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伟大转折系列会议(下)

□张中俞

(续接上期)

　　鉴于长征初期减员十分严重等实际，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13日-19日在黎平进行了整编，精简了机关，提高了中央红军战斗力。

　　12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离开黎平向黔北进军：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同日下午，军委发布了《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电》，明确部署了三大红军主力为实现新战略方针的任务，给国民党军造成了一个红军仍在北上或西进中徘徊的错觉。21日，李富春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加强对红军指战员进行政治局决议的解释、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等工作，鼓舞指战员信心。此后，红军穿州过府，顺利通过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等县境，扭转了被动态势。陈云于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黎平会议后，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的争论仍在继续。12月31日，军委纵队抵达瓮安猴场(今草塘)，准备挺进黔北。此时，博古、李德仍对黎平会议决定持不同的意见，主张不过乌江，先在南岸打游击，再徐图东进去湘西。周恩来于1972年在一次党中央召集的会议上说：“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

　　为克服“左”倾错误，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后的行动方针，1934年12月31日至次日，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人在猴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就北渡乌江还是东进湘西展开了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第一，重申和细化了黎平会议决议的内容。否定了“左”倾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等人的军事主张，决定强渡乌江、挺进黔北。“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第二，进一步限制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在湘江战役后，中央连续就战略方针召开会议，但博古、李德等人的权力和地位严重影响了正确决议的作出和执行。因此，猴场会议再次作出了对他们限权的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第三，缩编军队。“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

　　猴场会议继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又一次批判和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为以后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因为黎平会议作出的战略转兵决定在猴场会议上被再次肯定，才会有此后的挺进黔北和占领遵义。试想，如果“左”倾领导人在猴场会议成功“翻盘”，黎平会议决议也就是一个仅存在13天的历史概念，中央红军将被迫重趋湘西。可见，猴场会议是一次承上启下的重要会议。

　　会后，中央红军开始抢渡乌江。1月7日，红一军团智取遵义，实现了通道会议事实开始、黎平会议确定、猴场会议重申的湘黔边战略转兵。

　　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

　　作为伟大转折系列会议中核心的遵义会议，其主要决定有：第一，由于敌军力量强大、黔北地瘠民贫等原因，遵义会议调整了战略方针，如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中所说：“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索尔兹伯里总结道：“红军已有两次被迫改变前进的方向，先是放弃了与湘、鄂、黔地区的贺龙和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接着是放弃了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想法。” 第二，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第三，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第四，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邓小平说：“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第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由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

　　笔者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在湘黔边的战略转兵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老山界争论酝酿、通道会议讨论、黎平会议确定、猴场会议重申、挺进黔北实现。其间，逐步批评和否定了“左”倾错误主张，一步步地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要避免宣传内耗，统一红色文化宣传论调，不宜提什么“如果没有通道(黎平、瓮安)会议，就没有遵义会议”，这显然不利于构建和谐的红色旅游联盟。因为，你能说“如果没有长征，就没有通道(黎平、瓮安、遵义)会议”在因果关系上不成立吗?

　　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通称“扎西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参加。讨论红军战略方针，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决定：

　　第一，实现了中央最高权力的交接。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央纵队于1935年2月5日到达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说：“二月五日，在贵州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 关于这次会议地址，目前三省各执一词，分别认为是四川叙永的水潦、石厢子一带、云南镇雄的坡头一带和贵州毕节的林口一带。

　　第二，加强中央对全党的领导。张闻天先后向中央分局、红二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发电，对军事路线、组织领导和白区工作等作了新的有力部署。

　　第三，确定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体现了毛泽东等人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2月7日后，鉴于川、滇追敌有渐成夹击红军之势，渡江计划难于实现，军委决定回师东进敌军兵力空虚的黔北，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

　　第四，除保留干部团外，全军缩编为16个团。

　　第五，中央政治局会议于2月8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通称“遵义会议决议”)，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

　　第六，中央决定成立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选派大批干部在川滇黔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尽管这只是临时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但毕竟是长征途中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下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担任了具体的军职。

　　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苟坝(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10日凌晨，红一军团首长提出进攻打鼓新场(时属黔西县，今金沙县城)守敌的建议。张闻天在遵义县平安乡(今平正仡佬族乡)狗坝村新房子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军委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余参会首长都赞成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毛泽东来了脾气，大声说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想不到他得到的回答也毫不含糊：“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当周恩来回到住处写好作战命令时，毛泽东来找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达命令，还请从长计议。当晚，毛泽东认真分析利弊得失，说服了周恩来、朱德。天亮后，周恩来提议召开会议，与会者终于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想法。

　　鉴于过去李德、博古专权，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后，几乎天天都要召集20余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红军行动。毛泽东觉得事无巨细、不分轻重缓急地进行集体讨论，可能会贻误战机，建议成立少数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来作决定。

　　3月12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军事小组(即新“三人团”，毛起实际主要作用)，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毛泽东于1943年说过：“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

　　综合而言，苟坝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有：

　　第一，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红军远距离奔袭攻坚，久攻不下可能给敌军留下增援时间，自己反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

　　第二，在长征环境中，毛泽东进入军事小组(中央最重要领导机构)意味着他在红军中的地位得到了实质性巩固。可以说，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因为继此前解决党内最高领导分工之后，又解决了最高军事指挥权问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明确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其“帮助者”的地位和作用不明显，苟坝会议上第一天毛泽东的孤立便是明证。毛泽东在1959年说过：“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可见，在毛泽东的脑子里，这是一次相当有分量的会议。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逐步确立起来的：意见被部分采纳(通道会议前后)→正确主张成为政治局决议内容(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开始协助周恩来主管军事(遵义会议后)→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1935年3月4日)→进入三人军事小组(苟坝会议)。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系列会议中的任何一次会议都是规格很高的中央级会议，由战术到战略、由军事到组织逐步地解决问题;都有其不可抹杀的重要历史作用，共同形成了红军长征史上的伟大历史转折，而不仅仅是遵义会议的功绩。但也要注意到，所有会议都重要并不等于它们同等重要，遵义会议是伟大转折系列会议中的核心，其历史作用最为突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