到,一天内都销声匿迹的刘秀才,此时此地却将我暗算。”若本次结盟成功,将是长征红军首次与少数民族头人结盟,会比现知最早的弄染结盟和耳熟能详的彝海结盟都要早。(未完待续)
今日剑河县镇江村一角
(作者系黔东南州政协委员、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