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文史情缘

——忆文史前辈陈福桐

□李 峰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自参加白云区政协文史资料的采写时起，就与地方文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尔后，先后在区文化馆、方志办、党史研究室做“临时工”，因不能解决“招工指标”，90年代初“忍爱跳槽”而另谋生路，原来的“工作情趣”化为“业余爱好”了。其间，我参与《贵阳市志·文物志》《贵阳市白云区志》等地方史志的编写，又与文史前辈黄炜、陈福桐等老先生结识，在长期的交往中积下了深厚的师友情谊。说起黄老、陈老两位前辈，他们的经历何其相似，皆因反对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追求民主进步而成为同难之友。最后，先后进入省文史馆而同为相知馆友。他们都有着关爱提携晚辈后学的热情，其师德懿范令人尊敬而永志不忘。

　　2001年6月，黄老驾鹤西去，陈老代表省文史馆诸友为黄老撰写了一幅对联：“忠实报导世态民风，有功文献;热心扶植青年后进，无愧人生。”就是对黄老一生“两度报人，两个境界”的真实的写照。黄老工词善书，但他却自谦“余喜词而不善词，喜书而拙于书”，在文史馆内不显山露水，鲜为人知。馆友中只知他是一个资深报人，却不知道诗书功底。黄老去世后，我即将黄老书写给我的几首旧词抄送给陈老阅看后，随即编入《黔馆诗集》之中。陈老曾笑着对我说：“黄先生真是深藏不露，读其诗文可知功底厚实。”

　　1987年底，白云区志办成立。为方便旧志资料的查阅，区志办的同事得知省志办资料室藏有一套《贵阳府志》复印件，我和该同事到省志办找到时任副总纂并主持工作的陈老，提出借府志复印件再复印一套的要求，没想到陈老一口答应了，并带我们去资料室借取。复印装订完毕后，我们商量着如何感谢陈老，决定从资料费用中拿出300元钱作“红包”送到陈老的办公室。当我们说明来意，并把“红包”送到陈老的办公桌上时，陈老开始还笑容满面的脸一下子严肃起来，坚决拒绝收取，并说：“你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能这样做，还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我就很高兴了!很满足了。”陈老虽拒收“红包”，却没有厉声斥责，令我们十分羞愧。自此，陈老在我们心中就留下了热情而又严肃、坦诚而又认真的印象。陈老的记忆特强，以后见面就能准确地叫出名字。

　　后来，我将与陈老的接触和印象对黄老说了，黄老笑着说：“你们不了解陈福桐，他是一位多灾多难的老夫子，很有才气，亦有傲骨，我和他就很熟，他是一位很随和通达的人。”以后，黄老将他所知道的陈福桐的经历告诉了我。

　　我离开区志办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与陈老见面了。通过一些资料，我知道陈老书法功底厚实，是省内有名的诗人、书法家，亦想收藏他的一幅“墨宝”。我虽然与陈老认识，但不敢去开这个口。1992年春夏间的一天，我到黄老新迁居的家中去看望他，听黄老说陈老前两天才到他住的地方去玩，还能喝半斤白酒，身体硬朗。陈老喝酒而不吸烟，而黄老吸烟而不沾酒，互不相陪。这次两位馆友相聚，黄老将其祖遗的光绪“圣旨”请陈老帮忙辨识，并由陈老将其汉文部分抄录标点下来。我看着陈老工整清秀的小楷抄录件真有点爱不释手了，并对黄老说：“我想求陈老写一幅字，装点一下我家寒舍。但又不好开口，烦请黄老代为转托。”过了几天，我再次到黄老家中，黄老说：“你托我的事办好了!”并随手拿出陈老书录明代吕坤“男儿八景”展示出来，连连夸赞“这幅字写得好漂亮”。陈老书赠我称之“李峰同志补壁”条幅，是先生借古人箴言对青年人的勉励。自此，凡有陈老书赠不再署题“同志”而改题“贤契”了。

　　陈老早在1979年就参与省文史馆的恢复，参与创办《贵州文史丛刊》和贵州业余书法学校，1983年任省志副总纂，1991年受聘为省文史馆馆员。而黄老则是1994年受聘为馆员，与陈老成为馆友。黄老曾对我说：“一省之志虽为官修，但都是由地方长官聘用德、才、望三者兼备之人作总纂，清代贵阳府志之周作楫、民国贵州通志之任可澄皆如此，总纂不一定是达官显贵，但必须是一方之鸿学硕儒。而陈福桐担任斯职，是最适当不过的人选。如今，省志总纂变成了一个行政职官，不问其人道德文章、知识才能、众望所归是否具备，谁都想安排自己的人来当这个‘官’，谁也想来做这个‘官’享受行政级别呀!陈福桐这样有傲骨的人还会去这样的‘名利场’争这样的‘官’当吗?因而陈老拂袖而去，回到了文史馆。”听了黄老这一说，我从骨子里更加敬佩这样有骨气的老人了。

