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创办始末

□文/图　周文洋

　　1932年4月2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在收缴战利物资时，意外发现数千册图书，毛泽东命令全部装上卡车运回瑞金，并请来教育部代理部长徐特立，商讨创办一座属于共产党人的图书馆。

　　徐特立曾创建长沙女子师范图书馆，有着丰富的图书管理经验。他见到收缴的图书非常高兴，却说：“如是阅读和收藏，这些书已很可观，但要建一座图书馆还远远不够，要想办法征集，多多益善。”

　　依据徐特立的建议，毛泽东签发了以“各部队在收缴战利品时一定要保护图书，决不许销毁，一律上交”为主要内容的通告。中华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刊登征书启事：“为着充分给革命工作的参考需要，给予提高革命同志的文化水平起见，极力扩充内容材料，增加革命图书，向诸位同志及革命团体征求赠书。”

　　不到2个月，红军各部队、少共（共青团）中央，苏区各学校、少先总队等部门和干部、群众共捐赠各种书籍2万余册，基本满足了建馆需要。

　　徐特立指导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将图书整理分类、登记编目，并制定出“图书馆管理条例”“借阅规则”“图书归类方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1932年初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央图书馆”）在瑞金挂牌。

　　“中央图书馆”的创办，成了苏区的一道亮丽风景，虽来光顾的多是党政军机关干部，但许多不曾读过书的百姓也来门前围观，因为他们在这里常能见到所景仰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

　　为提高干部群众对图书馆的关注度和阅读兴趣，徐特立指导工作人员将部分藏书目录和读书知识印成宣传品张贴、散发，并多次主持召开“读书会”“荐书会”，让读者感受书的魅力，掌握阅读知识，了解书的内容，读到更多更好，最需要的图书。

　　瑞金周边县区、乡村的干部群众，因路途较远，不方便常来借书，“中央图书馆”就协助他们建起颇似今天阅览室、农家书屋的“俱乐部”“列宁室”，批量、定期借给他们图书报刊，用来阅读、宣讲。

　　1933年，第2卷《青年实话》刊登了唱词《在列宁室》，真实地表述了“列宁室”的真实场景：“你看‘红色中华’\我看‘青年实话’\他跑来笑哈哈\‘列宁室’真正好呀\来，我问你\不管他是军事还是政治\你答得有道理\我奖给你一朵花。”

　　1934年9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刊登消息《宣传鼓动的又一新方式：画报讲演》，报道了“中央图书馆”召开“宣讲员”会议，总结、交流如何利用各种进步画作，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先进事迹、胜利成果等。

　　“中央图书馆”的创建和发展，不但得到毛泽东、张闻天、徐特立等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还被诸多党政干部高度关注，如：中央出版局局长张人亚，不但为“中央图书馆”收集了大量图书，还编写、出版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20多种书籍，充实红色馆藏；教育部长瞿秋白，多次到苏维埃大学、红军学校等高校演讲，发动学生把闲置的图书捐献给“中央图书馆”；《红色中华》主编沙可夫，经常撰写文章，宣传、推荐各种读书、论书活动，并编辑出版了《儿童歌曲集》《共产儿童读本》等读物，供图书馆借阅。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离苏区之前，“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全部装箱，隐蔽到瑞金高陂村等地，但还是有一部分后来被国民党发现掠走。直到1949年瑞金解放，党和政府开始收集散落在民间的“中央图书馆”藏书，经2年多努力，陆续收回图书1429册，报刊303份以及各种布告、传单、文件、信函等333份（件），经集中清整，编印出《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馆藏总目录》，这些宝贵的史料目前珍藏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座国家图书馆，虽藏书并不丰富，仅运作2年多时间，却是苏区文化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为党的图书事业发展积累下了宝贵经验，在传播党的方针路线、活跃军民文化生活、巩固红色政权建设等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中央图书馆”的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