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黔中的辛亥革命浪潮

□文/图　厐思纯

　　光绪二十四年(1898)，贵州巡抚王毓藻疏请仿照北洋武备学堂章程在贵州设立新式军事学堂。获准后，王毓藻派贵阳知府严巂熙在原贵阳次南门外原铸钱局处兴建武备学堂。次年夏学堂竣工，第一批学生入校。这些学生由各府、县保送，或由官家子弟遴选;他们学习的内容为国文、历史，以及日本军校的教材;武备学堂的师资多为日本教官。武备学堂的创立，为贵州培育了具有新思想的军人。之后，陆军小学、将弁速成学堂、陆军小学堂、新军随营学堂相继而起，为贵州培育了具有新式军队的下级军官。

　　光绪二十八年(1902)，贵州巡抚邓华熙以黔省制兵、防勇改练洋操，名为“常备军”。这是贵州新军的雏形。其后，在贵州巡抚曹鸿勋、厐鸿书、岑春煊的推动下，贵州新军已具规模。据史料所载：贵州新军一标(清代兵制单位)共三营，全标军官107人，士兵1847人，共计官兵1954人。在辛亥革命时，当自治学社高举义旗时，陆军小学首先发难，新军闻风响应，这些新思想的军人对旧政权的垮台及贵州大汉军政府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随之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迫于内忧外患，决定推行“新政”，挽救危亡。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创办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新式人才;改革军制，增强军事力量等。

　　“新政”准备在十年后施行宪政。在九年预备立宪的过程中，资政院和咨议局的成立至关重要。前者为正式国会的基础，后者类似省议会。贵州咨议局定额议员39名，由选举产生。贵州咨议局成立后，逐渐形成了一股敢于与清王朝抗衡的政治力量，在启迪民智、彰显民权上做了一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

　　自治学社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在贵州咨议局议员中占33人，居绝对优势。自治学社前期秉持“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以次第研究之”的宗旨，主张在保留清廷的前提下，通过自治、立宪达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目的。之后，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学社队伍的不断壮大，其政治诉求逐渐远离君主立宪，转而倾向于发动武装革命、推翻清廷的斗争道路。1907年同盟会在镇南关起义后，自治学社开始联络反清力量，拟订武装起义计划，并通过创办《自治学社杂志》和《西南日报》来宣传自己的理念宗旨、扩大影响力。

　　宪政预备会系辛亥革命前后贵州另一最具影响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宪政预备会成立之初，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职志。为了使“君主立宪”的主张为广大士人所接受，他们开办宪政学习班，召集士人分班学习，然后“分派各县传习，作为君主立宪的准备”。为了鼓吹君主立宪，宪政预备会一面通过发展贵州近代工商业积累了经济实力;一面通过创办《黔报》和《贵州公报》和兴办教育，不仅加强了官方的联系，而且密切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关系。

　　宣统二年(1910)，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与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商量整顿贵州革命力量，预备起事”事宜，决策如下：一、联合反清的哥老会，并亲自与其首领聚会;二、确定“以运动新军为第一要务”，派人到军中活动;三、与“历史研究会”及“皇汉公”取得联系，以此壮大反清队伍;四、在陆军小学秘密宣传，发动学生;五、派遣社员赴各地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成功。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自治学社急谋响应，无奈兵力缺乏，难以行动。面对现实，张百麟与周素园商议后，积极发动民众，派人联络会党、新军与陆军小学学生，并筹划训练乡兵。按照所定计划，全省兵力分为五路，每路设一个指挥，负责训练、联系、运动、宣传等工作，由黄泽霖负总责。在抓住军事实权的同时，进而收集枪支弹药，然后分配给新军与陆军小学，准备发动起义。

　　“山雨欲来风满楼”，贵州巡抚沈瑜庆惊恐之余，慌忙召集部下，设宴应对。恰逢此时传来云南独立的消息，沈瑜庆与部下相顾失色，无计可施。沈仍对清王朝抱有幻想，不想“违背天恩”。穷于应付之际，他想到了宪政派领袖任可澄和耆老会头子郭重光。在与任可澄、郭重光会谈时，任向其建议：兴义刘官礼(字统之)办理团练数十年，力大兵强。官礼虽死，其子显世与侄显潜手握重兵，为黔西南实力人物。可令显世率五百精锐徒手来省，发给枪械，与城内武装共同捍卫省城。沈瑜庆认为此建议可行，叮嘱任可澄一日三电，急令刘显世星夜兼程，率队来省。至于郭重光这个人，沈瑜庆对其并不感冒，原因是郭老奸巨猾，人品极差。这次请他来，不过是利用其对清廷的忠诚和其身后的强大的保守势力。为表示自己知人识人，沈瑜庆当即命令郭重光成立城防局，招募数百保安营兵，帮助镇压革命党人。恰逢此时传来张百麟等动员新军革命的消息，沈瑜庆不敢怠慢，急令标统袁义保集合所部，封存子弹，始带卫队前往检阅。

