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穆宗隆庆实录》记载

　　隆庆二年六月，贵州抚按官杜拯和王时举，奏请将程番府治从今黔南州惠水县城迁入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城(即今贵阳城)，并获批准。次年三月丁未日，府名即因郡名改为“贵阳府”，明廷并“铸印给之”。

宋鼎是“贵阳郡开国公”吗?

——兼谈贵阳地名史

□宋晓勇

壹

　　近日得阅《唐会要》，内中卷九十九“东谢蛮”有如下记载：“贞元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贵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经黔州经略招讨观察使王础奏：‘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度朝贺，自后更不许随例入朝。今年恳诉，称州接牂、牁(笔者注：原文此处无断句。此系笔者根据前后文意断为两州，下同。按旧《唐书·地理三》，黔州都督府所辖50个羁縻州中，牂州、牁州并列为两州)，同被声教，独此排摈，窃自惭耻。谨遣随牂、牁等朝贺，伏乞特赐优谕，兼同牂、牁刺史授官。其牂、蛮两州(笔者注：原文为‘牂牁两州’。据前后文意，此处疑在古代活字排印时有误，应为‘其牂、蛮两州’。考新《唐书》列传《南蛮下》记此事为‘牂、蛮二州’)，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邻侧诸蕃，悉皆敬惮。请比两州，每年一度朝贺，仍依牂、牁轮环差定，并以才干位望为众所推者充。’”“敕旨：‘宋鼎等已改官讫，余依奏。’”

　　这是一则时任蛮州刺史、“贵阳郡开国公”宋鼎，联合当时的蛮州巴江县令宋万传(据新《唐书》，蛮州所领唯巴江一县)、牂州录事参军谢文等，经时任黔州经略招讨观察使王础向唐王朝奏请，比照牂、牁两州朝贡之例，赋予蛮州每年朝贡的资格。并请求蛮州也比照牂、牁两州的体例授官的记载，时间是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正月。

　　“会要”体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今史学界所谓“正史”，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延绵到《清史稿》，共计“二十五史”。与正史的体例相比，会要体在分类方面往往比正史更为细密，所包含的史料也更为丰富。我国历代修史的体例繁多，体例不同，侧重点就不同，所保存的史料也就不同。某个时代的历史面貌，绝非正史一家所能包办，还需要实录、通鉴、会典、会要等不同体例的史书相互补充。

　　我国会要体史书，最早出现在唐中叶。唐德宗及宣宗时期，分别由学者苏冕及宰相崔铉领衔编纂《唐会要》，各自成帙40卷，共计80卷，记载了从唐高祖李渊到唐宣宗李忱共计16朝的沿革损益之制。可惜，这个80卷本的《唐会要》早已失传。今本《唐会要》为宋初宰相王溥所纂，《宋史·王溥传》记载：“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

　　据南宋李涛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甲子日，“监修国史王溥等上《唐会要》一百卷……诏藏史馆，赐物有差。”据此，则今本《唐会要》成书至今已有1057年的历史。在唐代苏冕、崔铉80卷本《唐会要》已失传的背景下，今本王溥100卷本《唐会要》是为我国现存会要体史书中“年纪”最大的一部，其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唐会要》所载贞元十三年联名宋万传、谢文等奏请朝廷，给予蛮州每年朝贡资格的那位宋鼎，清道光《贵阳府志》卷八十七在追溯贵阳府境内水东宋氏土司的沿革时记载道：“水东宋氏，其先镇州人。有宋鼎者，唐德宗建中中为蛮州刺史，入朝……蛮州者，今开州也。”

　　显然，清道光《贵阳府志》认为，唐代的宋鼎本贯清代之贵阳府人，具体而言，为当时的开州、即今贵阳市所辖开阳县人。即使当前有研究成果认为唐蛮州地在今贵定县境，然溯贵定沿革，自明万历三十六年六月戊午日，明廷“铸给贵州新设贵定县印”始，直到清末，贵定县一直是贵阳府所属之附廓县。

　　看来，唐宋鼎为清代贵阳府人并无争议。实际上，宋鼎也是当今贵阳地区水东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人物，但囿于时代久远，史料匮乏，一直乏善可陈。

贰

　　关于“贵阳”之名何时首见于文献记载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比较统一的看法是，最早见于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记载。然而，近年来，陆续有文章根据所谓《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的记载，将贵阳地名史前推了至少100年。一时间，人云亦云，莫衷一是。