　　我在《文史天地》上看到介绍陈老解放前参与的民主进步活动之文，我问陈老当年是不是共产党员?陈老笑着回答：“如果我当年参加共产党，要么早被国民党杀了变成‘烈士’;……我一辈子都是一个无党无派敢于说话、认真做事的人罢了!”随后，陈老给我谈到“红”“白”二监的经历，我请陈老将这些经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陈老说：“解放前的我已写了，解放后的遭遇一笔扫过。过去整治我很凶、很‘左’的人，他们的子女有的还是我身边的领导。我如实写出来，不是揭了他们父辈们的‘丑’了吗?罢了!罢了!”陈老还告诉我，一省领导拿了一本当年极“左”、整治陈老最凶之人的诗稿请他帮忙“润色”，陈老为其作了大量的修改删节后送回省领导手里，省领导看了修改的文字，大为赞赏“改得好，还是福桐的功底深”。几天之后，此君通过省领导转约陈老面谢，也有向陈老表示道歉之意，而陈老一口回绝了。并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提和解释，见面道谢更没有必要了。”

　　2004年清明，为了修缮白云公墓内的李仲公先生墓地，我同李仲公胞弟李侠公之子来到陈老家中，邀请陈老为李仲公书写墓碑及铭文。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老一口答应了下来，并让我们留下墓碑书写尺寸。陈老对民国贵州名流李仲公是有所知闻的，解放后与李侠公接触过，对侠老的道德文章亦很称赞，他还与李侠公的夫人姜曼薇(省文史馆员)是很熟悉的馆友。他曾多次对我说：“李老的笔杆子很硬哟，周素园在解放后的许多讲话稿多出自于李老手笔。李老的川戏唱得也好，我曾听李老唱过……”没过几天，陈老打电话写好了，让我抽空去取。陈老书写的碑文“爱国人士、诗人、书法家李仲公先生墓”最后交由公墓镌刻于黑色大理石墓碑之上，其书法清秀、刚劲，为墓地平添了一道风景。后来，李仲公的女儿李幼华远从德国回乡祭扫父墓，见此碑文甚为感激，曾致书陈老表示感谢。尔后，我在整理李仲公、李侠公两位老人的资料时，得到了陈老的具体指导和帮助。陈老不顾耄耋高龄为我做了翻资料、查字典、辨手稿等大量的“活路”(特别是辨认李仲公诗稿手迹费了很大的劲)，并题写了“李仲公先生诗存”等书签。陈老有胆有识、刚正不阿，竭力支持为贵州乡贤“树碑立传”，不避褒贬、求真探实之治史精神和品德，令我们这些晚辈后学感动和敬佩。

　　陈老的诗集《龙山呤》、文集《晚钟出谷》出版后，陈老亲自送我几本。他的朋友故交出版的著作，如果多有一份，陈老都会送给我收藏，因而在我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是陈老赠予我的，如黔人石果的《沧桑曲》、张嘉森的《老残回忆录》、龙先绪的《罗剑僧传》及点校的郑珍诗集等等。陈老除赠送书籍外，还将他的故交书法家易水寒赠他的书法作品转赠予我，嘱我妥善珍藏。另外，我将家人转赠之郭沫若、李仲公、黄源等人的书法，请陈老题跋后装裱收藏至今。我在装修新房时，陈老书赠“颂黄齐老”诗一幅及书室“江海咸归”四字斗方给我，装点我新居。据省文史馆的好友俞菲告诉我，陈老给我写的那两幅字算老先生的“绝笔”，因陈老为我写下这两幅字后就生病住医院一病不起了。

　　听说陈老去看望友人受凉感冒，本想是染小恙住几天医院就好了，谁也没有料到会越来越严重。我到陈老家去拜望老人，才从得知老人病重消息。我在好友俞菲那里吃过午饭后，一同打的赶去医院，与陈老见上最后一面。此时，陈老已不能说话，还在痛苦地与病魔拼斗着。次日(即2010年4月11日)下午，朋友电话告知“老人家走了”。我随即赶到医院、再到景云山参与对老人的守灵及葬礼活动。老人家走了，“一生独醒受其困，百岁长眠是所安”，而却给我们留下“洒泪送灵多不忍;叩关问道已无门”的伤感……

　　斯人已逝，我与先生故交厐思纯、王尧礼等人相聚时，都不约而同地谈论着先生之关爱美德，不甚依依惆怅也。现将我与文史前辈老人亦师亦友的文史情结杂记于此，卿以寄托一片深深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