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历史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涌现了许多革命夫妻，他们用家人身份互相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巩固壮大党组织，发动群众和敌人开展斗争，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介绍中共绥阳特支温凯廷和张群英夫妇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故事。

　　温凯廷与张群英：一对革命伉俪在绥阳的红色故事

　　温凯廷，原名温作民(1906-2003)，生于四川省云阳县竹溪镇。重庆大学肄业，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至1934年8月,任中共云阳特别支部组织委员;1935年1月，任中共云阳特别支部书记，于同年1月19日参加云阳暴动，任指挥员;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任中共云阳县委组织委员、中共万县国本小学支部书记、中共巴县南岸特支书记、中共南川县合溪特支书记。1943年8月，由中共四川合溪特支转移到绥阳县开展地下工作。1944年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绥阳县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绥阳特支在县城建立，温凯廷任书记至1949年11月，1983年5月离休，2003年7月21日因病逝世于贵阳。

　　张群英，又名贞素(1904—1972)，四川省云阳县人。1929年毕业于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幼稚科，先后在重庆、南川等地小学任教。民国27年，由韦溪成、温凯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张群英与丈夫温凯廷奉命到南川合溪乡开展工作，温凯廷为副乡长，张群英为小学校长。绥阳解放后，张群英与温凯廷一起组织了人民民主先锋队，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工作。

□曾庆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应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掀起的反共高潮，党中央对地下工作提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方局为了贯彻这一方针，让一部分党员撤离重庆，转移农村，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革命工作据点。1943年9月下旬，温凯廷受中共綦南工委派遣，秘赴黔北绥阳县开展地下工作。

　　到绥阳之前，温凯廷和妻子张群英在南川合溪乡开展革命工作，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小学校长。然而，绥阳县城交通闭塞，百姓贫穷，人口稀少，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对温凯廷来说是很大的挑战，稍有不慎便有暴露身份的危险。好在温凯廷认识一个在绥阳商会任职的四川同乡谢练百，通过谢练百的介绍，他认识了同为四川同乡的商会会长李向荣等一批商会上层人物。交流接触中，温凯廷丰富的文化知识，对抗战形势独到的见解，得到这些商会上层人物的肯定，他们还将商会的空房子提供给温凯廷居住。为便于开展地下工作，不久，温凯廷将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张群英接到绥阳。

　　温、张二人到绥阳之初，各所学校已经开学，两人无法进校任职，经商又无资本，生活十分困难。商会文书戴晴山主动约了一批中小学生到温凯廷家里补习。前来补习的学生多是有钱有势的人家，他们或送钱送米，或提供衣布，解决了温、张二人暂时的生活困难。1943年冬，温凯廷在东街陈相生家租赁了一间房屋，与清朝举人陈凤楼比邻而居，成为两人长期立足绥阳的转折点。

　　陈凤楼老先生为人正派，乐于助人。因比邻而居，多次接触交谈，温凯廷和陈凤楼成了要好的朋友。陈凤楼介绍两人到绥阳标小(今洋川小学)教书，帮助他们在绥阳扎下了根。

　　1943年底，温凯廷到重庆办事处给川东特委负责人于江震汇报绥阳扎根的情况，组织决定派地下党员石仲达到绥阳，和温、张两人一起建立“绥阳特支”。1944年2月，石仲达到达绥阳，温、张、石三人在戴晴山出租的铺子里正式成立“中共绥阳特支”，温凯廷任书记，张群英任组织委员，石仲达任宣传委员。

　　绥阳特支成立后，温凯廷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在社会上广泛结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三人很快在教育界打开局面，树立了威信。温凯廷还充分利用自己熟悉“哥老会”的条件，成为绥阳哥老会成员尊称的“大爷”，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

