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会廉:赤胆忠诚的情报侦察员
在贵州籍抗战英烈录中,闪耀着这样一个名字——罗会廉,他深入虎穴,打探敌情,将一生奉献给了我党的情报侦察事业,奉献给了为争取民族自由、独立、解放,勇于抵御日寇的伟大革命事业。
罗会廉,1914年4月14日出生在贵州普安县楼下乡旧营村,自幼聪颖好学,15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兴义县中学。那时正是军阀混战、灾难深重的动荡年代,一次,同校的学长因抵制抓丁派款被枪杀,其惨景激起了罗会廉内心的满腔怒火,更激发了他期盼砸碎一个旧世界,寻找人间光明的渴望。
1929年,全国各地革命力量如雨后春笋,革命活动如火如荼,罗会廉在兴义中学进步人士的引导影响下,开始对造成人民苦难深重的原因进行探究。这年7月下旬,罗会廉与其他进步青年一同带领100多名同学走上街头,就提高教师的待遇等事项进行游行宣传,最后迫使当局接受请愿队伍的条件,获得此次学潮的胜利。1932年,罗会廉考入昆明市昆华中学高中部读书。在昆华中学学习期间,罗会廉学习接触了大量进步书籍,并对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论著产生了浓厚的学习研究兴趣。通过进步书籍和进步思想的滋养,罗会廉的思想境界得到显著提升,更进一步清晰了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奋斗目标。1934年秋,罗会廉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土木工程系,他得到暨南大学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影响和引导,阅读研究了大量《资本论》《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更明确了“谁才能拯救中国人民”的答案。1936年秋,由于家庭经济无力支撑罗会廉继续求学,迫使他中途辍学到安徽淮南铁路工程处工作,由于罗会廉勤奋好学、踏实敬业,不久后就成为了铁路工程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罗会廉看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以来置国家安危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对外妥协退让,迟不宣战,对内残酷压迫,处处掣肘人民抗战。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8日通电全国,15日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而中国共产党坚定明确的抗日主张,成为各族人民坚持抗战的希望所在,许多有志爱国青年踊跃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罗会廉毅然放弃了淮南铁路工程处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远赴山西临汾刘村镇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报考八路军学兵队,投入了这场革命的浩荡洪流中。罗会廉先后在八路军一一五师随营学校、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抗大毕业后罗会廉被调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训练班,专习侦察情报业务。投身革命队伍后,罗会廉的革命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得到迅速提高,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初创阶段,新四军游击支队处于敌伪顽匪的军事围困、经济封锁之中,环境恶劣,战斗频繁,侦察任务异常艰巨繁重,而侦察人员却又少之又少。1939年,罗会廉被派往由彭雪枫领导的豫皖苏边区任新四军游击支队侦察参谋。1940年,新四军游击支队被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1941年2月改为新四军第四师。四师处于抗击日伪军的主战场,斗争环境艰苦卓绝,任务异常艰巨。罗会廉在司令部担任侦察参谋,历经数十次战斗洗礼。每每激战,他总奋不顾身地深入敌人巢穴核心侦察情报,罗会廉时而化装成商人,时而化装成农民,时而乔扮为敌军,深入虎穴,每次都较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为我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减少兵员损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张震将军在回忆罗会廉时说:“他化装什么人就像什么人,……他带领的侦察队有时穿便衣化装商人深入徐州、宿县、蚌埠等敌伪据点侦察取得第一手材料。在战斗前总是他率领侦察队或骑兵连预先详细了解情况,为建立根据地、歼灭敌伪军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1941年冬,中共中央华中局筹集给中央的一笔黄金急需运送,四师首长便将此重任交付罗会廉,他将黄金全数贴身捆绑于己身,会同4名护金战士,星夜兼程,英勇机智地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圆满地将这笔维系革命开支的巨款按期送到微山湖的八路军接转处。同年,抗日战争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日军集中力量大举进攻人民武装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调集30万军队疯狂进犯华中抗日根据地,罗会廉所在的新四军四师也遭遇了敌人三十一集团军14万兵力的围追堵截。为避免“皖南事变”的悲剧在皖北重演,此时担任新四军四师(原新四军第六支队)四科代理科长的罗会廉接受了策反国民党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团长陈锐霆(中共地下党员)的艰巨任务。为了顺利完成策反任务,罗会廉打扮成商人,几经周折,巧妙地穿过敌军的道道封锁线,两次找陈锐霆商讨起义事宜。并冒险将毛泽东、朱德“为了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反共,军事上迟阻李仙洲援韩,同意陈团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口号下光荣起义”的指示送到陈锐霆手上,最终促成国民党四二五团作出了提前起义的决定。陈锐霆率部1000余人在皖北举起义旗,使这支部队成为抗敌反顽的人民军队,在危机关头赢得了战机,壮大了新四军第四师的革命力量。陈锐霆回忆起他与罗会廉相处的情景时说:“我俩相处虽然只有两日夜,但谈的问题很多。他敦厚稳重、朴实无华,有渊博的知识,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时事政治、党的政策了解得既多又很深透,他的风度俨然是一个学者。他不避艰险、英勇机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一下子就感染征服了我,使我有相见恨晚之感。”
1943年,抗战形势好转,新四军在抗击敌伪的战斗中攻克了据点200多处,不仅恢复了1942年前被“蚕食”的地区,队伍实力也得以壮大。随着战争形势发展,罗会廉逐渐深刻感受到情报侦察工作是部队的耳目,是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建立一套情报组织网络机构的想法在罗会廉心中酝酿成熟,师部领导也支持肯定了情报网点筹建工作。罗会廉一手抓情报组织建设,一手抓人员思想和业务素质培养提高,经过1943年至1944年的实践,豫皖苏边区一支侦察队伍几十个情报网点,在罗会廉的培训下迅速地成长起来,四师的情报工作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从而使我军更为主动地洞悉敌情,把握战斗主动权,赢得最佳战机接连获胜。
1942年8月,罗会廉与同在一个部队的司令部参谋许璞喜结连理,并养育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但夫妻二人聚少离多,1943年6月在丰城共同度过了这个家庭欢聚最长的十几天,丰城相别,竟成为这个年轻家庭的永别。1944年12月2日,罗会廉完成侦察任务后途经安徽涡阳县石弓山高楼庄时,遭到日伪军三百余人袭击,罗会廉壮烈牺牲,时年31岁。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