　　例如，《贵州县名溯源》一书在追溯贵阳地名史时阐释道：“《明实录(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庚午(即公元1389年3月28日)，‘遣使命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还军，分驻湖广、四川卫所操练。延安侯唐胜宗驻黄平，都督张铨、王诚、孙彦驻贵阳。’”该书于是得出结论说：“据此可知，‘贵阳’作为地名距今至少有615年以上历史。”

　　根据文本比较，窃以为该书所引，极有可能是1983年12月由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一书的记载。必须承认，该书自辑成以来，对本籍学者根据《明实录》研究贵州历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直到今天，该书对于研究明代贵州历史的作用仍不可小觑。但是，笔者在运用的过程中陆续发现该书存在一些校勘不精、漏辑、错辑的瑕疵。所以，通过该书检索到的史料，笔者一般都要经过影印本再作一番校勘的工作。

　　复查美国国会图书馆拍摄赠予“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红格本晒蓝之《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的影印本，其卷195记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庚午朔，遣使命征南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等还军，分驻湖广、四川卫所操练。友德驻沅州……延安侯唐胜宗驻黄平，都督张铨、王诚、孙彦驻桂阳。”《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一书关于此条内容的辑录盖本于此，只是将“桂阳”一词错辑成了“贵阳”，遂导致《贵州县名溯源》一书据此将贵阳地名史前推了100多年。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穷三十余年编撰了一部明朝的编年体史书——《国榷》，其卷九对当年征南大军在班师途中的驻地也有记载，且时间与《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的记载相同：“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庚午朔，诏颖国公傅友德军沅州……延安侯唐胜宗军黄平，都督张铨、王诚、孙彦军桂阳、道州……上以诸蛮易乱，恐大军还(后)旋叛，故分扼要地，休士控夷。”

　　孤证不立，以上两部文献的记载，文无重出而事可互见，足证当年征南大军凯旋班师时，张铨、王诚、孙彦等将领的驻军地确为“桂阳”而非“贵阳”。查此“桂阳”，地在今湖南省桂阳县，其明以来的地理沿革均与我贵阳无涉。

　　我们还是来看看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的记载：“贵阳，郡在贵山之阳，故名。”“贵山，在治城北二里……有名贵人峰，郡之得名以此。”《汉书·律历志第一上》记载：“大阳者(即太阳)，南方。南，任(古同‘妊’，下同)也，阳气任养物(孕养万物)，于时为夏。”可见，古以南向为阳，以这座城邑处在贵山的南面，故名“贵阳”。

　　我国古代历法认为，“阳”即“妊”。因此，山之南充裕着孕养万物的“阳气”。这或许是我们世代生活的这座城邑的古意所在。

　　关于贵阳兼容并蓄，包养万物的古意，道光二十五年来黔巡抚贵州的湖北孝感人乔用迁，在进京面圣时与道光帝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道光帝咨询乔用迁贵阳的风俗：“贵阳于四封(指四面的疆界)无所介，俗何如?”乔对曰：“是亦多侨籍，盖合吴楚之秀良以聚族于斯土也，其民华。”见已引出正题，道光帝遂点拨乔用迁治黔的要义：“趋于华也易，返于朴也难。朴，惟恐其陋也;华，尤恐其伪也。”乔用迁心领神会，其治黔期间，见士用官，不取华缛雕琢，正为黔省在浮华与淳朴之间趋于平衡。

　　据《明实录·穆宗隆庆实录》记载，隆庆二年六月，贵州抚按官杜拯和王时举，奏请将程番府治从今黔南州惠水县城迁入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城(即今贵阳城)，并获批准。次年三月丁未日，府名即因郡名改为“贵阳府”，明廷并“铸印给之”。

　　可见，有史记载的“贵阳”地名史为五百一十几年，有史记载的“贵阳”行政区划史为四百四十九年。然而，成书于北宋初的《唐会要》却记载，“贵阳人”宋鼎，在唐贞元年间曾为“贵阳郡开国公”。一个可将贵阳行政区划史前推七百多年的发现，将笔者撩拨得坐立难安——这实在值得好好探究一番。