　　张百麟本想在沈瑜庆阅兵时趁隙刺杀他、然后宣布起义，见计划成了泡影，他转而决定争取袁义保反正。张、袁会见于袁的邸宅。当张百麟表明意图后，却遭到袁义保的婉转拒绝。

　　形势紧张，一触即发。面对严峻的时局，咨议局议员蔡岳对自治学社与宪政派的纷争深感忧虑，便于11月1日的咨议局会议上，主张两派合谋贵州脱离清廷之策，然后宣布和平独立。蔡岳的建议如下：“自武昌起义。全国政党，莫不牺牲成见，一致动作。盖目今局势，譬如刺虎，一击不中，立反咬人。今清廷无恙，岂惟激烈派有身首异处之忧，即稳健派宁免玉石俱焚之惨。若甘为虎伥，残杀志士，谅宪政诸君必不出此。同舟遇风，尤望自治诸君，开诚布公，捐嫌释怨。”此言道出立宪派与自治派利益攸关之处，闻者无不心惊，纷纷表示精诚合作一致对外之意愿。

　　2日晨，张百麟、杨昌铭、乐嘉藻、蔡岳、周素园等冒死闯入巡抚衙门，向巡抚沈瑜庆开诚意见，希望沈顺从民意，宣布和平独立。沈瑜庆听后大不以为然，顽固地说道：“吾家世受国恩，义不背叛，诸军必欲相强，唯朝服坐皇堂待尽而已。”宪政派见和平独立无望，于是撇开自治学社，另有图谋。

　　次日上午，沈瑜庆再邀郭重光密谋，认为现在虽然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几省宣布独立，但大多数省未见动静，对贵州大局，尚须观望形势。为今后计，惟求维持秩序，自保为重。随即令郭重光组织“自保会”，成立保安营，发给枪械，并请咨议局认可。郭重光对此大加赞同，随即献“不保清，不独立，划境自保，缓时俟变”之策。对沈瑜庆来说，“划境自保，缓时俟变”，无疑为自己赢得时间，待刘显世的兵到，然后按册搜捕张百麟等自治党人，不失为高着。密谈后，沈瑜庆充满了自信，他再次电催刘显世日夜兼程赶赴省城，同时令郭重光联络各方，定于次日上午在省咨议局宣布“自保”方案。

　　张百麟闻知郭重光、沈瑜庆的密谋后，知耆老会已与官厅合流，情势迫人，若不先发制人，必遭杀身之祸，于是当机立断，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第二天上午沈瑜庆在咨议局宣布“自保”时将其兵劫，夺取政权。

　　当日傍晚，起义的紧急命令下达到陆军小学，立即被校方获悉。学生们见消息泄露，便破库取枪，提前起义，随后派人进城打探消息 ，请求南厂新军营予以援助。新军队官赵德全、炮队正目杨树清等得知陆小举事的消息后，立即鸣号集合，宣布起义。教练官杨荩诚(同盟会成员)挺身而出，表示支持。标统袁义保出面阻拦，不防杨树清向天鸣枪三响，并高呼“立即起兵，大事成矣!”袁义保见状不妙，与差官(副官)李正邦逾墙逃跑。

　　沈瑜庆见陆小及新军起义，知大事不妙，即令全城戒严。一面苦苦等待久盼不至的刘显世的徒手兵，一面急召卫队管带彭尔坤入卫应对。彭尔坤正言厉色地回答道：“若土匪妄动，则卫兵持枪配弹准备以待久矣;若咨议局与学生及军人起义，卫兵已表同情，不能战也!”当看到卫队官兵臂缠白布、院内大炮的炮闩已被卸下时，沈瑜庆知大势已去，只好派巡警道王玉龄作代表，到咨议局去见张百麟及议长谭西庚。王玉龄告诉张百麟和谭西庚，沈瑜庆已决定交权，愿和平解决，要求义军不要杀害清朝官员，恳请新政府护送其与家属出省……双方最终达成五项协议。

　　王玉龄将文本带回，交沈瑜庆签字盖章后，将文本及巡抚关防一并送到咨议局。自此，张百麟立即召集自治学社核心成员和其他政治社团领袖举行会议，决定通电全省全国，声明贵州已经光复，并在咨议局所在地成立“民军临时司令部”。第二天清晨，咨议局上空飘扬的大清“黄龙旗”被汉字大白旗所取代，新军和陆军小学的学生列队入城，贵阳百姓早上出门才知道江山变色，政权换了主人。

　　1911年11月4日(辛亥农历九月十四日)，贵州正式宣布独立，并通电全国。十五日，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及各政治团体决定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就这样，贵州的辛亥革命，在反清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下，实现了兵不血刃的政权更迭。

大汉贵州军政府所在地—梅园(今贵山酒店处)

大汉贵州军政府在贵阳成立后发布的《大汉贵州军政府令》。

贵州光复前，革命党人创办报刊《黔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