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1806-1864)，清代官员、学者。贵州遵义人。生于嘉庆十一年，道光十七年中举人，选荔波县训导，咸丰年间告归。治经学、小学，亦工书善画，还是晚清宋诗派作家，其诗风格奇崛，时伤艰涩，与独山莫友芝并称“西南巨儒”。

　　唐树义(1793-1855)，贵州遵义人，后迁居贵阳。幼年随父读书外地，少年时胸怀大志，面壁苦读，清嘉庆二十一年(1815)返籍乡试中举。宣宗道光六年(1826)大考名列一等，以知县分发。十五年，得林则徐等保荐，升甘肃巩昌知府，代理道员。咸丰四年(1854)，唐树义奉命驻守湖北金口时阵亡，死谥号“威恪”，入《清史列传》忠义传。

　　郑珍与唐树义：

早晚持櫑具，相逢黄鹤楼

□王珺偲

家世渊源刊《播雅》

　　郑珍与唐树义的情谊源于家世渊源，郑珍的祖母程倩就是唐树义的表姑。郑珍在老家天旺里(今播州区鸭溪镇)时，就与唐树义的族伯唐源洪家毗邻而居。郑珍童年时，经常随祖父、祖母与唐家亲戚相互串门。郑珍五岁发蒙读书时，表伯公唐源洪还特意送了一方端砚给郑珍。

　　后来，虽然郑珍父母举家搬到禹门尧湾(今播州区新舟镇禹门)，但是唐、郑两家血亲关系并未疏远。唐树义在道光年间，出仕湖北为官，郑珍在进京参加科考以及游学湖襄时，都前去拜望唐树义。郑珍的勤奋与才学给唐树义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两人经常书信来往叙述情谊，增进情感。

　　十数年过去了，郑珍通过勤奋与努力成为了著名的学者，声名远播。唐树义也官居高位，为政一方。此时，唐树义的四儿子唐炯已满十八，从湖北回贵州参加科举考试，唐树义就叫唐炯回乡后去拜望郑珍，向他学习讨教。

　　唐炯回到遵义后，向郑珍学习诗文，一起游历黔中山川名胜，两年后高中举人。此时，唐树义的孙子们已到发蒙读书的年纪，又聘请郑珍的儿子郑知同前往贵阳，在唐家任家学教师，两家来往密切。

　　唐树义一生在外为官，多年的宦迹让唐树义思乡心切，只想致仕待归，于是他在湖北任布政使时“寄声其家，为构一区于贵阳城，颜曰待归草堂。”

　　咸丰二年唐树义致仕，了却了“待归”的心愿，回到贵阳成山(今贵阳乌当区水田镇水田坝)。是年秋，郑珍带着经过数年收集的黔北地区的诗文手稿《遵义诗抄》前去贵阳，拜见唐树义。

　　郑珍在唐树义家居住了较长一段时间，与黔中名士一起“诗酒流连，扺掌纵论天下大事”。在此期间，唐树义看了郑珍带来的上至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播州改土归流，共250余年间黔北地区的两千多篇诗文掌故，爱不释手，十分赞赏。他对郑珍说：“乡里耆旧，其行义文采已多无传，赖有此，不宜更閟。”

　　唐树义还将《遵义诗抄》改名为《播雅》，并出巨资刻印刊行。郑珍夜以继日的编稿点校，每到贵阳，也必到成山待归草堂看望拜访唐树义，两人往来密切，情谊深笃。

待归草堂成永诀

　　唐树义致仕回乡那年，太平天国在起事，风起云涌，从广西北上占领了武汉、攻克了南京，震动清廷。咸丰三年(1853)初夏，朝廷重新起用卸任了的唐树义为湖北按察使，帮办湖北军务，征剿太平天国。

　　唐树义临行前，郑珍前去贵阳送行。唐树义在“待归草堂”中设宴款待郑珍，两人把酒而言，别离话长。

　　郑珍和唐树义从太平天国的兴起说起，谈到湖北荆楚大地“盘盘大都会，雄踞荆扬喉”的战略地位;谈到“鬼哭熊红城，血沸鹦鹉洲”的战乱惨象，为着“哀哉亿万家，积尸成陵邱”的生灵涂炭而悲悯。

　　酒入衷肠，感慨万千。虽然一旨诏书，打乱了唐树义致仕清修的生活，但是在国家危难面前，唐树义同样有着“男儿当此时，何暇为身谋”的凛然气概。

　　酒到酣畅时，郑珍把唐树义比作宋代名将韩琦、范仲淹等人物，写下“我公韩范姿，虑能制盘鳅”的豪言相赠，祝愿他在疆场上建立不世功勋，并期望在战争平息之时，再与唐树义一起“早晚持櫑具，相逢黄鹤楼。”

　　唐树义到达湖北后，四处招募军士，初与太平军交锋，三战三捷。后来，湖广总督吴文镕率兵七千余人进驻黄州以北的堵城，命唐树义领水师千余人扼守上游，围攻黄州的太平军。在向黄州发起进攻前，唐树义曾向湖北巡抚增请兵马弹药未果。战斗打响后，陆军被太平军击溃，唐树义的水师也被包围在金口，唐树义所招募的军士也所剩无几，突围无望时，他写下绝命词投水而亡。