叁

　　查笔者所阅《唐会要》，为中华书局于1955年对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四年出版的《国学基本丛书》之《唐会要》的影印本。继查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本《唐会要》，为断句铅字排印本，根据该本书名页后“本馆据‘聚珍版’丛书本排印，初编各丛书仅有此本”的记载，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本《唐会要》的铅字排印，其所据底本是一个名叫“聚珍版”的系列丛书中的《唐会要》本。

　　再查“聚珍版”《唐会要》之影印本，是个活字排印本，其卷九十九所记确为“贵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该本卷首《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详细阐述了“聚珍版”系列丛书(包含有《唐会要》)的由来：“校辑《永乐大典》内之散简零编，并蒐访天下遗籍不下万余种，汇为《四库全书》。择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剞劂流传，嘉惠来学。第种类多则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简，以活字法为请，既不滥费枣梨，又不久淹岁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简且捷……兹刻单字计二十五万余，虽数百十种之书，悉可取给，而校讐之精，今更有胜于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驯，因以‘聚珍’名之……”

　　原来，随着《四库全书》的陆续编纂，许多罕见古籍被编入该书序列。为使这些古籍流传开来，四库全书副总裁、负责武英殿监刻各项事宜的金简，奏请在《四库全书》系列中，“择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以活字排印方式刷行于世，这其中就包含有《唐会要》。有人想把这次排印的系列丛书称为“活字版”，金简认为这个名字“不雅驯”，因名“聚珍”版。因系武英殿监制，这个版本的丛书也称为“武英殿聚珍本”，后世简称“殿本”或“聚珍本”。

　　可以断定，因四库全书告竣后便束之高阁——分抄七部，分藏于文源阁、文宗阁等七大书阁，民间根本无缘得见真本。所以，活字排印的“聚珍本”《唐会要》问世后，成为后世各种版本《唐会要》的“祖本”。

　　可见，“聚珍本”《唐会要》的排印，其所据底本又是《四库全书》手抄之《唐会要》本。笔者继而查阅《四库全书》之《唐会要》的影印本，发现了问题所在。该本卷九十九对宋鼎的记载为“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据此可断定，“聚珍本”在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排印《唐会要》时，将四库底本上的“资”字，错排成了“贵”字，导致以聚珍本《唐会要》为底本的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本，及中华书局1955年本将错就错。是故，“贵阳”有史记载的地名史和行政区划史尚无法打破现有的纪录。

　　这一判断，还可从另外一个版本的《唐会要》得到印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12月点校出版“历代会要丛书”，其中就有《唐会要》(以下简称“上海本”)。这个本子在卷九十九的记载为“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

　　据前言交代，凡对底本有修改的地方，“上海本”《唐会要》均要出校，但该本《唐会要》在此处并未出校。这说明“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这段文字，原本就是其所依据的底本上的原文，所以才无校可出。由此判断，“上海本”《唐会要》所据底本绝非“聚珍本”之原本，此其一。其二，在“聚珍本”《唐会要》问世，成为各本《唐会要》的祖本后，有一个本子的《唐会要》已经发现、并纠正了“聚珍本”在此处的谬误。

　　果然，据“上海本”的“前言”交代，它所依据的底本，为清同治年间印行的江苏书局本《唐会要》。笔者虽无缘得见同治江苏书局本《唐会要》，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所据底本之源流“祖本”，肯定也是活字排印的“聚珍本”。而且，既然“上海本”《唐会要》的记载为“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其所据底本又是同治江苏书局本《唐会要》，足证同治江苏书局本《唐会要》虽以“聚珍本”为祖本，但它在编印时可能参校了新、旧《唐书》或其它文献的相关记载，从而纠正了“聚珍本”在此处的错误。反向思维，也能证明乾隆年间依据四库全书本《唐会要》活字排印“聚珍本”《唐会要》时，将四库底本上的“资阳郡开国公”，错排成了“贵阳郡开国公”。

　　虽然误会一旦解开，未能实现将贵阳地名史及行政区划史前推七百年的“宏伟”愿望，但因“聚珍本”《唐会要》行世时间长，是清乾隆以后所有版本《唐会要》的祖本，影响颇大，所以笔者不揣浅陋，填掉其中的一个“坑”，未尝不能为同好者一助。

　　关于宋鼎“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等一系列头衔中究竟暗含何种玄机，以及他的官衔透露出唐代蛮州怎样的形态等问题，敬请参阅拙著《从宋鼎的官衔探蛮州的等级及其编户》。

中华书局本《唐会要》称宋鼎为“贵阳郡开国公”