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家苏东坡

□张欢欢

　　在苏东坡的人生中，曾经历过两次抗疫。

　　第一次是在元丰三年(1080)，苏东坡刚被贬到黄州，也就是如今的湖北省黄冈市，当时的黄州正在经历一场瘟疫。苏东坡在当地是个微不足道且受监视的小官，但他仍然以抗疫为己任，献出一张名为“圣散子方”的药方。药方的主人是苏东坡老家眉山的名医巢谷，这张药方是巢谷的祖传秘方，但巢谷的祖上有个规定，这张药方不得传于外人。

　　苏东坡心想：要不，我求求他?巢谷告诉苏东坡：这个世界是守恒的，总有一些人要得这个病，你如果治好了他们，这些病以后都是你一个人得。

　　苏东坡不在意，他继续求巢谷，巢谷最终被苏东坡的再三恳求而感动，但他很傲娇地对苏东坡说：你现在指着江水发毒誓，永远不将此药方传授给他人。

　　苏东坡照着做了，但仅仅只是发了毒誓，药方一到手，立马就去救人。吃了这个配方的患者，大多数都痊愈了，这一灵方被苏东坡记录在《圣散子叙》里：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

　　后来，这张方子又被苏东坡传给了庞安时，庞安时将此方收录于《伤寒总病论》里，苏东坡专门为此作序。而巢谷也并没有因此跟苏东坡绝交，在苏东坡被贬儋州之时，年过古稀的他还要跋山涉水去看他，只可惜在半道上去世了。

　　关于苏东坡第二次抗疫，《宋史·苏轼列传》里有这样一段记录：这一年是元祐四年(1089)，苏东坡去杭州当了“市长”。当时的杭州，也遇上了一场瘟疫，因为有过之前的抗疫经验，苏东坡先是用“圣散子方”稳定了一部分患者的病情。但这场瘟疫有点严重，确诊病例每天都在新增，不是“圣散子方”就能解决的，于是苏东坡开启了一系列的抗疫行动。

　　苏东坡先向朝廷请示，免去“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减去进贡大米的三分之一，这个举措相当于如今国家在疫情期间给企业减税减社保。

　　需要救助的患者太多了，没有足够的资金怎么办呢?在宋代，僧人不是剃个光头就可以当的，必须要有国家颁发的从业证书，而这个证书就被称之为“牒文”，有了这个证书，就可以享受国家对僧人的补助政策。苏东坡很会变通，用这个指标换取了一些大米，以救助在饥寒交迫中的患者。

　　到了第二年春天，苏东坡又把常平仓的大米拿出来半价售卖，用来煮粥和熬药。不仅如此，他还带着医生走访确诊病患的家宅，进行上门治疗服务，为此很多患者都康复了。

　　熟读医书的苏东坡深知瘟疫的传染性，认为杭州是水陆之会，输入病例一多，传染性就大，确诊病例死亡的几率也会随着增大。于是他向社会募捐了两千余缗，感觉好像还不太够，又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来五十两黄金，用来建了一个“方舱医院”，集中对病患进行治疗。

　　这个“方舱医院”，苏东坡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安乐坊”。安乐坊在疫情期间，收治贫困的确诊病人，“以僧主之”，主要是让僧人进行管理安排。而这些确诊病人的收治也很有条理，并不是将他们一窝蜂地安排在一起，而是“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根据被感染患者的症状与轻重安排病房，防止交叉感染，直到这些确诊的被感染患者痊愈后，才可离开。

　　有人会问：谁都可以被安乐坊收治么?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是在境内发现被感染，都有资格进入安乐坊集中收治。

　　经过三年多的治疗，杭州当时流行的那场瘟疫才被控制住，后来朝廷觉得苏东坡开办“安乐坊”的举措很有成效，于是多次采纳，并且更名为“安济坊”。

　　当安乐坊成为“安济坊”以后，确诊病人享受的国家福利更加丰富，不仅有医护人员，还有厨师、专门喂养被感染儿童的乳母，以及相当于如今医院保洁员的“使女”，可见宋朝对于疫情防控极为重视。

　　那以后，安济坊享受国家经费补贴，在此工作的医师享有编制待遇，被赐予了“紫袍”，这也许是方舱医院最初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