　　1944年，温凯廷得到上级指示，积极准备将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此时，由于温凯廷在绥阳上层人物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加之在洋川标小教书成效显著，枧坝乡长何仁厚出于结识绥阳上层人物捞取政治资本的需要，邀请温凯廷到枧坝小学当校长。为了能住在乡公所方便打听敌人内情，温凯廷趁机提出教师必须住乡公所并同乡公所的人员一起开伙等三个条件。不知温凯廷真实意图的何仁厚满口答应，温凯廷和张群英便借此机会将党组织转移到枧坝小学，石仲达留在县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45年初春，组织上决定成立绥(阳)桐(梓)工委，李培根任书记，温凯廷任副书记。根据分工，李培根负责桐梓、正安、道真三县的工作，温凯廷负责绥阳县的工作。之后，为了加强绥阳地下党组织的力量，1946年2月党组织又将周碧霞、牟克波两名中共党员从正安县安场小学派到枧坝小学，并于同年3月将中共绥阳特支扩建为绥阳县委。虽然日本投降后形势发生变化，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但绥阳地下党组织这一时期在枧坝建立了可靠的工作据点，他们收集民情、察勘地形、发动群众、培养斗争骨干，在教师和学生中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为下一步的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温凯廷和张群英到枧坝小学之初，学生很少。在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后，两个学期就发展到6个班200多人;通过新的教育教学方法，一直默默无闻的枧坝小学，在1946年全县毕业会考中一举超过常年名列前三名的洋川标小、郑场及儒溪小学，夺得全县团体和个人成绩两项第一。温凯廷和张群英等地下党员所教的学生，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懂得了抗日救亡和反帝反封建的道理。

　　1946年3月，中共綦南工委指示，中共绥阳特支改为中共绥阳县委，温凯廷任书记，张群英为组织委员。

　　1946年5月，高等法院逮捕了绥阳看守所长。由于绥阳主任司法官王叙甫是温凯廷的同乡和同学，王叙甫便派人到枧坝动员温凯廷代理看守所长。经上级组织同意，温凯廷到任后，积极想法将监狱里关押的所谓犯人改造为我党的战斗力量，一面改善监狱环境，一面改变犯人待遇，延长放风和会客时间，允许犯人读书看报和互相交谈等。对有冤屈的犯人，温还亲笔代写状纸，这些做法深受犯人及其家属的拥护。

　　1949年春节，上级党组织决定派胡晓风到黔北加强领导工作。胡晓风在绥阳传达了上级要调温凯廷前往南川负责地下武装斗争的指示。胡晓风还和温凯廷一起研究离开绥阳的行动方案。为了不因温凯廷突然离开引起国民党方面更多的注意，从而危及绥阳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他们决定用瞒天过海的办法，租赁西街朱耀廷的铺面，成立《蜀华》字号，以示长住，等铺子开张后，便借口去重庆联系生意而前往南川。然而，农历3月25日《蜀华》字号开张当天，由于前来祝贺的人太多，引起参议会副参议长郑君朋的怀疑。郑君朋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县长李永煊派保警队逮捕了温凯廷。但因为没有证据，便以所谓“纵逃犯人”的罪名进行关押。

　　温凯廷被捕后，张群英立即展开营救活动。在张的活动下，绥阳名流二十多人帮助说话，要求释放温凯廷。

　　同年4月，胡晓风又一次到绥阳后，决定党员迅速转移。张群英坚持留在绥阳，继续开展营救工作。在张的努力下，司法处的审判官张时非同意取保外押侯案，但县长李永煊却仍以“查温凯廷有贪污案，续押!”的手令将温凯廷继续关押。

　　1949年8月的一天晚上，绥阳县政府突然全城戒严，狂抓滥捕100多人，张群英亦被捕进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处于西南的贵州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绥阳县党政要员大势已去，他们互相推诿，谁也不敢对关押的人员下手，但又害怕出事被上司怪罪，于是便将监狱里其余的人释放，只留下温凯廷等七个所谓的“要犯”继续关押。

　　1949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解放大西南，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绥阳县党政头面人物更加恐慌。

　　1949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退出遵义北逃。当天深夜，反共自卫团长樊其书带着保警队逃跑，监狱无人看管，温凯廷等七人获得自由，昂首走出了监狱。11月21日，二野三兵团十军30师进抵和解放绥阳。温凯廷和张群英等地下党员和曙光社成员一起，公开出面组织“支前委员会”“人民民主先锋队”和“青委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宣传活动，维护社会治安，迎接绥阳的解放。

　　革命伉俪温凯廷和张群英在绥阳开展革命活动的事迹，被一代又一代的绥阳人民传诵，成为全县人民奋勇前进的动力。中共绥阳特支开展地下工作的枧坝小学，如今已被建设成为全县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52年，温凯廷、张群英夫妇与温凯廷的父母及大女儿温晓楠、二女儿温效东于贵阳市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