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在贵州的传播

——《新青年通信集》札记

□罗晓东

一

　　一日，收到福建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孙汉生先生给我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全是精神食粮，有《君子儒梅光迪》《书淫艳异录（甲编、乙编上下册）》《<新青年>通信集》《<甲寅>通信集》，共计五本。为不辜负汉生先生的美意，我随即将所有书的目录翻阅一遍，发现许多文章都很有价值、有意义，于是迫不及待地看起来。

　　华中师大周月峰博士所编《<新青年>通信集》一书，搜集整理《新青年》来往通信702篇，凡70多万字，都是一百余年前“五四”前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的诸位大家与《新青年》编辑部的来往通信，比如众所周知的蔡元培、钱玄同、胡适、林语堂、刘半农、陈望道、梁漱溟、周作人、张东荪、罗国杰等等，其中《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致记者》引起我的极大注意，该信刊发于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期，作者是贵阳的一位青年读者。其究竟为何人，是否名家大家，现在无法考究。《新青年》杂志能够刊发来自贵阳的化名作者来信，除了信件的质量原因外，我想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贵州的新文化、新思潮引起了《新青年》杂志的注意。在我看来，这是《新青年》杂志比较特殊的一份通信。遂细读该文，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便以“键盘”记之，算作文史资料或读书札记，予以保存。其原文如下：

　　记者足下：

　　近年来各种杂志，非全为政府之机关，即纯系党人之喉舌，皆假名舆论以各遂其私，求其有益于吾辈青年者，盖不多觏。唯《甲寅》多输入政法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青年辈受惠匪细。然近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而一般爱读该志者之脑海中，殆为饷源中绝(边远省份之人久未读该志矣)，饥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

　　愚以为今后大志，当灌输常识，阐明学理，以厚惠学子。不必批评时政，以遭不测，而使读者有粮绝受饥之叹。盖现政府之不可谏、不足责久矣，乃必欲哓哓不已，不唯无益，徒贾祸耳。若专培养后进之知识，俾其积理渐厚，较为有裨实际，亦符大志斯作之本心。闻足下有云:“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见第一卷第一号“通信栏”答王、庸二君文中)此言深合一般人之希望，祈坚持此意，一贯到底，则幸甚矣。且足下云：“日本之哀的美敦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于本志之一文。”尤为真确透辟。然则无益之批评，又何取耶？又青年求学之时，似不宜以政谈引起其嚣张之恶习，而真确之学理，又不可不急为阐明，以深树日后不拔之基。诚恐大志恶夫政象之不良，著论力辟，遭厄于大力者，强令停刊，则吾辈青年之粮饷，或将再断矣。用将此意进于左右，祈垂察焉。

　　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上

　　由该信可知，1916年9月，贵州读者以“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上”之名义，给《新青年》写信，并得到《新青年》采用并刊发出来，说明《新青年》已在贵州得到传播，也可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在贵州传播的一个重要佐证。

二

　　20世纪早期，世界风云激荡，各种思想潮流在中华大地涌动撞击，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进行起来，中国进入一个思想大解放、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一面当时思想解放的旗帜。从1917年到1922年这七年期间，《新青年》杂志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哺育了一代青年，可谓在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史上伟绩卓著，彪炳千秋。

　　《新青年》作为一本综合性思想文化类刊物，能够直接介入并影响一个时代思潮的走向，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这在世界出版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新青年》的传播过程中，它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思想文化比较发达地区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广为人知；而在交通闭塞、社会沉闷、文化教育落后的西部地区，特别是在贵州的传播情况，长久以来都乏人问津，这反而更值得我们现在加以关注和研究。而这封来自一位贵州青年读者的来信就弥足珍贵了。

　　贵州学者对贵州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老师——熊宗仁先生，他是贵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贵州史学会原会长、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他于1983年在《西南军阀史研究》第3辑上发表论文《兴父系军阀与贵州五四运动》；1986年又正式出版了《五四运动在贵州》一书；1988年在《近代史资料》第72期发表《少年贵州会资料选》；1989年在《贵州青运史料》第一期发表《五四前后的贵州青年运动》、在《贵州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让五四传统在深化改革中发扬光大》等文章。贵州其他专家学者还有范同寿、史继忠等先生。从他们当时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提出“贵州缺乏新文化运动深厚的基础”这个结论，这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一百年前的新思潮对贵州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20世纪初，由于群山环绕，交通阻滞，加之封建割据军阀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新青年》杂志在贵州传播、发行的情况并不理想。那时传播方式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就是在杂志本身的传播，间接就是口头的传播。具体情况如下：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时间过去３年多之后，即1918年初，贵州的群明社才开始发行《新青年》。“群明社”由贵阳人蔡岳创办，其家有“蔡恒泰”商号，经营绸缎，后增加书籍、百货等业务。蔡岳参与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自费留学日本，著有《黔学之础》一书。黄齐生、王若飞曾在群明社做事。后王若飞赴法勤工俭学，蔡岳对其予以资助。可见蔡岳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开放的进步人士。

　　从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到1922年7月1日九卷六号的出版，西部地区约有11人，累计在《新青年》上刊发文章（包括通信、诗歌、译作）27篇，其中，四川有8人，陕西、云南、贵州各1人（贵州人吴葆光在三卷五号上发表了《论中国卫生之近况及促进改良方法》），而在这11人中，无一例外都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或海外求学时，就受到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申朝晖、李继凯《<新青年>在中国西部的传播》，中国文学网）。

　　为回应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创刊３年之后，即1918年，贵州成立了“少年贵州会”，贵州先进青年高举“科学”“民主”旗帜，在全省建立77个分支机构，主要进行文化活动，开办外文学习班，举办各种讲座，开展体育、新戏、音乐等活动，目的是为了“振作朝气”，打破死气沉沉的“暮气”，培养“少年精神”，大声疾呼“警醒夜郎”，开启贵州一代新风。

　　在“少年贵州会”推动下，话剧运动在贵州兴起，贵阳戏剧舞台出现新气象，比如达德学校演出的话剧，使人耳目一新。以贵州各界发起的“救国储金运动”为背景，贵阳川剧班排演新川剧《乞丐储金》，上演捐钱给救国储金的感人故事。贵阳话剧运动延续至抗战时期进入高潮，在全国占重要一席。

　　与此同时，《新青年》的文学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在贵州文学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带动了贵州文学的迅速发展，比如贵州本土作家蹇先艾以《水葬》《在贵州道上》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揭示出西南山区的闭塞、愚昧与底层人民的苦难，同时也体现出了“老远的贵州”独特的乡间习俗。

　　在新思潮启迪下，贵州许多有识之士走出大山，到日本留学，到欧州勤工俭学，到北京、上海求学，有的成为共产党的杰出人物，有的成为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

综上观之，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在贵州的传播虽然相对较晚，但为“五四运动”在贵州的发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为贵州社会变革掀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