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毕来与“清平文化”

□姜秀波

　　张毕来(1914-1991)，原名张启权，出生于贵州省炉山县(现为凯里市)，他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红楼梦》学专家，他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文化和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张毕来主持了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编写了曾经启蒙一代中国人的语文课本;编写了《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一度成为各大学中文系和研究我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参考书;撰写了四部“红学”专著，曾担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成为“红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

　　张毕来与茅盾有“笔墨之交”。

　　费孝通为张毕来题写书名“张毕来文选”。

　　学术界称张毕来为“国学大师”“教育家”“翻译家”。

　　文学史界谓张毕来为“全国享有盛誉的20位大文学史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创者之一”“文学教材的缔造者之一”。

　　新华社称张毕来：“爱国人士。”

　　《人民日报》赞张毕来：“坚决跟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贡献。”

　　如果说，孙应鳌是明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之一和“清平文化”盛时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人物。那么，张毕来则为“清平文化”的落幕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吾以汝为死矣!

　　子亦来见我乎?

　　离家几十年后，张毕来印象最深的却依然是炉山县城隍庙宝座两旁的那幅对联。

　　“吾以汝为死矣”(“我早就料想你该死了!”出自《论语》);“子亦来见我乎”(“你还有脸来见我?”出自《孟子》)。一“哼”一“哈”，妙不可言!

　　张毕来的学术成就，集中于“红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语言文学教育、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等领域。在他数百万字的作品中，写其故乡的文字少之又少，但他笔下的“炉山”却不失精彩。兹摘录两段如下：

　　……“我那家乡，当年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革命风暴来得慢些，大革命的时候，我们那里的农民还没有起来砸那座城隍庙。我在一九二八年前后还看见那副对联。自那以后，到今天，已经五十年，我没有再见过它。我想，至晚在土改的时候，城隍老爷那个宝座一定跟那副好对子一起砸碎了。现在湘黔路一直过我们老家门口。我早晚是有机会回去看看的。如果那宝座和对子居然漏网，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也乐于看见它还保留着。这可是一件很可贵的历史文物。它给我们以启发，使我们体会出很多道理，主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儒释是合伙儿骗人民的。我们即使不特别把它当作重要文物加以保存，至少可以给它拍个照片印在书报上。”

　　炉山城隍庙的荡然无存和青灯踪迹的杳不可追，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它们表示了某些千百年缓变的东西的突变……

　　(以上摘自《序，且说青灯味》，张毕来著)

　　在著名学者费孝通为其题写书名的《张毕来文选》一书中，收集了张毕来用深情的笔触写下的他故乡的诸多人事。

　　虽然，在张毕来数百万计的文字中，已经看不到“清平”字样，但却又处处浮现“清平文化”的影子。譬如，家乡城隍庙“儒释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在文风上的反映”等等。

　　“张家的才子，刘家的银子，杨家的谷子”。

　　今天，炉山镇流行的歌谣中，“张家的才子”唱的即是张毕来。

　　我是贵州省炉山县人。这个小县城是我一生道路的出发点。我是十分爱她的。多年在外，总不断地想起她来。当年我那家乡，穷苦落后。在我儿童时代的全部时间里，我那家乡都处于大饥饿之中。我同那里的居民，一起过过天灾人祸兵荒马乱的苦难日子。

　　……

　　我出生时，是袁世凯在北京穿龙袍登基的年月。其后的几年，是民主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变化的时期。但是，这一切，我家乡的人们都不知道。我们那里落后得很厉害。托这个“落后”的福，当沿海一带已经相当开通了的时候，我大约从六七岁到十一二岁的时候，还在私塾里读四书五经，练之乎者也。现在算起总帐来，这对我是颇有好处的。

　　……(以上摘自《回顾我走过来的道路》，张毕来著)

　　张毕来思乡之情、爱乡之切，跃然纸上。

　　原黔东南州社科联主席、学者陆景川编著了《张毕来生平年表》，并主编出版了《纪念张毕来文集》一书，为研究张毕来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

　　据《张毕来生平年表》记载：1984年9月，70岁的张毕来回凯里炉山小学看望母校教职工，并调研座谈，帮助解决具体困难。1987年，73岁的张毕来在《黔东南社会科学》第4期刊发《炉山回忆》一文。

　　张毕来出生那年，那个叫“清平县”的古城，已经更名为“炉山县”。

　　这是“清平文化”的落幕。

　　“清平文化”，是以清平(今凯里市炉山镇)为中心，延及凯里(今属大部分)、兴隆(今黄平)、平越(今福泉)、麻哈(今麻江)等周边部分地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它带有鲜明的军屯文化特色，以古驿道为载体，与主流文化碰撞、对话并激发出成就较高的作品，自成一文化体系。

　　“清平文化”，起于明中叶，盛于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衰于清，落于民国，回响至今。在近五百年间，涌现了上百位学者、作家、诗人，他们互结姻娅，互为师友，刊行著述，交错酬唱，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线”状文化带。

　　作为“清平文化”的核心文化圈，清平之重，重在人文。譬如，举荐王阳明的王木、谏言立“建文”国号的孙应鳌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均出自清平。

　　进入二十世纪，清平文化又迎来一个小高潮。以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史家、“红学”专家张毕来为代表。

　　在教育贡献上，张毕来不仅自己“桃李满天下”，还曾经主持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精选并改编了一大批文学经典著作，并使其成为中学语文课本中经久不衰的名篇。

　　在学术成就上，张毕来出版了《欧洲文学史简编》《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以及《漫说红楼》《红楼佛影》《贾府书声》《红学刍言》等四本“红学”研究论著。

　　在译著贡献上，在张毕来出版了印度尼赫鲁的《走向自由·尼赫鲁自传》《监狱·我的第二家庭》、英国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苏联穆沙托夫的《小北斗村》等译著。

　　《张毕来文选》一书，则收录了张毕来一生中四十来篇散文和专题评论。

　　张毕来晚年还潜心研究创造出一套《普通话语音代表字》(400字)注音字典和课本，为我国扫盲工作作出了贡献。

　　在梳理“清平文化”发展脉络时，张毕来应该是“清平文化”的第六代传人。

　　张毕来之后，“清平文化”逐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