　　贵阳成山的“待归草堂”再也等不到那个“待归”的唐树义，残酷的战争，让郑珍的美好祝愿和“把酒相逢黄鹤楼”的约定落空，郑珍失去了一位亦师亦友的知己长辈。

望山堂上遥相祭

　　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三，唐树义在湖北金口阵亡的消息传回贵阳，唐树义的儿子唐炯在伤痛之余立即动身赶赴湖北，寻找父亲的尸体。郑珍得到唐树义阵亡的消息时已是初夏四月，他正在老家禹门，心中悲伤、愤慨交织。

　　郑珍回想两家的姻亲渊源和密切的关系，想到了唐树义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两人诗酒相和惬意往事，不禁失声痛哭，并在禹门家中开设灵堂祭奠唐树义。

　　郑珍年少时随父母举家搬迁到距外祖父家不远的禹门尧湾，其居住的房屋较为破烂，父母都有营造新房的愿望，但是未建成便离世，葬于子午山。后来，郑珍编修《遵义府志》所得的银两买得子午山空地，他将房屋新建在父母的坟茔不远处，朝夕相望，取名为“望山堂”。郑珍把唐树义的灵堂便设置在“望山堂”中，把他当作自己最亲的亲人祭奠，并还给唐树义立了一个衣冠冢。

　　郑珍在望山堂设灵位祭奠唐树义，心中思绪万千，想到与唐树义的一生情谊，想到唐树义的死难悲壮，哀思绵绵，他提笔写下《四月望，设位山堂奠子方，酹以诗四首》，其中第一首回忆去岁今时的别离，唐树义当时就是慷慨而去，虽然遗骸不在，但其正气存于天地：

　　去岁今朝别故关，

　　出门已判不生还。

　　令斌有托先成讦，

　　鲍信无伤独可潸。

　　正气但存天壤内，

　　委骸终在地球间。

　　听歌楚些留堂眺，

　　应笑真游子午山。

　　在诗的最后，郑珍原注：“公曾梦至山堂，言其地宛似。”在这句平淡的注释中，蕴含的是唐树义与郑珍的那些未完之约中的深深情谊，回思黯然。

触物苍凉无限思

　　郑珍在给唐树义开设灵堂祭奠后月余，唐炯在湖北寻找父亲唐树义的遗骸，多亏了当地人将其埋葬在金口江边。唐炯寻得遗骸后，立即给郑珍写了一封信，讲述了寻找遗骸的过程和种种情况。郑珍接到唐炯的信后，得知遗骸已经寻到，也算放下一桩心事。

　　也在这时，郑珍被选为荔波县教谕，郑珍并未前往荔波任职，而是在老家整理唐树义的诗词遗稿，编入唐树义亲自定名的诗集《播雅》之中。

　　咸丰四年八月，黔北一带兵乱四起，桐梓人杨凤(又名杨隆喜)起兵占领县城，直逼遵义城，兵乱的局势开始失控，郑珍所在的禹门也深受其害。

　　为了躲避兵乱，郑珍在咸丰四年冬月底前往荔波，上任教谕。正值岁末年近，郑珍一家分两路赶赴荔波。郑珍独自赴贵阳，前省府出具上任“文书”，然后再辗转去荔波与家人汇合。

　　郑珍到贵阳已是腊月中旬，他来到成山唐树义家待归草堂，回想去年初夏时节的夜晚，他与唐树义在这里话别，堂内的明灯高悬，杯盏交错。虽是别离，但是情浓意长，相约日后的把酒重逢，然而这一切都成了镜花水月。

　　郑珍独自坐在待归草堂的亭台中，腊月的寒风也不及他心中之寒，往事历历，满目凄冷。亭台周围的花草树木，奇石流水都是那么的熟悉，映现着与唐树义在梅边柳下把酒作诗著文，同榻而眠，同舟泛月的美好时光，每一处景致都带着与唐树义的深深回忆。郑珍久坐在这里，触物苍凉，仰天叹息，哀思无限，他写下《过唐子方待归草堂》一诗：

　　麦秋时节夜灯悬，

　　薄送于畿忆昔年。

　　怪石重摩应识我，

　　荒亭独坐久瞻天。

　　梅边未撤看云榻，

　　柳下犹沈泛月船。

　　触物苍凉无限思，

　　当时分手已凄然。

　　咸丰五年(1855)二月，唐炯将唐树义的遗骸运回贵阳，葬于成山水田坝。是年九月，郑珍辞去荔波教谕，举家来到贵阳祭奠这位既是长辈，又是知己的表叔。次年二月，郑珍又与唐炯前往成山悼念唐树义，并为其撰写碑文;咸丰九年(1859)，郑珍在读唐树义的书札时，仍然痛哭不已(余不知涕之泫然也)。

　　郑珍没想到那次与唐树义的分手离别竟成永诀，心中的酸楚、哀思、遗憾都尽在凄凄然中，那是郑珍与唐树义的深情厚谊，也是郑珍一生难以言怀的伤痛，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