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党史看遵义会议的转折性意义及历史地位

□黄  伟   南  楠   江  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肩负着极其艰巨而繁重的历史使命,1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惊涛骇浪的艰辛探索中曲折前进,曾经面临多次关乎前途与命运的重大转折,而最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当属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

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

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探索,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但由于“左”倾错误,革命实践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苏联经验,照抄马克思主义本本,武装斗争猛打硬拼,致使红军兵力日少而地日蹙,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放弃艰苦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而被迫长征。“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导致长征之初的湘江战役后,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在这紧急关头,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边境通道城后党中央开会讨论红军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向贵州方向西进的主张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这在实际上否定了“左”倾领导者“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的错误军事路线。随后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举行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仍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意见,决定强渡乌江,通过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可见,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军事指挥把中国革命推到濒于覆灭的生死关头,而毛泽东的军事策略赢得多数人的赞赏,纠正“左”倾错误,确立新的正确领导,势在必行。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出席会议,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作为扩大参加者参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首先,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他否认军事指挥上的重大错误,极力推卸反“围剿”失败的责任,片面强调敌人强大和后方支前不力。周恩来在副报告中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随后作重要发言。他一针见血地切中要害,分析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军事方针,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问题,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发言支持。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毛泽东的“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的路线是正确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不久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

如博古同志后来所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出神入化般军事战略的指导下,红军声东击西,避强击弱,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甩开了重重敌军的围追堵截,并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最终化险为夷,使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

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不仅在万分危急的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且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在西北建立革命大本营,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迎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胜利实现了党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伟大历史性转变,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了成熟,“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及由此而开始的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二、遵义会议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具有伟大的转折性意义

遵义会议是一次在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具有极其重要历史地位的会议,它作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对其转折性意义的认识,不应局限于当时所主要解决的军事战略和组织问题,还应该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深度上去揭示其重要价值和意义。其伟大的转折性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遵义会议也成为中国革命摆脱严重危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新的伟大转折点。

二是解决了党内当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遭受挫折到取得重大突破的新的伟大转折点。

三是中国共产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党内分裂的危险,是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的新的转折点。

三、遵义会议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从长征时期简单、直观的认识,到延安整风时期的重新把握与定位,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思考,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新时代的新发展,党对遵义会议重大成就的认识逐步深刻、全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是党对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方向思考的不断深化,也反映了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把握与运用更加成熟,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遵义会议结束了在党中央统治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造成极其严重损失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结束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长期统治,迅速打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局面,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万分危急的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三大根本性问题,即思想路线、军事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领导地位在全党和全军逐渐得到认可的开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根本性转折。

三是遵义会议摆脱了外国经验的束缚,是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全面开始了独立自主地用中国办法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局面。

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对遵义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时强调,要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遵义会议中,中国共产党形成的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为遵义会议之后全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撑,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了强大精神力量。

(本文系贵州省党的建设研究会2022年度课题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